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著名小说家； 1956 年出生于湖北古城黄州，湖北省文联主席、《芳草》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蟠虺》《黄冈秘卷》等长篇小说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二十余种；有多篇小说在英语、法语、日语和韩语地区翻译出版；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获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学院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长篇小说大奖，多部中篇小说曾获第五、六、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散文《抱着父亲回故乡》获老舍散文奖；现居武汉。
从血性抒情到贤良方正
朱朝敏：先从您最近发表的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谈起吧。《黄冈秘卷》书写黄州大地上的一段历史，我们的父亲“老十哥”一生的命运，从他革命到后来的反腐和退休，命运几番起伏，暗合了黄冈这块土地特色，苍茫宏阔的底子上漫溢着痴心不改的精神气质，一个人背后，时代风云和民族之魂犹如旗帜猎猎招摇。这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意味着您一开始就在准备宏阔叙述，以更大的视野写出“鄂东史”？
刘醒龙：二〇〇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自己确有写成史志的想法，却被广泛理解为家族。《黄冈秘卷》的情况正好相反，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定性为史志，而我本来只想好好写一写几位很有代表性的父辈。长篇小说很博大，也很意味深长。能够读出多种可能的长篇小说，才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父亲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小说，至于是不是真的写写父亲，我并没有认真想过。父亲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怀，放在时间的长河里观看，有着很大的不同。越是用心去写，越是发现父亲他们这一代，看上去平凡普通，貌不惊人，但在他们所面对的一百年里，其心其意，其行其为，远比通常所见的那些肤浅文字来得深刻而高尚。用“我们的父亲”这样的称谓，也是为了表达作为后来者的“我们”，经历了上世纪80 年代的“寻根”，90 年代的“写实”，在又一个一百年的背景下，为“父亲”塑一尊令我们问心无愧的文学雕塑，理应成为与“父亲”最亲近的“我们”的天职。
朱朝敏：《黄冈秘卷》小说名来源于您撰写的《黄州安国寺重修记》文章及书法时的灵感，其中一组数字：明清两朝，各中进士276 员和335 员——您认为，春野秋山，必留圣贤风范……《黄冈秘卷》的言说，都是这类风范的延续。很好，“秘卷”与“风范”，这中间包含了诸多不可言说的意味。“老十哥”的命运，令人唏嘘又肃然起敬，与黄冈这块土地很自然地锲合，昭示我们这个族群的精神气质。于是，小说抵达了历史维度中的灵魂痛处。“秘卷”到“风范”，小说完成了它的尊严叙述。您现在来看，风范具体指什么？
刘醒龙：写作是要自始至终都得尊崇内心的。自己渴望写什么，就心甘情愿写什么，不硬写。在《黄冈秘卷》后记中，我写了一句话，为故乡立风范，为岁月留品格。我一直觉得，养育我们的故乡是非常之伟大的，只是我们对它的品质，或者是视而不见，或根本看不见。年轻时我对故乡有种种偏见、激愤，现在越走越发现，故乡太了不起了。爷爷说，从古到今，黄冈这地方从来没出过奸臣！这只是一位乡下老人很普通的话，老人说这话时，是不会去想有什么重大意义 。恰恰这样一句原始心态的话，成了故乡的一种品质。这个品质，也是与老人一起生长，在我们前面行走的那一代代人的品质。这个品质是怎么立起来的，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被哪些人出于何种动机遮蔽后，又该如何重新发现？也是我在写作中寻求答案的过程。从爷爷到父亲，他们都只是在普通人群中还要靠后的识字分子，四十岁以前，我看重他们身上的血性，如今，却常常被他们身上那种贤良方正的细小印记所震撼。
朱朝敏：您在采访中表示，写《黄冈秘卷》，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我想，这不仅是灵感，更多的是一种感怀，可以说积蓄已久。您如何评价这部新作？
