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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诗伟:或许顶顶红

发表时间:2019-03-13  热度:


或许顶顶红

文 / 刘诗伟

许志林认得红妹大约不是偶然的。

1997年3月,香港就要回归,总部把许志林从深圳调到武汉做分公司首席策划师,升了职。公司是港资的,从事企业咨询,有国外的marketing专业背景。那时,武汉还没有高档写字楼,基督教也沉寂,分公司在汉口上海路教堂院内租下一栋两层小房,挂中英文的方牌子,写着“未来咨询机构”,牌子不大,不像内地的招牌那么辽阔。社会上没什么人晓得这家公司,晓得的也以为是个新鲜单位,有点洋泾浜。

       许志林这年37岁,下海去深圳闯了7年。去深圳因为离婚,之前在武汉做过7年记者。那时他年轻。他有一个13岁的儿子阿海,由母亲带着,原先在中学旁边租房过渡,不久在汉口蔡家田买下一套两室一厅。现在他回来了,住在教堂里,便于忙工作;也因为在外养成的生活章程与习惯,怕回家让母亲和儿子不适。

       做咨询是现代业务,样子要洋派而有专业感。许志林坯子不错,欧化身材,高档衣服穿着合身;五官有型,皮肤透出好时光的反映;额头明亮,眼神有一种宽广的意思;尤其是一头茂密黑发,发式向上,微卷,两侧削得短,一看就是南来的风调。而且穿西装,即便夏天也得穿,哪怕从开了空调的写字间出来,把纪梵希浅色西装搭在胳膊上。再有就是“穿透烟雾”的香水,喷在空中,等待两秒后从香氛中穿过,染那么一点儿似有似无的气息。

       自然这些讲究都是公关形象的律令,回到武汉分公司也是不能丢的,就算武汉的商场买不到如意的服饰及用品,顶多飞一趟深圳香港。想来,只有理发最是堪忧,因为理发不好异地购买。他不晓得武汉的理发师会不会打理南方的发型。

       再说吧,正忙着咧。离开深圳时,他刚理过一次发的。可忙着忙着,一不留意,这个放心不下的理发问题如期生长:一天早晨,许志林吹头,发现头发已扎着了耳轮子。

       于是去发廊,认识了红妹。

       发廊的彩灯在汉口台北路临解放大道的街口旋转。之前,许志林问过员工,武汉的发廊咋样?跑市场调研的胖子牛徳娃说,台北路有一家还不错。牛德娃是内地眼光,许志林不免警惕。一天傍晚,许志林驾车经过台北路,沿途观察,快到街口,发现一柱彩灯明艳地旋转,偏头去看,玻璃门脸的上方写着三个字,从左念是“红顶顶”,从右念是“顶顶红”。车开过了,他想,是该从左念还是从右念呢?念头一闪而逝,剩下的印象只有彩灯旋转。

       挨到头发非理不可了,一个礼拜天的下午,许志林驾车带上牛德娃一起去。发廊门前没有泊车位,车靠路边停下,牛德娃下车,去发廊里问过后转来,上车指引他出街口右转,百米后再右转,经一段窄路驶入社区的空场。泊了车,二人穿行于筒子楼的曲折巷道。牛德娃说:老大,发廊老板是一个蛮性感的小丫头咧。那时不兴连锁店,发廊老板通常就是理发师。许志林撇嘴:这么说,你陪我来很划算嘛。牛德娃笑:怎么是我呢?

       说话间,二人由后门进入发廊,站到了店里。性感小丫头正在帮人吹头,从壁镜里看见他俩,停住吹风,转过身,眼睛顺着牛德娃的目光移向许志林,很正规地看了看他的发型,便仰起头,用广东腔的武汉话朝阁楼上喊:阿芳,给客人洗头!重启吹风机,接续手上的活计。许志林不动,向牛德娃做请的手势,牛德娃愣住:我是来陪你的?他笑笑:你先体验,我请客。

       牛德娃上了阁楼,许志林挪动一把钢架高椅坐下。发廊的壁镜可以反映室内,小丫头的眼神在镜子里诧异了一瞬。许志林点上烟,看着小丫头,摆明了要考察手艺。小丫头无所谓,只管忙自己的,被她打理头发的是一个时髦少妇,少妇要把额上的头发吹出一片瓦──像流行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她用滚梳卷少妇的额发,撩起,以吹风机的热流定型,吹风机呼呼地响,那“瓦片”渐渐显形。于是许志林眸中的余光开起小差:注意到小丫头烫染的黄头发很爆炸,额上勒一根红丝带,不到一米六的身高,一张看着舒服的菱形脸、大眼睛、粉唇,似乎故意放纵自己的高胸与圆臀,确有牛德娃说的那个意思……但年纪分明还小,不到二十岁的样子。

