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7日，胡也频与柔石、殷夫等四名作家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史称“左联五烈士”。《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后简称《光明》）是胡也频就义前创作的最后一篇长篇小说，也是他生平创作中最长的一篇。胡也频的经历，在其时左联成员中，是相当特别的一个。
胡也频，1903年生，原名胡培基、胡崇轩，福建福州人。幼时曾入私塾、教会学校，皆未卒业。因家中贫困，15岁往台江祥慎金银铺做学徒，1920年，以不堪店主折辱故，逃亡至上海。后往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轮机，未几仍失学，遂于1923年抵北京，开始了作为“漂泊者”和“文学青年”的双重生活。
在1923年的北京，这两种身份常常是重合的。相比于1917—1919年间即置身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现场的那些先辈来说，以胡也频为代表的青年有着显著不同的际遇。姑且不论罗家伦、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领袖，即使是纯粹以诗文名世的俞平伯、凌叔华等人，也大多出身望族，在北京的公立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相反，1921年之后拥入北京的人们，往往带着“小镇青年”的印记，如胡也频一般，他们来自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社会经历复杂。
在北京，由于缺乏圈子的支持，也没有家族方面稳定的经济来源，作为自由撰稿人，他们必须完成相当数量的写作，才有机会以其中的一部分换取稿费，支付基本的生活开销；频繁转徙于公寓和当铺间，困苦的生活反映在创作上，这批文学青年的作品多弥漫着强烈的颓废气息。
尽管在事实上文学创作常常以糊口为首要目的，不过，这些文学青年同时仍然将“文学”当作将自己从现实中超拔而出的某种崇高事业。在类似的境遇下，胡也频先后结识了丁玲、沈从文、刘梦苇等作家，到1927年时，胡在北京文坛已经成为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然而，到1927年，由于国民革命的进展，北京的文学刊物“或者已迁上海，或者已停顿，作者不是向南方走去，就是疲弱无力，不能提笔”。后来丁玲和沈从文都回忆，当时身在武汉的许多友人都曾来游说过，但胡也频并没有起过南下参加革命之意。直到1928年2月，胡、丁一道前往上海，主要的目的还是想重拾上海集结的新书业。此后在沪杭的一年间，胡也频主要的发表圈子，依旧是北京时期结纳的商务派和新月派，从内容上也看不出太多变化：小说多是恋爱小说与乡土小说，诗则是李金发体。
但此时在上海活跃着的，却是一批全然不同的新人。
从1927年开始，在上海，自日本归国的创造社后期成员、以党员身份而从事文学事业的太阳社成员，正在和此前活动于北京的五四作家论战，要求清算文学革命以来的整个新文坛，推动全新的“革命文学”。论战生产了大量理论文章，也贡献了一批苏俄、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译本，这些杂志和书籍成为了此时最受欢迎的读物。
在最开始，胡也频等人对此很可能是不以为然的。在介绍与沈从文共同编辑的文学刊物《红黑》的广告里，他们的文学事业被描述为：“以诚实为归”，“给这巧于立名的各式投机主义标榜时代下另外一点纯文学的补养”。而此时沪上的畅销作家，则被讥讽为“以抄袭贩卖新兴思想惊吓年青人”“假充志士或假装热情骗一部分人欢喜”。
不过，按丁玲的描述，这一时期胡也频已经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1928年间开始创作的《到M城去》则被当作他思想上左转的例证。
《到M城去》是胡也频创作的另一个中篇，所取的大体是其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形制，小说主人公素裳是党部要人徐大齐的太太，同时也是一名带有“文学青年”气质的新女性。素裳既不满于徐大齐忙于公务而带来的寂寞，也对政客圈子的生活感到厌倦，在此时，她结识了流亡中的“康敏尼斯特”（共产主义者）施洵白，思想很快左转。结局是洵白被徐大齐杀害了，而素裳则从悲痛中振作起来，独自一人“到莫斯科（M城）去”。
毫无疑问，小说显示出了倾向上的变化，不过仅就文本而言，《到M城去》仍然是一篇典范的恋爱小说。素裳所感到的苦闷与20年代婚恋小说中女性在旧家庭中所感到的苦闷并无显著不同，“康敏尼斯特”和“M城”在小说中毋宁像一种点缀，它担保了恋爱的道德正当性，同时增加了革命浪漫谛克的刺激。
然而胡也频小说中激愤的因素确实在增加，“帝国主义”“资本家”等这一时期的热词，也开始构成了控诉的理论依据，无论这种激愤是来自对下层民众的代言（《海岸边》《船上》），还是带自叙传性质地指向其时的出版商（《往何处去》《一群朋友》）。
和这一时期的沈从文一样，高产而仍然带有习作性质的写作，往往使他们尝试过一切当时流行的小说题材，但这些新倾向在沈从文那里是几乎看不到的。倘使将沈从文的生命轨迹视为一个北京文学青年合逻辑的发展，那么1929年则是胡也频与这一逻辑诀别的时刻。
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1930年。
在上一年的年底，仍然抱着以同人刊物维系文学志业想法的胡也频和沈从文再度遭遇了失败，两人合办的“红黑出版社”倒闭，并因此欠下了1000元的债务。月刊《红黑》停刊后，沈从文前往中国公学任教，不久胡也频则经人介绍在山东济南高等中学觅得了一个教职，大约在1930年的2月，胡启程北上。
丁玲稍晚于胡也频动身，但到济南后胡也频的状态使她颇为震惊，据说胡“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青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的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
