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日子的临近，长征亲历者父亲生前点点滴滴的往事，也在我的脑海中愈发地清晰起来。
康大姐改名
1903年春，我的父亲出生在宁都县会同乡一个叫排上村的肖姓人家中，若干年后，其他4个儿子也先后出世。祖父为祈富贵，分别为5个儿子取名叫先富、先发、先寿、先福、先贵。然而目不识丁的祖父哪里知道，在那兵荒马乱、弱肉强食的年月，荣华富贵岂能降临到穷苦百姓的头上？迫于生计，除长子父亲和幺叔外，其他几个儿子送人的送人，过继的过继，这才使日子熬了过来。
1932年6月，已有一年多党龄、被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所鼓舞的父亲，瞒着祖父和已有几个月身孕的爱人毅然参加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黑夜，父亲随部队从瑞金出发，经于都踏上了漫漫西进北上之路。1935年初，红军进入贵州后，父亲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总部三科司务长、副官，天天与红军统帅在一起，因他长得高大，年纪又大，毛主席、朱总司令也都亲切的叫他“大老肖”。遵义休整时，一天，康克清大姐把父亲叫到跟前，说：“先富啊，你这个名字听起来老觉得别扭，现在老百姓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共产党人怎么能先富起来呢？依我看哪，你这个名字得改一改。”怎么改？没多少文化的父亲犯难了。几天后，康大姐见到父亲，再次提起改名这件事，父亲如实相告。康大姐沉吟一番，说：“我们共产党人献身革命，就应克己奉公，清正廉洁，我看就叫‘克清’吧。”
听康大姐这么一说，父亲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很有意义。但继而一想，又为难起来，喃喃地说：“名字好是好，可我怎么能跟您同名呢？”康大姐笑笑说：“你这个老表，名字相同有什么关系，只要你能牢牢记住它真正的含义就行了……”此后，从遵义到延安，从山西抗日战场到全国解放解甲返乡，康大姐为父亲改名这件事以及名字本身所蕴含的非凡寓意，一直勉励着父亲每时每刻不忘共产党员的宗旨和长征精神，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家乡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抗战中负伤
父亲的两次负伤，都是发生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上。1942年4月的一天，八路军主力迎战来犯的日军，战况紧急，部队首长安排父亲带领机关的两个班在地方游击队的协助下，负责转移群众。这本是一次比较安全的行动，不料却与偷袭的小股日军发生了遭遇战。情急之下，父亲命令游击队带领群众往后山上转移，自己带领两个班的战士利用村庄的地形地貌阻击日军，掩护群众转移。激战半个多小时，敌我双方都有伤亡，穷凶极恶的日军为逼我军现身，竟放火烧起了村庄。在熊熊的大火中，父亲带领战士们主动冲出村庄，他们有的抡起大刀，有的端着刺刀，与日军展开了近身搏斗。舞刀弄棍是父亲的特长，在老家习武打小练就了一身的功夫，没几个回合，就把打头的日军撂倒在地。父亲发现不远处一个战士被两个日军前后夹击快要招架不住，他快步上前把那个战士挡在身后，与两名日军拼起了刺刀，他左右开弓，不多时就把那两个日军刺翻在地。这时父亲感觉到左手钻心的疼痛，鲜血直流，中指被刺造成骨折，强直性不能弯曲，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第二次负伤是在一年后父亲代理八路军某被服厂厂长期间。1943年9月的一天下午，在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日军派出10余架飞机突袭父亲所在的座落在黄土高坡山沟里的被服厂。父亲站在空旷的土坡上指挥人员疏散隐蔽，这时，一颗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就在他身旁爆炸，巨大的气浪把他掀翻后又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黄土。遭受敌机的轰炸，厂房夷为平地，人员伤亡惨重，父亲也没了踪影。这时，有人发现土坡上的一堆黄土旁，父亲养的那只狗总在那里不时的嗅一嗅、刨一刨，大伙意识到那里有情况，便七手八脚扒开黄土一看，果然父亲被埋在下面，所幸的是，经过一番简单的抢救，父亲竟然活过来了！在后方医院医治两个多月，出院时虽然四肢无损，但耳膜被震破，从此永远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成了一个二等乙级伤残军人。每每提及这次受伤，父亲总是心有不甘：“少条胳膊或少条腿，都比这耳聋强，还能继续为党工作。”
栽树与垦荒
1950年冬，父亲回到了阔别近20年的家乡，组织上为照顾父亲，意欲安排在县城安家落户，但父亲却回到了会同老家。一年后，会同区委的王区长工作调离，这个南下干部执意推荐父亲接任，县里也有此意，父亲又找到县里推辞：“我双耳全聋，不能很好地与群众交流沟通，怎么做好工作呀？”就这样，父亲当起了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农民”，且一当就是一辈子。