       许志林心里倒有了几分踏实,觉得小丫头很南方、很前卫、很好,毕竟自己的发式是从南方带回来的。

       理完发的少妇顶着“瓦片”走了,店里剩下许志林和牛德娃两个顾客。小丫头收捡下台面的工具,拿起一只玻璃瓶,站在理发椅旁边喝水。牛德娃头上包着白毛巾,从阁楼上下来,无奈地看看许志林,坐到理发椅上。小丫头放回水瓶准备操作,许志林走过去,嗯一声,指指牛德娃的头,又指指自己的头,小丫头说明白,便给牛德娃披围布。牛德娃喊:老大,我脸这么肿,不好跟你一样的!许志林憋着笑:哎呀,肿什么肿,肿就不做白领吗?小丫头不由得扑哧一下。

       那时,许志林的发式在深圳那边叫白领头的,到了武汉称之为“砍头”,意思是,脑袋两侧的头发推得又短又平,后脑勺很薄,像刀砍的一样。其实忽略了重点,即头顶不是刷子,是不长不短的柔和站立,发梢向后,微波,奔势,十分明朗干练地呈现,反驳了内地满街模仿港台明星的文艺表达。

       牛德娃的头发快理完了,许志林从镜子里看见一个新颖的白领即将出炉,起身跟小丫头招呼,主动上阁楼去洗头。洗完,下楼,牛德娃正贴着镜子左右扭头,检视发型,许志林说蛮好,一边去理发椅上坐下。小丫头给他取下头巾,用梳子把湿发梳成原先的样子。他对小丫头的手艺已经有数,微闭了眼睛垂下目光,不去盯着壁镜,让人家晓得他的信任和尊重。这期间,他的肩头被柔软地碰了一下,心里一热,小丫头停下推剪,他赶紧坐低身子。推剪复又开始。他问:雷地宾度人啊(你是哪里人呀)?小丫头答:偶系港东伏三人(我是广东佛山人)。他又问:雷够咩名(你叫什么名字)?小丫头答:红妹。他哦了一声,心想跟店名有关咧。

       理完发,红妹把他的头端正,跟他一起看镜子。他抬手捋捋额前的头发,红妹又拿起吹风和梳子帮他打理。他说:我不喜欢发丝耷在额上的。红妹放下工具,取一瓶啫喱,往手掌里喷一些,替他抿抿额发。再看镜子,均好。他起身,说:谢谢。

       离店,红妹送他和牛德娃到门口,他掉头招呼:哎,红妹,以后就你这儿了。

       以后,许志林每隔20天去一次红妹的发廊。但许志林一直没有记得发廊的名字,因为按现代汉语书写的规范,店名从左念是“红顶顶”,有点怪怪的;从右念是“顶顶红”,通则通,不合规,但南方一些老店也有这种写法。而许志林做咨询养成了严谨,向来排斥似是而非,脑子里干脆清除了模棱两可的“红顶顶”和“顶顶红”,只剩下确凿无疑的“红妹”。

       差不多两年后,许志林跟红妹像邻家大哥与小妹一样熟悉随意了,有时红妹会说起他初来店里的情形,他的记忆是依稀的,总不承认自己当时的态度那么严重,红妹便叹:嗨,有录像就好了。

       他问:你一定非常讨厌那个家伙?

       红妹笑:就觉得好跩的。

       再以后,红妹不再提这事。有一次,许志林倒是一个细节接一个细节地追问,红妹照实描述他初来店里的情形,他又问:你一定非常讨厌那个家伙?红妹还是笑:就觉得好跩的。他听了,也笑,觉得怎么会是那样呢?心里不由得勾起另一次理发的情形——

       1998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三镇外洪内涝,成了泽国。那天,总裁来电话,让他次日回深圳总部开会。他记起次日是满20天理发的日子,而且应当带着清爽的形象回总部,便决定提前理发。下午,大雨转中雨,他开车由上海路教堂出发,上了解放大道,差不多就要看见红妹发廊的转灯,可前方出现水凼,车开不过去,只好打道回府,歇了车,坐摩的去红妹的发廊。

