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简介：王卫民，陕西商州人，中国作协会员，商洛市作协常务副主席，长期从事中短篇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于《小说月报》《延河》《北京文学》《朔方》《黄河文学》《青海湖》《辽河》《滇池》《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家》《四川文学》等。结集出版有《风雪阿尔泰》《野庄子》。
作家王卫民说他曾有“名嘴”之称，这是他的基层生活最贴切的标注。
他介入的“世俗”可谓深矣！
远赴异地经商谋生过，活跃于乡镇“主持界”过，当过兽医，现在还有自家的养殖场……在生活的原野摸爬滚打，那也是他文学的原野。
从少年的放牛读书，到如今成为当地有名的作家，他的写作在“商洛作家群”是闪耀的。
贾平凹评价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是如此浓厚，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且思想尖锐，人物生动，文笔又非常干净通脱有味道。”
对他的访谈，他也有着出口成章的洒脱。
他是作家王卫民——
文學陝軍：尤记去年的12月9日，陕西省作家协会在西安举办了您的小说集《野庄子》研讨会。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出席并讲话，当他提到“商洛作家群”，并对新时代“商洛作家群再进军”的辉煌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的时候，与会者频频点头、认可。您作为扎根故土、抒写故土的地道的商洛作家，您怎么评价“商洛作家群”，和看待“商洛出文杰”这一现象？
王卫民：商洛这块土地的神奇就在这里，远的不说，就说近的。已故京夫先生是我老师，当年陕军东征就有他。土生土长的一介布衣，祖上的三间土瓦屋至今还兀立在一个叫“马角”的山旮旯里，当然，以贾平凹主席为代表走出去的不说，仍在商洛的作家写小说、写诗、写戏的人确实一大群，这两年从事儿童文学的新生代又崭露头角。令我们主席鱼在洋有几分欣慰。文学也有生态，文学生态的过程短时间不行，我理解“生态”要有气候，土壤，商洛具备了。巴蜀文化，秦楚文化在这里交汇，丹江从这里发源，贾主席时不时的回商洛。就像有的村出木匠，有的村出篾匠、箍匠一样，大师级的贾主席算是把活做成了。
至于“商洛出文杰”的现象，“杰人”不是“众”的理解，就目前商洛确实有“杰”，就是作品的证明。我只能说一个作家先不考虑“杰”，多思考，观察勤动笔，多发表于时代于社会有正能量的作品，杰不杰的，让读者下结论。
文學陝軍：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这样评价您的作品：“卫民的《野庄子》我每篇都看了，读后有一种强烈震撼。生活气息是如此浓厚，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且思想尖锐，人物生动，文笔又非常干净通脱有味道。这样的小说在省内国内都是独特的，出彩的，优秀的。这么多年，我的这位乡党潜心创作，取得这样的成果，真为他骄傲而高兴! 可以说，他是被忽略的作家，我们应多宣传他，让更多读者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因为您的“被忽略”，才促使了您在写作上的寂寞攀登，厚积薄发的绽放？
王卫民：“被忽略”是好事，只有“忽略”了“你”，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是弄啥的，读书、写作、去生活低层，底层，体会、体验、提炼，然后一声不吭的写，写完一个作品就等待被刊用，最快乐的是收到样刊和稿费。
即使不被“忽略”，在这一行里，“江郎才尽”也是很尴尬的事。这一行也是大世界，也要防“忽悠”，“忽悠”和“忽略”有不同的效果。“被忽悠”的不敢回头，因为身后足迹不深，没留下什么东西。而寂寞是一个底层作家的必须，说攀登有些不谦虚。写了这么多年，就像一个女人生孩子坐在床上或炕上，算不上什么绽放。
文學陝軍：《野庄子》收录了您近年来发表于《延河》《北京文学》《青年作家》《朔方》等刊的30多篇作品，计30万字，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中新时代农民的生活现实以及生存状态。其中《拖拉机站》《银狐》《北风吹》等系列小说，深受读者喜爱。我们知道，很多作家的写作来源于生活，通过“采风”、“访谈”来汲取素材，而您的写作，是“生活本身”，您自己就养过鸡、狐狸，甚至养过狼。别人的宠物是猫猫和狗，您的宠物是一只白狐。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本身”？
