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眼台风》，须一瓜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39.80元
须一瓜
厦门的夏天常有台风来袭。每到台风季，这个依山傍海的地方就呈现出岁月静好之外的另一面，热带气旋中的城市惊涛拍岸，风雨交加。作家须一瓜的长篇新作《双眼台风》的尾声就在一场来势汹汹、能量巨大的台风中登场，正义与邪恶，法理和私欲，生存或消亡……这些在错综复杂的人性映照下悬念迭起，扣人心弦。
生活在厦门的须一瓜有着丰富的阅历和多年政法记者经历，接触过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物，也耳闻目睹公安、司法与嫌疑人、罪犯间的角力，太多殊途同归的灰色人生。这使得她对人性有深入的理解，能够从容驾驭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乃至警法题材作品的写作。从《提拉米苏》《淡绿色的月亮》到《太阳黑子》等一系列小说得到众多读者认可，也收获了来自评论界和文学同行们的好口碑。
在《双眼台风》中，须一瓜以一桩连环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牵引出十多年前对另一案件判决中可能存在的“冤情”，警方、司法界、新闻媒体以及相关各色人物在各自身份、立场下，上演了一出情节起伏、翻转，正邪交织、五味杂陈，直面现实、拷问人性的“大戏”。说到为何以“双眼台风”这一极端气象名词为书名，须一瓜告诉本报记者，原本她给这部长篇定的名字是《远大前程》，但同事建议她换个书名，“了解到台风知识后，我也觉得‘双眼台风’很点题，就选择了它”。
此前须一瓜来到北京和作家梁鸿就《双眼台风》以及“人性风暴”话题对谈时，说到了写作这部作品的来龙去脉，也分享了对其中多个人物的设计。隔天她和作家徐则臣聊起了写作这件事的虔敬心态和技巧打磨。接下来的大半个月里，她像一阵风，深圳、广州、上海，书博会连着书展，一场活动接着一场活动。印象中这么密集连贯地现身公共活动，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在须一瓜的写作生涯里显得极其难得。等到这一波《双眼台风》刮过，她又将回到厦门，在潮声和琴音中读书、写作了。
中华读书报：对于警法题材的熟悉和积累是您创作此类作品得天独厚的优势，除此之外，为写作《双眼台风》还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写作过程中进展顺利吗？
须一瓜：积累之外，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采访了相关政法系统人员、新闻记者、类似案件相关人物、精神病医院的专家、护士长、心理辅导热线博士。另外比较费时的工作还有，各种资料、讯息的搜集、研究，大量的录音笔记分析、整理等案头工作。不算是很顺利，主要是我记性糟糕，一些材料反复琢磨，有时候推进的工作效能很低。不过，这也是我写作中的正常状态。哪有那么多一蹴而就的好运气呢。至于你说的难度难点，应该也在这里。写作完成，我们可能不一定达到完美目标，但是，写作中秉持审慎、考究的心，会保证作品不偏离真实，不损毁内在的逻辑力量。
中华读书报：“《双眼台风》刮来的是成年人的铁血童话。天真，直觉善，是许多童话的根基。率真与美好，是对混沌时光的天然引诱。在这个故事里，最终那些对人性之善开放绿灯的人，排成了行。他们中有本来的好人，和本来不是太好的人，和基本不算好的人。换句话说，那些有缺点、有很多人性弱点的人，即使在权力机器的运转中，还是展示出了善或有济于事、于事有补的部分善。它不亚于现实的严酷，但它给人以突围的希望。”这本书“后记”里您的这段话似乎在呼应书中还算“光明”的结尾。耳闻目睹那么多人性之恶，为什么反而更加相信“善”的存在？
须一瓜：呵呵，就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我把人性善恶混存理解为人类出厂设置，人人好坏都有份。而职业等原因，更容易看到表面之下善恶交织的状态。此外，我想人心都有善、恶的记忆过滤器，人们大都愿意留存善印。这也就是人心的趋光性。可能只有受惩罚、被诅咒的心，才会容易只记住恶。
中华读书报：某个特定情境下，恶人会良心发现，或者好人也会闪过邪念。人性的这种多面性在写作过程中会增加怎样的难度？
须一瓜：用一句话说，这本书是：除“疯子警察”外，一群不算太好的人，共同完成的正义之举。所以，每个人物的人性摇摆、犹疑，利弊算计、歉疚，需要非常严格准确的设计，否则就会失去导向合情合理的情节驱动力。这是一个比较费思量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双眼台风》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鲍雪飞、傅里安、汪欣原、甘文义、顾小龙等，或多或少会令人联想到现实中的某个人物或者某桩案件，他们源自真实存在的原型吗？在写作中塑造有原型和无原型的人物分别进行了怎样的处理？