       红妹发廊门前的台北路也淹了,水面再高一寸就要漫过门槛。店内已有水渍,红妹和阿芳蹲在门槛内,正用小铁碗往外舀水。摩的在门口停下,许志林缩在摩的篷里大声喊:红妹!红妹抬起头,看见他,惊呼:你怎么来了?他说:我要出差,提前理发。红妹连忙招呼阿芳找伞,一边拿了小马扎,丢到门外的水中。许志林接过伞,撑开,伸一只脚踏上小马扎,移身站住,摆手让红妹和阿芳从门口让开,一大步跨进店里,因地面是临时拼铺的几块砖,他没站稳,身子踉跄一下,幸亏红妹和阿芳左右扶住。

       店内的渍水有大半寸深,红妹和阿芳穿着高筒胶鞋,许志林脚上是皮鞋,站在砖块上不能走动。红妹眨眨眼,蹲下身去移砖铺路,让他迈一步再铺一块砖,一直把他渡到楼梯口,上阁楼去。之后,阿芳继续舀水,红妹上楼帮他洗头。他正要往洗头床上躺,红妹说:今天不能这么洗,到处是水,小心热水器漏电。就让他坐着,把头低在脸盆里。水是开水瓶的水兑了自来水,一点一点浇淋,不烫不凉,淅淅沥沥地亲切。洗完头,下到一楼,他由砖路走到理发椅那边坐下,红妹过来,在椅子前加一层砖,让他安心搁脚。接着用手动推剪理发,依然是怕漏了电……他说:真麻烦你,实在是明天要出差。红妹说:没有啊,你不来,我今天还没开张咧。他晓得红妹的宽慰,心里感激,不知怎么对红妹说。

       这时,发廊门口一暗,店里闪过一道光,他和红妹转头去看,是一个背包的小伙子给他俩照相。他本是不悦的,突然一顿,问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小伙子说是晚报记者,他便招手,要他的名片,小伙子进来递给他一张,他接了,手向身后指指:照片发出来,注明她是台北路发廊的红妹。小伙子连连点头。小伙子走了,红妹说:给我打广告呀?他笑:我是做咨询的咧。

       理完发,付钱,阿芳叫来麻木,他坐上麻木离去,红妹一直跟他招手,他也举着手摇摆,直到麻木拐弯。第二天,他飞深圳了。

 

       街面还是水汪汪的,报上登出红妹在渍水中帮人理发的照片。水一退,红妹发廊的生意便兴旺。此后,许志林再来,店里积着人,要等,红妹对其他等候的顾客说,这位老总提前约了的,让他先理。他有些歉疚,又看出红妹撒了小谎脸红红的,越发不安。可每次红妹不等他开口就抢先红着脸说话,他也不好却了人情。

       有一次,红妹给他打电话,要牛德娃的手机号,他没问原因,立马给了她。不久,牛德娃跟他同车,他问起这事,牛德娃笑:还不是替老大冲锋陷阵。他莫名其妙,一定要牛德娃从实招来,牛德娃交代:因为风气“开放”到了发廊,几个小哥们儿打红妹的主意,老去撩她,红妹是外来妹,没人替她出头,找你吧,晓得你是书生,胳膊腿子不够粗,只好叫我。这事对我来说小菜一碟,我去了,见那几个小杂种扎堆在一起嘻嘻哈哈,就大喊阿妹,一边撸起袖子,问,谁他妈活过了月份,来店里找死?红妹说今天还好咧。那几个小杂种即刻低头耷脑鸦雀无声……嘿嘿,就这事。他问:这事怎么是替我冲锋陷阵?牛德娃就诧异:老大,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他也诧异:我要明白什么?牛德娃说:我是你的马仔呀?他明白了,气得差点闭气,愤怒地质问: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不晓得天有多高?牛德娃不服:皇上也宠幸民女咧。他严厉回道:闭嘴,以后再这样不尊重人家小姑娘,不要见我!牛德娃似信不信,看着他直眨眼。