后来他参加到学校里的一些斗争……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学校都被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
这一时期济南的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央关于“红五月”的指示山东党委是以青岛为中心展开的。也就是说，胡也频是以相当随意的方式开始了他革命文学家的生涯，又在完全自发的状态下组织起了一个庞大的革命青年队伍，连自己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无论从丁玲或沈从文的表述看，胡也频这时的变化都是意料之外的，看上去，与其说是那些革命理论说服了胡也频，不如说是群体性的革命激情俘获了他。
正是在这一时期，胡也频开始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创作，小说于1930年5月间开始连载于武汉的文学刊物《日出》，9月间付排单行本。
日益庞大的组织规模和日益高涨的斗争要求引来了济南国民党的注意，胡也频等很快不得不逃离山东。返回上海后，他便和丁玲一道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7月，胡也频已经进入了左联的核心，不久后入党，11月当选左联主席、第一届苏代会代表。这样，在《光明》之后，胡也频的创作数量也随之锐减，按丁玲的回忆，这时他的工作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党的事务上去了。
直到1936年左联解散，应当说，左翼文坛的论战文写作，其背后可能有政治安排，但小说写作大体上都是自发的。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胡也频的《光明》与其时党的文艺政策、斗争策略有关，尽管小说的内容显然带有立三路线的影子：主人公刘希坚每看到新的屠杀都奇异地表现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群众的斗争情绪要进一步“高涨”了。
尽管此后的评论家大多将这部小说解读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但总的来看，《光明》更应该被视为胡也频济南时期自我说服和相互说服的一次精神的“体操”。
女主角白华是一个热情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共产党员的男主角刘希坚，其主要任务则是借“五卅”期间的事实教育白华，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小说的最后，北京响应上海工人斗争的群众运动完全胜利，人们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讲演，男女主角的情感与思想也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从小说对共产党员斗争活动的描述看，作者显然更富于群众运动中被动员者的经验，而不是组织者的经验。1932年的一则书评指出：“在布尔什维克开会时，会场上的描写是十二分的不够，这样一个严重的会议，在一页纸上便匆匆的过去，没有把每个人的意见及工作决议……描画出来，只是说很严肃。”这结果是，从落实的行动看，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多少区别，都无非是开会、写文章、募捐——一个非常典范的五四时期的群众运动议程。
当刘希坚和白华展开正面争论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间的矛盾，则仅仅聚焦在群体行动中的“纪律”问题上，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所谓“无纪律”，则主要指开会时的散漫、无序。
因而，也许可以说，尽管胡也频此时已经完全认同于此前的革命文学理论，但他的写作仍然带有某种内部性：即使是天然带有史诗功能的长篇小说，也或多或少被移用于个人思想的调适，而非对现实事件的响应。
此时参与到左联中的作家，包括“左联五烈士”中的其余四名在内，往往首先是革命家、党员、革命理论家。他们大多在北伐中参与过实际的斗争，像蒋光慈，甚至是1921年即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受训的“老资格”——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很难称为“文学家”，即使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过发表经历。在这一时期的左联中，胡也频是罕见的一个开始职业化写作而决绝转向的作家，他的创作生涯显示着20世纪20年代北京文学青年突入革命文学的全部过程。
革命文学论争的参与者或将意识形态斗争视为现实斗争的组成部分，或将革命文学视为对革命胜利方向的开示，但在胡也频这里，文学和革命、内面和行动、个人和历史，仍然显示着某种同步性，他是以一个文学革命者的心理解革命文学的。
两年后，沈从文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觉得文学自由主义与典型主义（按，古典主义），一则容易使作者精力糟蹋于官能感情的歌诵中，一则容易使读者情绪沉浸于历史倾慕概念上，前者使人放荡，后者使人衰老。他自己得要一点拘束，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他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在这里，革命文学是一种文学，也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学，因而它可以革命。它负责处理人的抽象情绪，和近于琐屑的思想，并且相信，只有在这一切都被妥善处理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可能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