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一天我翻箱倒柜找独生子女证，找到一个红塑料皮的自行车证。翻开自行车证，我好像骑跨上了一台想象的自行车，开始了关于自行车的回忆之旅。
我最早接触自行车，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住离学校稍远一点的同学吕斌，每天都骑着自行车上学。我记得全班四五十个同学，有自行车的也不超过三五个。谁家要是有台自行车，那感觉，不比现在谁家有奔驰、宝马差。
每天看着吕斌骑着自行车，我和同学们都投去羡慕的眼光。我不敢想自己家啥时候能买一台，就是能骑一次也知足啊。这一天终于来了，记不得事先说了多少好话做铺垫，做好了张嘴借车骑的准备。最后，他答应了让我骑一圈儿。
那是我第一次骑自行车，不知道怎样上车子。干脆来个笨办法，把自行车推到一个小高岗上，两手把稳车把子后，右腿跨过车大梁，两腿在地上支着。左脚踏上车脚蹬子，右脚也踩着右脚蹬子。身子往前一倾，脚就离开了地面。自行车里倒外斜地往下坡冲，我当时也不知是忘了捏车闸了，自行车直奔路边很深的水沟奔去。我急中生智，心想不能让同学们看笑话，就干脆把住车把，朝着麦秸垛冲去。当自行车中到麦秸垛上时，自行车行走的惯性，差点把我射出去。车子停下了不一会，紧张劲还没有过去，吕斌和好几个同学就跑了过来，把自行车要了过去。从那以后，我觉得骑自行车不光好玩，还够刺激。
结婚以后，用自行车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就攒了140多块钱，托我们科长帮助买台“红旗”牌自行车。因为“永久”“凤凰”“飞鸽”牌的虽然好，可价钱也高。为了多驮东西，有的人家还买大“金鹿”和“国防”牌的，后面的货架子很结实。当年买自行车得到商业部门找人批条子，我王科长就在商业批发站调过来的。我把钱给了他，可五金站当时也没有自行车。他就把这钱放在家里，当年这140多块钱也不是小数目。他怕丢了，就把家里的地砖，起下一块砖来，再抠出一个玻璃罐头瓶子大的地方，把钱用塑料袋封好，装到玻璃罐头瓶子里。也不知过了多少天，我们每天都见面，可我不能问他这件事。王科长也看出我的心思，隔一段时间，他就主动和我说：“别着急，自行车快来了。”后来，我家真的有自行车了，再也不用出去借了。
改革开放以后，几乎家家都有了自行车。我自然也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家里买东西要骑，去农场老爸的战友家串门也要骑。还驮着我的老娘，去小学校广场参加过商品交易会。在当时的大排档里，我还请娘吃了一顿饭。到了九三报社工作后，在近处采访也骑着自行车。
自行车当时不仅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还密切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谁家要娶媳妇，必须先买齐了“三转一响”四大件，自行车就是“三转”的第一件。当然还有缝纫机、洗衣机,“一响”就是收音机。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和几个同学推着自行车去接的她。我在兼任九三管理局工交团委副书记时，有一次组织几百名团员青年，骑着自行车去5公里以外的大青山郊油，当我们的自行车队从管局门口走过的时候，引来无数路边的行人驻足观看，当时那场面真叫壮观。
自行车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只这些，更有让我终身难忘的立志故事。1984年，我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周游世界》上,看到一个叫潘蘅生的画家，用水墨画的形式呈现了50年前父亲潘德明骑自行车的环球之旅。这部作品荣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奖和第三届全国连环画评选的荣誉奖。书里的大概意思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浙江省湖州开餐馆的青年潘德明，从上海《申报》上看到有8位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亚细亚步行团”，马上关掉自己的餐厅前去参加。当他赶到上海时他们已经出发，他就追到杭州入队。他们一起走到广州时，只剩下3个人，再到越南清化时，只剩下潘德明一人。他买了一辆英国产的自行车，一个人过越南，经金边，横穿柬埔寨进入泰国。然后又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在那里，他受到当地华人的隆重欢迎，因各界名人题词很多，他请人制作了一本4公斤重的《名人留墨集》。
潘德明先生历经7年，独步行走了8万里，走途径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人类历史上用双脚环绕地球的第一人。
更加巧合的是30年后，潘德明的儿子潘蘅生从上海下乡来到了北大荒，就在我们九三管理局的七星泡农场。更巧的是:2009年，我接受一家杂志社的邀请，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采访了这位知青画家潘蘅生。
近些年,城里的路越拓越宽,可找不到自行车能走的路了。停车场也越建越多,也找不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了。当我开着轿车找不到停车场的时候，当我接到交警的处罚通知单的时候，当我的车在路上和别的车发生刮蹭的时候，当我开着车在路上堵着的时候，我真的想念我们当年骑自行车的年代，我真想再买一台自行车，闲暇时找回当年那种悠哉悠哉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