王卫民：我十六岁时就是村兽医，后来又是“村医”，叫赤脚医生。后来当了“天天工”，进照相馆从事专业人像摄影，在供销社当主任，又“下海”去新疆做边贸生意，开过矿，与人“玩命”，回来后去一家国企当经理，妻子下岗无业了，办养殖场，猪、牛、鸡都养过。“狼”、狐狸现在还在养。“狼”不是“狼”，是貉，一丘之貉的“貉”，野生的很少，甚至绝迹。是毛皮动物，驯化后的这些动物很可爱。早在八十年代初，我在《青年作家》上就发表过一篇小说《银狐》，后来养狐养貉子，有一只“银狐”也叫雪狐，是自小就被我从别人场里买回来的，“通人性”，不咬人，只要听到我的声，就叫，就吼，在笼子里滚。我把它抱一抱，抚摸婆娑了才安定下来。但不是宠物，前几年产仔了没奶，狐崽没成活，但每年还“叫春”，就一直闲养着，很有趣。这几年，以这些动物素材发表过不少作品，也有人借这素材写小说的。
我从底层来，生活的真实，有个养殖场，有理由回乡下老家和乡邻交流，爱看热闹，啥都感兴趣，猪、牛、羊、猪、狗，雁鹅、鸭子，凡动物我都喜欢。养殖场院子有莲池、鱼池，有四季青菜，竹子，也有书房，大门被一架紫藤罩着……自己营造创作环境和氛围。
我做过近二十年的婚庆，殡葬司仪，在婚庆行当里，曾经有“名嘴”之称。生活里有取不尽的素材。尤其这几年，发表的多了，创作中“生活本身”就有更深的理解。创作要有生活，但“生活本身”不是文学作品。“可读性”不是做作，观察、思考，找创作的“点”，刘庆帮老师把这叫“种子”。一个作家热爱生活是天分，照搬生活不行。活的普通些，心胸豁达，凡事“在心”又不在心。经过沉淀，孕育，再考虑动笔。《野庄子》收的《叨着猪尾巴的笑》在心里憋闷了几十年才写出发表在《北京文学》，恕不赘述。总之我认为“从生活”到作品，这个过程很复杂，有时也很痛苦，看似一个好东西，却咋样也写不成。还是哪句老话，“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
文學陝軍：随着民宿文化的兴起，和乡野直播视频在网络上的持续走红，新时代的乡村又走到了人们的普遍的关注视野中。作为一名作家，作为一名从未脱离土地和劳动的实践者，您认为乡土文学是否还有“走高”的可能？这其中的缘由又是什么？
王卫民：中国文化特别是小说，从古至今都没有摆脱“乡土”，文明是从“乡土”而来。农耕文明时代将逝去，这是趋势，现代农业带来的另一类文明是必然，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文学创作中的“乡土生活”更具有自身的特点，在久远中体会现代，在苍凉中体会繁华，在痒痒的痛中期待快乐。
乡土文学是文学之根，至于“走高”一说，确实还要感谢新时代的政治引领。“走高”要有“市场”，有引导，就有读者。乡土文学也具备其特点。那就是作者、读者的心能静下来。“小桥流水，阵阵夹着菊花香气的晚风”，谁心不静才怪，除非抑郁了。也许这就是“走高”的缘由了吧。
因为现代人太浮燥 ，浮燥的静不下来，城市化进程中的“个体”心里准备没到位，“乡土”可解浮燥，安放灵魂。
文學陝軍：您的下一部作品，笔触将聚焦在哪个主题？同时，请您谈一谈2019年您计划重点阅读的书籍，能否简单提一下书名，和介绍下您的日常读书的场景？
王卫民：我的长篇小说《泥峪川》已经脱稿，写过去的事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时间跨度大，三代人在那个年代的故事。“逃荒女”是女一号，有土匪、地痞、乡绅、洪灾、温疫，泥峪川人忍受的是那时社会底层较普遍的遭遇。再次失散逃荒，“逃荒女”榛子，与家人团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里。还有两部已经动笔，写现代，写失地农民。但每年总得有几个中篇或短篇发表。主题聚焦当代，是歌颂时代，刚写的《红箍儿》，写都市小民的故事。
至于读书的目录一下子还不好列，我读书和写作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根本没有一晌整端的时间，多少年来都是这样，每年也列读书目录，往往是计划到了，却读不到跟前。但有一点是铁定，那就是不浪费每一分钟。现在着重倾向于外国文学，有时也嫌艰涩，但不读不行，要不断完善自己，补充营养。这多年皮质挎包换过几个，全是出门开会、候车、候机，火车、住宾馆时背书、磨旧、磨破的，火车上读书最好，人来人往，他们的吃喝睡坐与我无关。我打小就一个人出门，放牛的少年时代，别的伙伴打猪草、砍柴，而我手里总是书，遭父老乡亲的叽笑，有时牛吃了庄稼我也不知道，因此没少挨大哥的揍。
读书习惯形成了，很有乐趣，有时以为没时间就不带书了，实际上却有了时间，就觉得很遗憾，就把什么东西丢失了。
文學陝軍：特别期待走近商洛，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您的《野庄子》的读书会，走近“商洛作家群”，聊一聊2019年的“再进军”！
王卫民：类似《野庄子》这样的集子，目前就发表了的还能整出几本。《野庄子》出版后，就在咸阳、张家口，内蒙古的阿拉善等地举办过读书会，在商洛还没有，是因为在商洛本土，谁都认识，有的小说在草稿时大家都见过。有时初构思的东西与他们讨论，听听意见，发表了，少不了说嗑一阵。所以在商洛就没有，要举办是极简单和容易的事，更希望和切盼“文学陕军”走近商洛，以提高“作家群”创作，并以精品“再进军”。
要说2019年的“再进军”，那自然是作品了。在过去的多年里，看似很平常不过的某一天，突然就有人出一部长篇，见出书就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写长篇的比写中短篇的人多。2019年不好说，现在是多媒体时代，形式也多，进是要进的，精品和有影响的作品才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