       之前许志林就晓得一些红妹的情况。有一回,他去理发,店里出现一个卷发的中年妇女,穿花裙,坐在门口的椅子上跷着二郎腿,大口啃咬带皮的苹果,一边跟红妹说粤语。听她们对话,红妹是叫这中年妇女姑妈的,姑妈让她去家里吃饭,她说店里丢不开,以后再说。中年妇女走了,他问红妹:你姑妈家在武汉?红妹说:姑父是湖北人,原先在广东那边的铁路局工作,前年调回武昌的。他大约晓得了红妹何以来武汉发展。当时,暗自一笑,脑子里同时蹦出红妹和牛德娃——牛毕业于体育学院,半道学市场营销,虽然性格大线条,也算白领,跟一个漂亮的理发妹倒是般配。

       下回,中年妇女没来,一个小伙子坐在店门口低头看报,也是中年妇女跷二郎腿的位置。许志林进店时朝小伙子瞟了一眼,去看正在给人理发的红妹,红妹转过头来,两人目光碰上,但红妹即刻回头,没有招呼。轮到给他理发,红妹依然不语。一会儿,门口的小伙子起身过来,说去买雪糕,红妹连忙道:不买不买,我要做事,买了也没手拿着。小伙子说:那就买绿豆汤。便出门。他本该问问小伙子是谁,但问与不问都是歧义。沉默着,红妹主动说:他是我姑父的侄子,跟姑妈在一个单位。他哦了一声,称赞道:不错,看上去蛮忠厚的。小伙子回来,将一杯绿豆汤搁在工具台上,说声你忙我先走,没等红妹回应,转身离去。许志林看出了眉目,在心里替红妹分析:小伙子虽然跟牛德娃一样胖,脸上长满青春痘,但人是本分样子,有吃公家饭的单位,红妹独在异地,生计靠手艺,能找一个铁饭碗,算是不错的着落——可红妹为什么不上心呢?他想,等哪天方便,给她作个咨询吧。理完发,红妹端着他的脸照镜子,他早已放心,不再验收,但红妹看见瑕疵,帮他扶正当面的几根发丝……

       于是问题就来了:红妹为什么没让“姑父的侄子”驱逐“小杂种”,却喊来“马仔”牛德娃充当护花使者呢?

       许志林感到惶惑:红妹是邻家小妹,他不可以像对待别的姑娘那样,只要我没那个意思,你误会或单方面怎样是你自个儿的事——如果万一红妹误会,那岂不是掉得大?他想到了换一家发廊。黄昏时,他开着车在汉口街面闲逛,间或发现旋转的转灯,可不知何故,几次都没有停车去打探……车不知不觉开到台北路,他看见街口的转灯跟往常一样绚艳地旋转,从门前经过,偏转头去,瞥见红妹正在店里给人理发——全然不晓得他的盘算咧。

他不想逃,不晓得怎么办。

幸亏儿子阿海帮忙。礼拜天中午,许志林带阿海去循礼门吃过肯德基,开车回蔡家田小区,车停了,阿海没有像往常那样一个人下车上楼,对他说:你也回去,我有话要跟你说。阿海早慧,已读高一,他得尊重。上楼进了家,他跟母亲说话,阿海把他喊到自己房里,关上门,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他,他一眼便看见红妹在渍水中给他理发的照片,不由得抬头望着阿海:什么意思?阿海说:我去过这家发廊。他仍问:我说你什么意思?阿海说:报纸是我们李老师给我的。他还想问什么意思,却愣住。阿海说:李老师叫李贞,教英语,是班主任,你去学校给我挂蚊帐那次,她见过。他不晓得儿子要说什么,试着问:李老师是个女的?阿海说:是,单身,很漂亮。他便笑:你喜欢她还是她喜欢你?阿海嗤道:你严肃点,如果你喜欢她,她就会更喜欢我。他无法严肃,越发想笑:儿子,你是要给你老子拉纤呀?阿海低下头:我怕你失足,气坏奶的身子……今天晚上有家长会,你看着办。当晚,他去了,家长会之后,跟李贞老师聊儿子的情况,聊到很晚,开车送李老师回家……他觉得儿子的眼光不错。而且,他有了理直气壮去红妹发廊理发的理由。

全文见《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9年第3期

 
 
作者简介:刘诗伟,男,现居武汉,长江丛刊杂志社社长、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19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曾供职外资企业和从事企管咨询。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在时光之外》《拯救》《南方的秘密》,中篇小说《不知去向的别先生》,散文《种田的祖父》,理论与批评《创作主体的“内在自由”》《追求有深度的文学》。曾获湖北文学(长篇小说)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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