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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有敏感的内心和同情的耳朵

发表时间:2019-11-08  热度:

余 萍 摄

作为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小说家之一,严歌苓有着堪称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从文工团的舞者到战地记者,从旅美作家到美国外交官夫人,再到国内最具市场潜力的作家和“华裔第一女编剧”,她将自己的人生过成了“一个女人的史诗”。近日,严歌苓来到南京,做客由新华日报和德基美术馆合作推出的“公共美学计划”。谈写作、谈家庭,也谈人生、谈生活,严歌苓思路清晰、言之有物,让在场的观众感知到她优雅柔婉外表下包裹着的一颗自律、坚韧且丰盈的内心。

现实的种子通过虚构重获生命

一袭黑色的连衣裙衬托出优美的颈部曲线,黑色微卷的头发自然地披在肩膀上,胸前别致夺目的项链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严歌苓每一次亮相,都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优雅与端庄。尽管飞了十多个小时刚刚从欧洲赶到南京,她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倦容,始终保持微笑,腰背挺得笔直,踩着一双“恨天高”,走起路来风姿摇曳、仪态万千。面对观众和记者的一色赞美,严歌苓欣然接受,她承认自己极度爱美,因为“爱美是女人的本能”。

“我对南京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在部队的时候,我每年都会来南京住上一个月。”严歌苓和外交官丈夫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但南京这座城市在她心目中依旧是无法替代的,她说自己喜欢南京城市里有山有湖、大街上茂密的梧桐树,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有她血脉上的牵连,“南京是我妈妈的故乡,以前我经常会陪妈妈回来,现在妈妈去世了,我依旧每年回来给她上坟。”

从事写作40余年,严歌苓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迄今创作了20多部长篇小说,70多部中短篇小说。一位文学家的成长,总是离不开童年的经历以及成长的年代,严歌苓深信这一点。上世纪50年代末,她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画家。家里藏书众多,她沉浸其中饱读世界经典,也由此开始窥探人性、了悟世情。在幼年的记忆里,严歌苓还时常跟着父亲去公园里写生:“父亲用他的画笔来诠释生活,将他看到的真实景象用艺术的方式折射给我。我很庆幸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阅读的书籍、欣赏的画,都让我的人生获得丰厚的艺术滋养。”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两件事情她都做到了。12岁那年,严歌苓来到了成都部队的文工团成为了一名文艺兵,因为每年进藏演出,她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也由此打开了人生的格局。多年的军旅生活也直接影响了她之后的写作气质——总是将普通小人物的故事融入到恢弘的时代背景之中,“我的作品没有市井生活,大多是宏大叙事的背景,这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身为高产作家,严歌苓时常被问起创作的“黄金法则”, “我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他们都有着现实的种子,然后通过虚构重获生命。”大部分时候,她喜欢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将旁人未曾留意的小故事和小细节牢牢地捕捉住,深深地储存在心底,等待着时间将其慢慢发酵,“我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三十多年前,我从另一个作家那里听到了一群修铁路的铁道兵与一只熊的故事,最近几年我问他:这故事你打算写吗?他说:‘这是我告诉你的吗?我早忘了。’可我就不会忘掉故事的,我听到好故事就放在心里,老在琢磨这个故事我能不能写。”

“我有着敏感的内心和同情的耳朵,所以很容易对人家的苦难、人家的痛,产生共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能写出那么多故事的原因。”严歌苓这样总结。

笔下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影子

“过去无论是灰姑娘、茶花女,或者杜十娘,几乎所有的女性形象,最后都需要爱情来救赎,需要一个男性来拯救。而现在,她的作品颠覆了千百年来的套路,女性终于站出来说,我不需要你来救赎我。” 高晓松曾经在他的节目《晓松奇谈》中这样评价严歌苓的作品。

如他所言,严歌苓为当代文坛贡献了一大批经典女性形象:少女小渔、寡妇王葡萄、小姨多鹤、护士万红、冯婉喻……这些有着鲜明女性意识的人物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但身体里共同蕴藏着宽容大度、坚强隐忍的女性力量。为什么偏爱描写女性?严歌苓这样解释:“大概因为我的生活里,女性都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了家庭里极为重要的人物。”