刘醒龙：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吧，写完这部小说后，清明节回老家在爷爷和父亲坟前磕头时，心里少了许多愧疚。往年，自己只是在心里对他们说，我来给你们磕头了。今年清明节，我突然大声说，爷爷，您的大孙子给你磕头来了！转过身来到父亲的坟前，我依然大声说，爸爸，您的大儿子给您磕头来了！当然，说话时，我用的是方言。在后记中，我一再提到自己每次面对故乡时，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害羞。千万不要以为我写了这部《黄冈秘卷》后就不再有害羞了。我已经有所预感，因为《黄冈秘卷》，自己会更加不敢在故乡面前昂首挺胸。醒过来的故乡，被正确理解的故乡，那前所未有的魅力，才是需要自己认真评价的。
朱朝敏：许多经典作品，不约而同地具备“补充历史和重新叙写历史”的功能。那么，在多种史著存在的今天，文学仍在孜孜不倦地重新叙写历史，您觉得有意义吗？意义在哪里？
刘醒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文学来说，一切历史更是当代人的心灵史。比如黄冈，过去一百年来，直接写史或者只是从史的角度来写的著作不在少数，《黄冈秘卷》的出版，依然突显出不同寻常的东西。文学中的史，往往被说成是一个人的，一个人的黄冈，一个人的武汉，一个人的上海，一个人的北京，一个人的意义就在于与众不同，在于前所未有，只要与众不同和前所未有，自然就具备作品存在的意义。
朱朝敏：文学又是如何介入历史的褶皱中，从而最有可能地捕捉“真相”？
刘醒龙：在资料永远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完整、真相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的历史面前，看不清楚，弄不明白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似乎任何随手之举都能将历史撬开一扇窗口，实际上并非如此，除非人都死光了，否则就还会存有真实的人心。真正可靠的还是人心，只有与心灵一脉相承的历史才能够与真相狭路相逢。
刘醒龙作品《黄冈密卷》
用独有方法发现文化细节
朱朝敏：记得，您在湖北省青年作家培训讲座中提到小说的细节问题，您强调：注重细节，尤其是文化细节，对文化细节的发现是作家独一无二的创作方法。结合您几年前出版的小说《蟠虺》来说，这部糅合了悬疑侦破、历史文化、学术良知于一体的长篇小说，笔调饱满有力，结构自由又不失严实，叙述上大开大合、大雅大俗，要我看来，这小说的气势源于一个基点“楚文化”，比如，关于曾侯乙尊盘的蟠虺纹饰、内部构造、高贵气质和种种神秘异象……这是否在证明您推崇的“文化细节”观点？小说中，青铜器范铸法与失蜡法的学术争论下，曾本之不断更新认识，不断否定自我，推动情节发展，将历史反思和现实关照无缝对接，人性的欲望和良知由此尽显。能否说，文化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触发了您创作的灵感？
刘醒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曾流行一个说法，一个好的细节能写一个好的短篇，两个好的细节可写一部好的中篇，三个好的细节就可能写一部好的长篇。到了九十年代末期，“知音体”鼓噪起来的泡沫一样的伪细节写作消失后，有几个文坛中的熟人熟脸四处游说，今后的小说不需要细节，因为读者已不耐烦读细节了。一晃二十年了，没有任何小说家在小说前进过程中，真的抛弃了细节。在更年轻的写作者中，对细节描写到了如痴如醉程度。甚至那些本不值得大写特写的地方，也会极尽渲染之力去注水掺水，将细节抻面一样拉伸扩张为情节。这不是细节的错，这样的劣作也与细节没有关系。没有细节就没有小说，这个原则到现在也还是颠扑不破的。《天行者》写到一位记者到界岭小学暗访后，许诺要将老师和学生们的情况写成文章，发表在省报的头版头条上。不久，记者的文章果真在省报的头版上发表出来，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只有几百字的细节，决定了这部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品质与气象。文化的模样看着有些虚幻，文化真正的着力点，只能是诸如此类不可复制的细节。
朱朝敏：非常喜欢《蟠虺》中的这个细节：“曾小安说郑雄很伪娘是有几分道理，像我们这样纯粹搞研究，只对历史真相负责。自打当上副厅长，郑雄就不能再对历史真相负责，首先得对管着他的高官负责。所以，但凡当官的，或多或少都有些伪娘。就像昨天下午的会上，郑雄恭维庄省长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就是一种伪娘。只不过这种伪娘，三分之一是潘金莲，三分之一是王熙凤，剩下的三分之一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读起来既美妙玄幻又横空穿越，最过瘾的是新加坡的鞭刑那样的批判。在《蟠虺》中这样令人会心的文字比比皆是。您又是如何把握灵感和“文化细节”之间的关系的？