刚回乡的几年，父亲住在排上村的老家，栽树，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先是门前屋后栽，后来把小村子的四周栽了个遍；先是栽桃树、梨树、橙树、枇杷树等果树，后来又把荷树、樟树、苦楝树、乌桕树、松树栽满了屋后的小山坡。短短几年工夫，父亲把排上村打扮成了花果村、花果山。每当夏秋来临，门前屋后的果树挂满累累果子，吸引了村里村外的男孩女娃围着果树攀爬采摘、嬉笑打闹，此时的父亲还真像一个慈祥的农民伯伯，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不久父亲在会同圩镇做了房子，全家开始了街上居民的生活。树栽不成了，父亲就像丢了魂似的，吃饭不香睡觉不安，直至后来父亲发现穿镇而过的会同河下游的一大片河滩，才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起来。从此，父亲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砌堤造田，几年时间硬是在20多米宽、200多米长的河滩上开垦出数亩可种水稻和蔬菜的良田，还在200多米长的堤外整整齐齐地栽种了几百棵各种树苗，在他年复一年的精心呵护下，小树长大成林，成为会同圩镇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大跃进”出生的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56岁的父亲老来得子的高兴劲还没过去，三年困难时期便来临了。按理说像我们家是不会缺粮的，虽然定量降下来了，但自种的粮食足足有余，父亲看到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忍饥挨饿心痛不已，便把近千斤粮食几乎全部拿去接济他们了，仅留下一箩稻谷说是为我每天早上煮粥吃。这下可好，全家跟着父亲嚼野菜、咽糠团，有时母亲埋怨起来，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比起长征那会儿，现在好多了！”
“年轻”的老兵
自打我记事起，每年中小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都有父亲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的必修课，所谓报告，就是父亲讲述长征时期的故事。别看父亲没多少文化，但讲起那些自己亲身经历的战争岁月来，他绘声绘色，说到动情处还会跑声走调的唱起红军歌谣，几个小时听得同学们津津有味。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公社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民兵集训，这可是父亲露一手的时候。他不请自到，为这些儿孙辈的民兵讲射击要领，做打靶示范，手把手地教他们拼刺刀，父亲的一招一式，虎虎生威，还真看不出他已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父亲有两套军装，一年中有两次他会拿出来穿上，一次是应邀为学校作革命传统报告，另一次就是每年冬天欢送新兵入伍。你还别说，只要父亲一穿上军装，霎时间就从一个农民活脱脱变成了一个标准的军人。父亲魁梧高大，在公社欢送新兵的行列中格外引人注目，他俨然一位老首长似的一一与新兵们握手话别，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干，我们等你们的立功喜报啊！”几十年来，一茬又一茬，父亲这个老兵不知送走了多少新兵。有一年送兵，父亲生病未能到场，直至汽车启动也没有出现父亲那高大而熟悉的身影，新兵们怅然若失，在一片锣鼓声和唢呐声中眼含泪花依依不舍的离别家乡……
一年数次的党组织生活，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父亲都会准时参加。开始，历任书记们待父亲交了党费，都会安排通信员送他回家，但他却要坚持到散会，父亲说：“我是个老党员，虽然听不到你们说什么，但和你们这些年轻党员们在一起，我也好像回到了从前，年轻了许多。”1992年，我和爱人从会同调到县城工作，90岁高龄的父亲不得不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家乡。搬家前的那几天，他亲手把菜地分送给街坊、把树林赠送给政府，还自己亲自去办党组织介绍信。
1994年7月初，父亲坐着轮椅参加了干休所一支部党员生活会的第二天，他就住进了县医院，没想到，这是父亲参加的最后一次党员会议，父亲从此再也没能从医院里走出来。20多天后，父亲走完了他92年漫长而短暂的人生之旅，那时那刻，我们姐弟3人才忽然想起，父亲的一生，竟然没有听过他的儿女们叫他一声“爸爸”！看着他覆盖着党旗安祥的遗容，我们读懂了父亲，我们虽未得到父亲像呵护他的树林那样的呵护，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党旗增辉，以一个红军老战士的长征精神，为自己的名字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