严歌苓的祖父严恩春是留美博士,回国任教的他因为目睹国民党政府贪腐无能而痛苦自杀。“我祖父自杀之后,是我的祖母和她的婆婆撑起了整个家庭。包括我的前婆婆、李准的太太,她作为一个‘反动文人’的太太,一直忍辱负重地活着。我觉得女人在很多时候是非常坚韧的,这可能是因为造物主赋予女性传承生命的神圣职责,预示着女性必须学会坚韧。”

所以在严歌苓小说里,她将女性塑造成了当仁不让的“救赎者”:“我所描写的这些女性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金陵十三钗》中的玉墨用自己的肉身去承担救赎,她们身上不是没有缺陷和污点,但是女性宽容、接纳,以及藏污纳垢去爱的能力是伟大的。”

在严歌苓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她小说里的王葡萄和扶桑,“从她们的身上可以读出两种极致的女性性格特质,一个是以被动消极来表达自己的强大与宽容,另一个是主动出击的行动派,二者都表现出强大的女性力量。”

“当我描写女性的时候,我其实是站在她们心里的,我笔下的每一位女性,都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用亲身经历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和情感的感悟,并不断地投射到笔下的人物,“比如我写《扶桑》,那时候我三十多岁,刚离婚没多久,所以《扶桑》里有这样一句话:‘扶桑选择了婚姻,从此爱情不再能伤害她。’听上去有一种幻灭的感觉。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在《陆犯焉识》里又写道:‘爱是一生的事情。’由此可见我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发生了一些改变,变得更加的成熟和平常心。”

希望被读出突破自我枷锁的挣扎

从《少女小渔》到《小姨多鹤》,从《金陵十三钗》到《陆犯焉识》,严歌苓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华语电影圈最为知名的导演都曾与之有过合作,她也因此被称为“华裔第一女编剧”。事实上,严歌苓一直运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是美国编剧协会的会员。虽然作品频频被大导演青睐,但是严歌苓坦言,自己和导演的交集并不多:“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小说里的精神能被导演全部捕捉到,但我通常不会和导演沟通,因为这样做就破坏了导演浑然一体的艺术创作。”也许是同为女性的缘故,在合作过的导演中,严歌苓最欣赏的是自己的闺蜜——陈冲:“陈冲最懂我,她把我的作品几乎全读过了,我们经常一起买菜、聊天,一起打发时间。”

如今,严歌苓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柏林,她称自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对于我来说,楼上是职场,楼下是家庭。我很喜欢做家庭主妇,也享受做妈妈的感觉,每天晚上,我都会给家里精心准备一顿晚餐。” 在她看来,女人外表美是一方面,而内心的精神气质同样重要,“一个内心不空虚并且充满温暖善意的女人就是美丽的,在我的脑海里,一个贤良的女人做家务带孩子,那个瞬间就非常美,也非常性感。”

定居艺术氛围浓厚的欧洲,严歌苓保持着逛博物馆、美术馆的习惯,看展览之于她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补给,“欧洲的周日,很多商店不开门,人们几乎只能去逛博物馆、美术馆。人在一周内,有六天可以为肉体而活,需要拿出一天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她鼓励大家多去美术馆观展,“当我们的眼睛经常看到一些美的艺术作品,我们的审美能力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提升,同时也陶冶了情操。”

在严歌苓的生活中,写作更像是规律日常的工作,晚上九点就寝,凌晨四点起床,心无旁骛地写上四五个小时,直到榨出她能想出的最后一个字。严歌苓享受这样的写作状态,在她看来,写作是需要不断训练的,“我们生活的方式和十年前不同,表达情感的方式也不同,一个作家必须要不断地训练自己,才能写出属于自己风格和符合当下审美的文字。”严歌苓一直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讲故事”的人,并尝试着用不同的语言形式进行创作,“我不希望读者刚读几段就说:‘我知道是谁写的!’我想在创作中呈现不同感觉的文字,也希望大家能读出我在其中突破自我枷锁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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