刘醒龙：《蟠虺》就是一部来源于文化细节的作品。我当第二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时，曾在评委会严厉批评某部参评电影，既不尊重文化，也不尊重历史，完全地方利益需要所驱驶的广告宣传片。在历史器物的求证中，这种急功近利的现象屡见不鲜。《蟠虺》的背景是一件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仅此一件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盘。仅仅是唯一性还不足以产生小说灵感。关键是曾侯乙尊盘的制作方式，分明从未有过定论，却有一些人轻率地对公众下断言。前一阵热播的电视片《国宝档案》中煞有介事地说的那些，其实是莫须有。这其中还有文化源流与兴起，人文品格建立与崩坍等。就这部小说而言，想不出有别的把握的可能，只有良知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参与到文化之中。
朱朝敏：《蟠虺》里的对话很有意思，涉及的知识点广博繁复，但叙述简洁干净，以至于里面的时空纵深感强烈，有时几句话拉出一个广阔的时空范围，很多时候，让人产生瞬间即一生的感觉。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是有意为之吗？
刘醒龙：《蟠虺》是我在长篇小说写作中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之前的长篇，绝大部分文字都在写乡村，偶尔写写城市，似乎从没有尽兴。就像写中篇那些年，也偶尔为之的《暮时课诵》，写了一座寺庙里的人和事，这么多年，一直为自己所偏爱，也是因为写作的状态格外畅快。最好的状态不可能是有意为之，凡是刻意相求，往往力有不逮。理想的写作状态毫无疑问是顺其自然，似山水天成。
朱朝敏：您的小说散文几乎带有强烈的楚文化色彩，这是鄂地作家的显著标志，但具体到每个作家又各各相异。这涉及到古典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的传承问题，还涉及到作家的个人气质风貌。这方面，五十年代的作家做得不错，而70 后80 后，显然较为欠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就这一现象，您对70 后80 后作家的创作有何建议？
刘醒龙：这实在不是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话题。人在地上，又不是在天上，吃的喝的穿的说的听的唱的都在受着当地风格影响，只不过那些手拙的人，文采不到位，没办法写出来。气质风貎却是值得每个人琢磨的。一个人成天疑神疑鬼，事事处处都在准备，从头到脚到处藏着掖着各种伤人暗器，再怎么乔装打扮也成不了正人君子。吃亏是福，这话还有功利的一面。吃亏应当是一种人格历练，而不是会给自己带来最终好处。凡是老年人，都是从年轻人的年轻事中过来的。年轻过了，才明白年轻是机遇，不是资本，也不是本钱。有人可以最大化，有人却弄成虚化。谁能早一点从云端回到地上，谁就能早于同龄人将未来紧紧控制在自己手里。
朱朝敏：我很喜欢《上上长江》这部长篇散文，里面充满了机锋的细节，还有不少神来之笔。比如，您写到通天河遇到狼的事情，它从车前跑过，从右到左。而您认为：看见狼，才知道，这一路对长江的认识算是彻底完成了。当然，狼在当地人眼中，是吉祥之物，能从人身边按照从右到左的顺序经过，便是最吉祥的。仅仅是因为“狼= 吉祥”之感，才促使您产生“对长江的认识彻底完成”的感觉吗？还有其它吗？请您具体谈谈。
刘醒龙：走长江，刚出发时，对长江的感觉除了神奇就是神秘，等走到金沙江变成通天河的那一段，忽然觉得长江一万里，与小时候和小伙伴们戏水的那条小溪一样亲切。行走长江的最后阶段，在曾经令人谈虎色变的可可西里，随行的一位记者忽然对我说，你可能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将长江从头走到尾的作家。我回头一想，可能事实就是如此。对长江的认识彻底完成，正是由于自明白即便是浩浩荡荡的长江，它所承载的万物，原来也都是由常识所建构的。李清照以一介女流，为何能够写出关于项羽的千古绝唱，不是她有多大的英雄气概，而是对恩爱夫君赵明诚遇兵变只顾自己逃命，日后路过乌江时所涌现的感同身受。常识最动人，因为常识是人人都能读懂的，也能够进入人人心里的。长江流淌的只有常识，走长江所见到的也都是对常识的一再强化。
朱朝敏：这种感觉在行走中是隐喻，也是神谕，而对于创作又何尝不是？请您展开谈谈您的看法吧。
刘醒龙：说实话，面对长江，常常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连一滴水、一片云都不是，更别说将自己认作是来写长江的作家。越接近源头越是如此，若不是遇见那匹狼，还真不知道如何写通天河。狼最懂得狼！羊最懂得羊！一滴水最懂得一滴水，一条江最懂得一条江！当我说长江就是一本常识时，也许长江正在那里窃笑。我不是长江，也就永远也不可能真的懂得长江。写作者可能写小说，却不可以成为小说，所以才要切记，不要妄议小说，只能尽最大力量去接近小说真相。
刘醒龙作品《蟠虺》《天行者》
文学的学养在于尊重人生
朱朝敏：《上上长江》被媒体誉为新时代的《长江之歌》。其实，《上上长江》更多的是深沉内思，有感怀，有悲悯，有奠祭，从自然到人文，从地理到哲思，从神秘到日常真理，从历史到现实当下，然后凝聚出一枚沉甸甸的内核。我很赞赏《上上长江》这个书名。我想询问的是，这个长篇散文成书后，您有无遗憾的地方？有无遗漏的尚没记录进去的细节？