须一瓜：小说本来就源于生活，令人联想到现实案件也是自然的事。佘祥林、赵作海、聂树斌、呼格吉勒图……这些冤案将存储在中国人的长久记忆里。这些案子在网上点击可见，意味着社会愿意对其保持警惕与防范，它的意义如警钟长鸣。而《双眼台风》就像解剖了一个案例，走进了案件深处。就好像一个广角镜外的特写镜头，它也自然带有强烈的现实背景。发生冤案的结构大致相似，关键人物的关键点也大致在相近的位置。在写作中，警察傅里安和记者汪欣原相比他们的现实原型，更加普通，更具有职业人的一般性特征。比如，那个记者的原型有宗教信仰，有强大媒体优势，心地也更像一个纯粹的好人。但在小说里，他被塑造成了普通媒体的普通记者。没有岗位优势，没有高大上的情怀，有点贪小便宜。没有原型的其他人物，也在普通人的原则下设计展开。为什么这样处理，因为，小说核心动力是借助普通人性善的方程式。他们在一个符合生活真实逻辑的前提下、在合理的条件下完成的公平正义的等式。
中华读书报：我觉得书中傅里安这个人物不比鲍雪飞弱势，他身上有很多正能量，但作为警察也颇多不合时宜甚至有悖常理的表现，您怎么看待这个人物？
须一瓜：到目前为止的读者反馈归纳起来看，很多人迷上鲍雪飞，很多读者像您一样更喜欢或肯定傅里安。这个人物一点不高大上，固执、嚣张、自负、傲慢，基本就是那种只认规矩不认情的“非人类”。他的孤独、才情、卓越的能力，只有他的对手鲍雪飞激赏。然而，他们偏偏是三观对撞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人间英雄，没有人味的英雄，注定永远孤独。
中华读书报：抛开写作者身份，如果从读者视角，您更偏爱书中哪个人物？从作家角度，哪个人物的塑造还有遗憾？
须一瓜：都还爱惜他们吧。写作前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孕育人物，每一个都非常用心。开写前，他们就有了各自的性格、习性、癖好等特征表。人物孕育成型，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是写作人情感投入的过程。说起来，都有他们各自长成的喜悦。但是，从写作者角度，确实有遗憾，比如鲍雪飞这个人物，我可以给她的空间再大一点，她是具有生长潜质的。那样，这个人物的光谱会更加丰富。还有冤死者的那两个小伙伴，少年的胆怯、天真、轻信和十年后的成熟复杂之间，可以再花费笔墨去呈现更细腻的精神肌理。这是我感兴趣、喜欢呈现的地带。
中华读书报：这样题材的长篇小说，人物正邪分明，其实容易写得脸谱化，如何在写作中避免落入这样的窠臼？
须一瓜：脸谱化是作者懒惰和平庸的表现。你看生活中哪有什么脸谱化的人物。不论什么题材的长篇小说，人物都不允许脸谱化。在我看来，小说人物尤其需要各自的边界感，需要强烈的个性特质，人物一定是多层次、多色调的。如果都脸谱化，那怎么还有寄托独特灵魂的空间，又怎么呈现鲜活复杂的人性，怎么展开具有象征意味的生命？从我的创作实践上回看，任何题材下笔前，有关人物的思考，总是我最重点投入的部分。
中华读书报：《双眼台风》中的很多细节让人叫绝，比如被抓到精神病院的警察傅里安不想吃药，就把药片藏在蛀牙牙洞里。您是如何在作品中从容而又显得充沛地调动这样的细节的？
须一瓜：不是我的功劳，是专家援手。采访时就把故事走向告诉精神病院的专家们，求助论证可行性。这个细节，之前我提出过方案，遭到一致否决。最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打开了可行的创意思路。细节论证，不仅仅是你举的这个例子，还有出逃方案等其它细节。在这样比较专业的佑护下，创作的调度和施展就比较从容了。因为获得了专业信心。
中华读书报：您曾说起，写作过程中有个习惯，写完了先放着，过很长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就有了近乎第三者的视角，能够冷静看待初稿的不足。这种习惯您一直保持着吗？《双眼台风》正式出版的单行本和初稿比较起来有哪些改变？
须一瓜：习惯基本保持。有的稿子放了近一年，有时刚刚写好，有人约稿再急切，我也说，没有。一个没有经过时间冷置的稿子，我没有勇气脱手。《双眼台风》也放置了一段时间。《收获》刊登出来的时候有一些改动，《收获》的叶开老师是我出道起就相伴的认真编辑，提了不少意见。比如，鲍雪飞恶劣的粗话，删除了柔化了；还有她和傅里安师姐师弟相生相杀的情感肉体博弈。
中华读书报：多年的记者生涯，新闻报道对事实和时效的追求，会否影响到你的写作视角？
须一瓜：我想不会。记者行当之前我就是小说作者。呵呵，我是有备而来。
中华读书报：您平时的阅读习惯和趋向是怎样的？会专门涉猎其他国内外罪案题材或者类型小说（比如侦探推理小说）吗？
须一瓜：我基本不看罪案小说。人家说你像东野圭吾哦，你可以是宫步美雪哦，然后有人送我书，或者我自己好奇地去看看。这些机会，让我感受了这样的作品，也有收获，像东野圭吾比较强烈的人性意识和社会关怀。但也未必都喜欢，比如，钱德勒的行文很自恋，文青感十足，虽然我看的一些故事走势挺好。我更喜欢阅读的还是《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蜘蛛女之吻》《鼠疫》《比利·巴思格特》《星期六》这样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写《双眼台风》之前，您原本计划写一部涉及您父母历史的作品，也开始着手搜集整理材料。现在《双眼台风》这部“闯入者”写完了，原本计划内的写作是否该动笔了？
须一瓜：也不能说是父母历史的作品，应该是试图历史回望。我不知道，今天我是否具备了这个回望能力，依照决定的那个角度。我非常谨慎，非常憧憬。目前还没有动笔，也可能还会被中途出来的灵感和任务打断。随缘吧，马尔克斯写《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孕期三十年，我也不用着急确定预产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