我特别愿意讲因果，凡事皆有因果。我年轻的时候做文学编辑，你们知道的文学大家我差不多都认得。前两天我出门在机场候机厅里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很熟悉的作家，多年未见，见我亲得要死。这个作家是余华，余华见我就说，咱俩哪天认识的，他居然说得出具体的日子，1983年某月某日一个叫王洁的女孩带着他去见我的，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女孩吗？我说我现在只记得你。
余华的小说《活着》去年卖了300万，在全世界小说里卖第一，是一本1992年的小说，不可思议。2017年卖了180万，2016年卖了120万。我就问他，你有什么感想？他说一开始不知道原因，后来想明白一个道理：当年读他小说的这些人，今天都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他们在推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才会如此畅销。
年轻的时候，我错以为文学是我一生的事。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我发现文学不是一生的事，它是半生的事。年轻人喜欢文学非常正常，因为有憧憬，对未来不知。到岁数大的时候，我希望生命科技有突破，让我活到100多岁，等我到了那个自己所认为的晚年，而不是别人所认为的晚年的时候，如果有精力，我可能写一本小说，书名都想好了，就叫《我的后半生》。
那个年月我认识很多文学才子，别说天才，现在没什么天才。我甘心做编辑做了整整十年，新中国成立70年里文学最为辉煌的时刻，因为有十年动乱的文化禁闭突然释放，在这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中，我认识了诸多作家。我们那块阵地不错，按照今天讲叫平台。给这些作家当编辑的时候，我自认为是个好编辑，我后来放弃了写小说的念想，是因为我写不过他们。
比如说，我书架上有一本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前一阵我无意中拿起来翻了一下版权页，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集。责任编辑：马未都。现在想来也是很有趣。
我之前也写过小说，曾经出过一本小说集，我也忘了是哪一年，我那批小说集里推出了五个作家，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刘震云。
我当时是找人为我作的序，是一位名叫“林斤澜”的作家。他现在在天之灵，有着短篇小说之王称谓。林斤澜是北京作家协会主席，温州人。当年北京作家团访问法国，温州协会举行盛大的宴会，说温州终于有一个牛人出现了。林斤澜先生与汪曾祺先生齐名，所以能请到林斤澜先生帮我写序，我还是感到十分荣幸的。
我写的第二本书相对比较专业，写的是中国古代门窗。《中国古代门窗》这本书当年获了中国国家图书奖，当时国家图书奖两年评一回，30万本书里就三个一等奖，第一本是《永远的三峡》，当年三峡是国家工程。第二本是七卷集的《中国书法史》，第三本就是《中国古代门窗》。这本书是罗哲文先生为我作的序。到今天虽然两位老师都不在世了，但我依然记着这些老先生曾经为我写的序。
我作为一个职业编辑，看书都是先看序，我发现这些年大部分序写得不好。好多人都是在无原则地说话，我一定不会这样去做。尤其落到白纸黑字上。
现在相信大家已经认识到了序的重要性。我从职业的角度讲，一本书怎么能够引导人家入门，过去听音乐会有序曲，看戏有序幕。我写序的时候每一本都认真对待，书我一定要看，而且我一定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个书从某一个侧面是有过人之处，或者是有好处的，是值得留下一篇文字的。
《小文》65里，有一篇跟喜文化相关的序，是我认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18岁我就认识她，她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最后在中央芭团跳《白天鹅》，当时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后来当她到50多岁的时候出了本有关收藏的书，想请我来作序。你很难想象从小学芭蕾舞的人跟收藏有什么关联，但就有关联，我就写了这个序，所以序一定要有一个导入。
关于《小文65》，我一开始没有意愿出成书，只不过写的多了，就逐渐有了意识，可以结集出版。很有意思的是，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并没有发现过去有这类把序言结成一本书的书，我想我来做这么一本，应该会很有意思，你捏着这本小书就看了这其中包含的65本书的基本梗概。
所以说，把这样一些零散的文章结集出版对我来说其实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件事，《小文65》未来的日子我想过，就跟生孩子似的，生了老大就想老二；现在我就在想老二未来该怎么办，为了老二，我想我还会继续写一些这样的文章。当他到99篇的时候就会固定住，比如书再版的时候叫《小文99》，我就不停地淘汰里面写得不好的，或者过时的。将来在我新的博物馆里，我想开出一片读书角来，把每一本书的原始状态包括作者送给我的书，还有我的手稿摆在那个角落里，让你们看看每一本书的成书过程，我心想，我一定要对得起这件事。
这本小书涉及至少65本书。书的内容非常广泛，有文学有科学，有旧作有译著。许多书我读时深受感动，庆幸自己有机会为其作序。作为一名曾经的编辑，幸福莫大于此焉。作为读者呢，读此书至少可以了解65本书的脉络，也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