刘醒龙：遗憾总是有的，这一次写作与行走，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到达长江的最远源头格拉丹东冰川。本来是在计划当中的，因为对气候条件制约的不了解，不知道七月份的可可西里太可怕了，冰冻的荒原表层解冻后，连耗牛都有可能陷进去，得不到救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很想在某个四五月份，或者九十月份里，有机会弥补上这一段。书中武汉一段和三峡一段，少有提及，也因为从前就写过不少文字，就没有再写。与出版社说好了，待些时日再出一个新版本，将相关文字全部收进去。
朱朝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关于“行走”，对于作家，它具备怎样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个陈腐的话题，但我仍要问，“行走”的意义，对于一个作家气度胸怀的培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刘醒龙：读书与抵达现场完全不相同，现场的意义无数倍于书的本身。远离现场，单纯读书每每会冒出非分之想，一旦抵达现场，所思所想就会变得简明且坚定。这几年，我去过南海，到过塞罕坝，将南水北调工程从头走到尾，再将万里长江从尾走到头，这才能有文学需要抵达“第一现场”的概念。无论是时下还是既往，没有见到第一现场，而将第二或者第三现场当成真正现实的写作与批评不在少数。与真正现实脱节的写作，很快就会显示出无效性。在信息超常的时代，更需要写作者成心与那些只依赖各种语言“互联”的行为过不去。在互联网上点点鼠标就能看到的图像和文章，永远也无法取代“第一现场”。在赤水河边见到挂红挂绿的荔枝，在汨罗江上见到没有进入传说却真真切切的杜甫墓，在万里长江第一湾的石鼓镇见到比传说还要传说的麝香，在可可西里见到一个与传说大不相同的藏族少妇独自驾一辆小轿车停在溪边洗濯，在通天河畔见到只能是传说的化成菩萨模样的文成公主摩崖石刻像。这种在传说的现场，让传说穿透自己，再让自己穿透传说的过程，不禁使人生出金光拂面的感觉。置身现场，完全有可能再造自己的学养。像建在悬崖上气度典雅的文成公主庙，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居然在毁灭性的玉树大地震中连裂纹都不曾出现一道，这种神奇可以成为人生信仰的力量，也是文学的潜在资源。
朱朝敏：一个成熟的作家似乎都有自己的放松方式，比如村上春树喜欢跑步——是的，跑步于他不是锻炼，而是放松，因为他说：跑步中含有一种我非常熟悉的东西，跑步时，我身处宁静之地。嗯，据我的了解，您有每天晨泳的习惯。请您谈谈晨泳与写作的关系。
刘醒龙：我尝试过跑步和散步，结论是这些方式不适合自己。用两条腿在地面上行走，是人的生存技能，也不知道是何种原因，平时走路没事，一旦成为锻炼身体的方式，每走一程下来，就累得无可奈何。后来换成游泳，感觉就不一样了，十几年坚持下来，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换成写作中的道理，只怕也差不多。写什么和不写什么，该坚守的和该放弃的，也要心中有数。写作时，过于顺利时需要警惕，过于别扭时更要及早回头。大家还在被窝里，就爬起来游泳还有个好处，泳池里的人极少，有时候甚至只有自己一个。水质也好，虽然水温凉一些，但能让脑子更清醒，常常下意识地将头天晚上的写作，还有更久远时的一些写作再感觉一遍。比如《蟠虺》的开头：“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就是在泳池里冒出来的。
朱朝敏：如果有一个选择，只能选一项，在写作和晨泳之间，您会选择哪一项？
刘醒龙：没有这样选择的。非要选，当然首选游泳，身子骨不行，做什么都好不了。在别人看来写作是脑力劳动，其实是百分之百的体力活。特别是写长篇，哪怕是熬灯油一样地写，也还要拿得起笔的那点力气。文学在文学之外这话，也暗含着这个道理，文学需要一副好身子骨。
朱朝敏：不久前，媒体疯狂地转载一个消息，“优秀的小说家正在濒临灭绝”，这是据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发布的一篇报告指出的，报告称，图书价格、销量以及预付款的下降，意味着文学作家比以往更难依靠作品来谋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所致，还来自文学自身，即高质量的作品与迎合市场的作品的争论。总之，文学式微的信号已在全球亮闪，优秀作品的确大幅度减少。针对“文学式微甚至灭绝”的现象，您有何看法？
刘醒龙：“优秀的小说家”从来就少，如果天下的小说家都是优秀的，那显然是掺了太多的水，优秀也就不成其为优秀了。现在的媒体，多半是坐在四季如春的空调房间，用鼠标加键盘，再加一个拇指来制造新闻。对这类媒体的话，甚至谈不上相信和不相信，而只能放到好玩和不好玩这个层面来考虑。新闻界有自己的金句子：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那些从业人员就是这么教导出来的，所以，想要从他们嘴里吐出“优秀小说家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象牙，无异于对他们谋财害命。小说之事，最了解的还是小说家自己。只要小说家还在乎小说，还将小说当成一种人生方式，当成个人价值的一种取向，别人怎么说，只管由别人说去。更何况，小说和诗歌，早就被这些其实是在为自己讨生活的人宣判过许多次死刑了。当然，如果顺着他们的话说，也能推断出，未来小说的活路，绝对会反过来让这些人怀疑自己的人生。我没见过这个报告，但我见过太多在身边蹭来蹭去的出版商，对这些将小说出版当作摇钱树的人来说，小说好坏并非他们真的所思所想，唯有银行账号上的往来流水，才是让他们感觉心跳或者肉疼的真金白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世上还有一个小说家，小说的铺天盖地就是指日可待的事。再换句话，只要人类还在仰仗文字进行人际间交流，小说一定是其中最优秀的形式。
朱朝敏：优秀作品与迎合市场的作品的争论由来已久，早已缺乏新意，但这一争论却再次提上日程，而今成为全球的关注。这其中与经济、科技、审美有什么关系吗？作为纯文学作家，面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您会在写作上做出调整吗？
刘醒龙：文学的学养在于尊重人生。我最读不下去的是那种看上去在写人生，实际上是对人生极不尊重的老掉牙的文字，加上老掉牙的套路。写作之余主编《芳草》时，总在提醒编辑，要警惕那些“木乃伊”小说，看上去人模人样，闻起来也没有腐朽味道，其实死了千百年。哪怕是最普通的过日子，调整是必须的。前几天，在吕梁山的一处密林中，寻找武则天的父亲待过的寨子，遇到陡坡时四肢并用，钻进密林后低头弯腰，如果继续像在马路上那样大摇大摆，所落得的下场肯定好不了。写作中的调整不会是如此明显，要到一定的阶段，回过头来看才能有所发现。调整是内在的需要，不是外在的迎合。有时候，调整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一类写作方式变得滚瓜烂熟了，若不有所警惕，就会将先前的好小说一步步写成集贸市场上的大白菜。
朱朝敏：有评论家给您的创作总结出“高贵”“大善”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同时又指出，“在追求文学高贵的同时回避了现实社会的苦难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您也做出了详实具体的回应。关于“精神启蒙”和“现实批判”，请问，从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您持有怎样的看法？
刘醒龙：也许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当代文学中，评论家的帽子并不是谁谁想戴就能戴上的，评论家是一个大写的概念，不是那种由于个人困顿而借口文学批判指桑骂槐的小肚鸡肠者。评论界有一种恶习，某些人总是希望写小说的能在小说里喊出他们内心想喊的话，其实真的要喊，用评论的文字更加方便。说到底，这些人还是无法彻底放下小说的艺术之美，如果真的按其所说，强行举起批判的鞭子，他们又会回过头来不满作品过于图解政治了。往更深处说，这其实是价值观的分野，对人对世界，我是乐观的、浪漫的。别的人可能愿意在小说中乐此不疲地面对贪官污吏、浊水横流。我所面对的是父老兄弟，清水浇园。天底下该批判的作恶者从来不在少数，普世间似神农架这样的胜境则更加令人神往。
当代小说中戾气太重，始作俑者并非小说家，而是那些习惯对小说创作指手划脚的人。小说家一定要小心应对那些总在上“小说课”的先生。那些能够站立起来的小说，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是先前固有小说理论所无法覆盖的。
朱朝敏：怎么看待这些批评？您一点也不因此紧张怀疑自己吗？
刘醒龙：相反，那些批评文字自说自话时，更需要尊重。一个人在与他人交往时的自言自语，往往是最真诚的。真诚无价，想买也买不到。真诚的内涵不一定适合自己，不妨借将过来，用于观察其他。
写小说时，一定要对自己所写有着百分之百的信心。有时候只有信心还不够，还要当成信仰对待才行。前几天，在吕梁山的森林里突然碰上一只小兽，同行的王春林指着说是鹿。我告诉他，不叫鹿，是麂子。一九八〇年代，我写了一组名为“大别山之谜”的中短篇小说，《我的雪婆婆的黑森林》是第一篇，投稿给《青年作家》后，很快就发表了。可惜编辑不知有个名叫麂子的动物，将其改为鹿子。编辑当中客串评论的比比皆是，但凡对小说本身的了解，谁也比不过作者本人。一九九○年代中后期，批评界对“分享艰难”的批评，直到十几年过去，我才说了几句话，也是转述批评家自身对当初的过度批评的反思。小说家要敢于不对自己的作品说话。只要小说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就不需要作者出来说三道四。很多时候，敢不说话比敢说话需要更坚强的力量和更厚实的底气。
刘醒龙作品《上上长江》
史诗叙述来源于雄阔视野
朱朝敏：《黑蝴蝶，黑蝴蝶……》是您的处女作，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的《文学》上，距今已有三十四年，您现在回过头去看，如何看待那篇发表的处女作？它对您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何意义？
刘醒龙：最大的意义是还给我年轻时的青涩，记得自己的写作之路是如何步步惊心的。那年二月得到通知，处女作将发在四期上，三月中旬，在大别山深处的小镇漫水河意外遇见小说的责编苗振亚老师，那种梦幻般的偶遇，带来一种被上苍垂青的感觉。我在《黄冈秘卷》开篇中写道：凡事太巧，必有蹊跷，不是天赐，就是阴谋。正是回味了这种感觉。人在漫长的写作道路上，需要不时来点精神刺激，让自己对自己的感觉美好起来。
朱朝敏：每个作家都是投稿路上的苦行僧，请您谈谈投稿的经历。
刘醒龙：那个时候，因为投稿和退稿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交往频繁，最令人尴尬的是，有时候分明剪了信封的角，标明了稿件，柜台里的女孩还要收邮费。甚至还有将投进邮筒里的稿件退回来要补足邮资的，弄得自己上班的工厂里人人都知道这事。别的事倒还好，记得那一年，《长江文艺》将我的一篇习作退回来，还附上四条修改意见。我只按其中一条作了修改，对于另外三条，在回信中一一作了不同意修改的陈述。随后人家再次退稿，并附上一张便笺说，既然不同意修改，那就原璧奉还。后来回想，自己并非文学天才，晚一点发表作品，或许更好，能让自己将基础打得更牢靠些。《青年作家》只发过我两个短篇，另一篇是《灵 》，曾被《小说选刊》转载，那时候，我虽然从未离开湖北一步，直到这篇小说的发现，才被湖北文坛所接纳。所以说，投稿不是投靠，但一定是投缘。
朱朝敏；采访您，不得不提到您曾经耗时六年的作品《圣天门口》，煌煌一百一十万字的史诗篇章，重构二十世纪中国的心灵和遭际。后来，华谊兄弟出品的电视剧《圣天门口》播出，收视率很不错。纵观您的作品，《圣天门口》《蟠虺》《黄冈秘卷》等，无不带有宏大叙述的痕迹。一个时代的记录，一类人的内心历程，一个世纪的命运，整个族群的精神风范。请问，“史诗”是您有意为之，还是一种情怀使然？请您详细谈谈。
刘醒龙：还漏了一部《天行者》。《天行者》骨子里也是相对人生命运的宏大叙事。我是主张长篇小说要有“大”的气象，以长篇小说的长度、深度和跨度，如果没有“大”的意思，就会给人以有事没事往长里抻的感觉。一种文体一定要重点突出别的文体达不到的境界，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可能从头到尾不是蜻蜓点水就是蝴蝶飞飞，这种轻盈的美学，是短篇小说的专长，让人反复品味起来也更方便。长篇小说擅长的是要将人往深处和高处引领。写长篇就要有个长篇的样子，写短篇也要符合短篇的规律。史诗模样，是最适合长篇小说品相的。
朱朝敏：就创作本身，您如何看待史诗篇章？
刘醒龙：小地方的大历史，小人物的大命运，是史诗篇章的主体。这种小与大的关系，小与大的可能，不是容易处理得了的。站在小地方，写些小人物，却散发出史诗的光辉，这样的小说令人称道，也是小说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朱朝敏：《圣天门口》有一章专门写各种手艺的，如铁匠、篾匠、剜匠、榨油匠、木匠等，很细致入微。看得出，您对传统文化的偏爱。现在，这些民间手艺正在失传——不单单是以上手艺，还有许多特殊的民间习俗等。您有文字记录的意向吗？
刘醒龙：艺术美感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来自于对那些消失事物的记忆与展现。比如博物馆和各种历史遗迹，那种无限扩张的吸引力，原理就在如此。现代社会从南到北几乎千篇一律，人所必需的日常用品也越来越趋同一致，工业化带来的这些巨变，一方面是进步，一方面是毁灭。小时候生活过的小镇上，门对门两家篾匠，在制作竹制品时，那像长蛇一样的篾条，弯弯扭扭地越过门槛和小街，互相延伸到对方的家门口，那样子要多有趣有多趣。至于衍生出来的种种故事，更令人津津乐道。还有打铁的、榨油的，那种清脆与沉重相间的巨大声响，还有铁腥味和油飘香，大老远就能让路上的行人觉得这座小镇与别的小镇大不一样。写这些和这样写，是文学本质决定的，同时也会决定一部作品的文学气质。用小说来面对这些旧时俗事，是让那样的年华活下去的唯一方法。至于时下，各个旅游景点上出现的类似表演，完全沦为商业需要，而非生存需要和文化需要。看一眼就足矣，无法深入个人情怀。对史实的人文还原，是小说的重大责任。
朱朝敏：文学是现实与历史相碰的回响，有评论家称您“善于在谜题侦破式的情节设计和主人公对人生困厄的探寻中，将历史与时代病症关联起来”。您如何看待“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又是如何穿行在历史现实交叉的小径上表达现实感时代感？
刘醒龙：在家乡的东坡赤壁，二赋堂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石塔。地方志记载得很清楚，清朝年间，黄州城内某家族出了一位失节女子，被施以族规之后，族人仍不解恨，还在坟头上建起一座简陋石塔，以镇其妖。一九八〇年代，作为苏轼研究者的丁永淮先生，新编了一个故事，让那石塔有了新说：苏东坡在黄州四年，大兴贤路，以五水蛮而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由安国寺的和尚带头，在二赋堂边建了一座焚纸塔，每天早上起来扫大街，见到有文字的纸片，一一捡起来，集中送到焚纸塔中焚毁。此话一经出口就变得像是千真万确，黄州人全都奉行此说，有知情者再提旧时旧事真相时，反会遭人痛斥为胡说八道。还有我上高中时，隔壁班上的那位语文老师。老师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教过两年私塾，这点秘密学生们全知道，但语文老师更加闻名的是他永远也说不正确一句话，并且这句是那个时候断断不能犯错的。当年的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课是讲《国际歌》的作者欧仁? 鲍狄埃。语文老师真是个老学究，那句“英特纳雄耐尔”，只要他开口读，哪怕读一百遍，打头的“英特纳雄耐尔”也会变成“英特纳雄耐吾尔”。语文老师每每想自我纠正，但凡回过头来重读，充其量只会读成“英特纳雄吾耐尔”。在老师的叙事中，吾与尔，这一句中是断断少不了谁和谁的。那个年代，如此无心之错，轻易就会放大成政治之罪。语文老师却没有因此中招，这不能说是与一众气质的不同有关。历史从来都是与现实休戚相关，人看现实如何，一定也会如何看历史。
朱朝敏：您曾说，浪漫和诗性是最重要的学养，好作家也是如此。您写作的同时，还在办刊，《芳草》杂志扉页上的办刊宗旨：汉语神韵，华文风骨，赫赫在目啊，从刊物到作品再到作家本人，这与您推崇的“浪漫和诗性”观点一脉相承。那么，“浪漫和诗性”反映在作品中是指什么？具体来说，由哪些组成的？
刘醒龙：浪漫与诗性本不需要解释，越解释反而越糊涂，越是让人疑惑。我曾在一九九〇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真正的小说写作是一种天职。这样的小说是黑暗中的一种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种浪漫，是无奈中的一种反抗，是残酷中的一种温馨，是糊涂中的一种警醒；或者是与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种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种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种无奈，是温馨中的一种残酷，是警醒中的一种糊涂。
朱朝敏：作品的厚度和深刻，是有历史承载性的，换而言之，它必须具有史诗品性。史诗品性，很多时候充当了灵魂修葺师的角色。当一部作品对我们固有的记忆摧毁后修复重建时，它借助读者视野进入公共领域，它在寻找契机，以宗教式的启迪开悟一个人的认知，这是了不起的。这与时间跨度册页数字没有多大关系，也与故事繁复与否划不上等号。那么，它与什么有关系呢？
刘醒龙：我非常不喜欢用宗教来与文学作类比。有要总闹得好像非要提到宗教才能表述文学的高度与深度。尽管文学经常通过作品与宗教发生强烈的交集，那也是将宗教生活作为文学的元素引入。宗教是人生与人性的各种处理方式中的一种。只要我们承认宗教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那就可以将文学想象成是能够超越宗教的，更加科学也更伟大的。文学不需要顶礼膜拜，这是文学与宗教的大不同。
朱朝敏：这么多年的写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请问，您常常棘手的是什么？但又让您无法放弃坚持写下去的又是什么？
刘醒龙：写作中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累了和困了，不得不放下笔去休息。有时候，还有人所难免的贪玩，真的玩得痛快后，回过头来又觉得可惜了时光。等到下次再有好玩的事，这错误还要继续犯下去。写作这行，是不可以当成手艺的，在习惯上，却和手艺差不多。一个人醉心写作几十年，到后来完全是习惯使然。除了写作，已经做不了别的事情，都一把年纪了，也不好意思从头再学个什么。除非脑袋被驴踢了，才会逼着自己放弃。不过，真的江郎才尽，该放弃时，就一定要痛下决心，金盆洗手。
刘醒龙作品《圣天门口》
身心干净切莫让恶俗缠身
朱朝敏：您是地道的黄冈人，但您对西部边疆表现出浓厚的神往依恋情结，这其中，有怎样的心路历程？诗人叶舟曾在一文中记叙您的一个瞬间，觉得您是“黄河上游某座寺院里偶然走出的一介喇嘛”，似乎他不止一次产生如此感觉。您如何自我评价？
刘醒龙：心性如此，不好做别的解释。我们这个年纪的写作太容易‘老奸巨滑’，反而粗糙是很珍贵的，粗糙更能展示文字的原生态。在西部和西南部，还有雪域北国那些地方，环境有多复杂，人性就变得有多简明。看天是蓝得透明，看地是远望广深。这么些年，我的确活得比别人简单很多，简单得如同喇嘛。喇嘛除了参禅礼佛没有太多别的事。在写小说之外，我的心里与肩上并没有谁来搁些烦恼事。当然，我也不会主动去招惹烦心事，被动的也不会，宁肯让别人爱说说去、爱做做去，既然没有接招，也就不用劳神费力想办法拆招。在世人眼里，谁见过和尚喇嘛心事重重方寸大乱的？能被别人看成是从庙里偶然走出的喇嘛，至少说明这人身心还是干净的，没有被恶俗缠身。这样的评议是美妙的。生活中的恶俗还能被生活本身消解，文学中一旦有了恶俗，就等于是中了恶魔的毒招，会毁了文学中人和他的文学。
朱朝敏：您在河南参加活动时，曾经谈到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并强调读者首先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别人的推荐语什么的……我很赞同，请您跟读者分享一下自己的阅读经历，还有，您的创作受到哪些作品的影响？
刘醒龙：小时候，只有语文课文可读。青春期读的书，像《青春之歌》《三家巷》《苦菜花》等等，只是解决没书可读的苦恼，完全没有对后来写作产生影响的可能。后来有更多的书可读，青春已逝，个人审美往往会出于任何一本书。可能有研究会认为我受到谁谁的影响，但我自己向来对这类可疑因素怀有强烈警惕之心。事实上，如果不是一九九六年的那股冲击波，评论界不管三七二十一，强拧了一只独来独往的瓜儿到别的藤上，我的写作从来不被归纳到哪种流派之中，这一点，学界第一次对我的作品进行规模以上的学术研讨，就已经达成了共识。我自己也很享受这种独狼的感觉。文学本来就是以风格独特而彰显魅力。
中国作家还要多读些中国典籍，用血浓于水的源远流长来理解并进行当代文学实践，短期来看，这样做是事倍功半。长期影响却是事半功倍。文学创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得靠自己一步步一溜溜地小跑到位，指望别人用马来拉，也还是松松垮垮不成模样。
朱朝敏：作品的完成，有两个环节，一个是作家作品的完成，但完成后，作品就不再属于自己了，属于读者。所以，另一个“完成”，即读者的阅读完成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两者圆满，作品才算完美。请谈谈您对读者挑剔吗？您理想中的读者又是怎样的？
刘醒龙：一部文学作品，哪怕只能影响一个人，也比那些因为无聊而引得全城人狂笑的娱乐产品来得重要。一部伟大的作品，会让一批读者受益。一批伟大的读者，也能造就一部伟大的作品。作家不可能挑剔读者，也没有必要对读者进行挑剔。人家不喜欢你的作品，正如你不会按照读者的口味写作一样，有写作的自由，就有阅读的自由。有真正的作家自然会有真正的读者。
朱朝敏：昆德拉说，小说家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一切可能性的领域……
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机器人时代已经来临。一个名叫索菲亚的机器人在去年已经取得孟加拉国籍，面对人类，索菲亚发出渴望的声音：希望有一天，我们机器人能够取代人类。她的话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正在演变为事实，比如记忆移植、梦境移植、灵魂移植……这是严峻的现实，也是即将到来的“存在”。您作为小说家，会涉足科幻题材吗？您如何看待当下的科幻写作？
刘醒龙：大学生爱说一句话：我不是厦大的！谐音是我不是吓大的。人工智能与类形化写作，形成相互竞争的态势，我相信在可以见到的一二十年就会成为事实。一旦这种事实真的出现，经典化写作才会风光无限。也只有那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经典作家的脑袋是任何机器都无法复制或者模仿的。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每一细节、每个人物都是前所未有的、独一无二的创作。《天行者》有个细节，省报记者下来暗访后许诺，一定要将界岭小学的人和事写成文章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不久，省报送来了，那许诺的文章果然发在头版上，但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样的细节，是神来之笔，但凡神来之笔，是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写出来，是人工智能所望尘莫及的。我相信科幻写作很能提高人的兴致，这也是其近几年突飞猛进的原因所在。与纯粹的长篇小说比起来，人们对科幻写作更宽容一些，给予的理解也更多一些。归根结底，长篇小说的高度与否，才是这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标志。
朱朝敏：说说您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吧，是长篇小说，还是散文，抑或其它？
刘醒龙：当然还是重在长篇小说，不过也许是三五年以后的事。至于散文，完全是信手拈来，能写时就写一写，不时地来一场小小偶遇，别人不反对，我自己也不必要刻意去做。也许还会写一写文学回忆录，近一阵子，不断有人在无意中谈及，提醒我该将这事提上写作日程。想一想也觉得有道理，有些事，有些人，是该用文字说明白并记录下来。
朱朝敏：迄今为止，有许多对您的采访对话，您也有许多文学讲座，这都是面对公众的时刻，如此时刻，汇聚不少的时段，您如何评价这些时段——毕竟，它们占用您太多的时间。
刘醒龙：讲座和访谈这事，完全看心情，忙得不亦乐乎时，肯定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拒绝。闲了下来，又有话想说，或者那地方值得自己去走走看看，就会答应下来。只要自己不曾拒绝，也就成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该花点时间就花点时间。如果出版社需要用这种方式促进自己新书的流传，那就更当配合了。还是那句话，不强求别人，也不强求自己，随缘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