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夏日的西雅图正处在气候两极中的一极。与西雅图冬季氤氲多雨、波谲云诡的气象相比，夏季的阳光炽热干烈，天空中澄净湛蓝，有时候一天中竟看不到一丝云彩。六月尚有绿草茵茵，到八月份却已变得枯黄，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盛极而衰”吧。
文学评论家兼翻译家汪珏女士在叙香园宴客。汪女士曾任德国慕尼黑公立图书馆的中文部主任，后随夫君辗转来到美国，又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她编目善本，鉴赏字画，常常能一锤定音，慈眉善目而又雷厉风行，是西雅图华人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汪女士神神秘秘地说：“文蔷一会儿就来。”
梁文蔷乃梁实秋先生之幼女，1933年生于青岛——其时梁实秋正在国立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49年随父远赴台湾，1958年前往美国留学，后定居西雅图。
大约半个小时以后，汪女士说：“文蔷来了。”我转身看见门口走进来一位戴眼镜的女士，乌黑的头发，一件镂空的湖蓝色外套恰到好处地映衬着胸前那串菱形的淡蓝色项链。宾主落座，相互介绍，文蔷女士谦和地笑着，一开口竟然是地道的京片子。
“我在北京长到16岁呢。”
梁实秋曾有三女一男，二女三岁时感染猩红热殁于青岛，在“冰霰霏霏之中”葬于青岛第一公墓。长女文茜和长子文骐1949年后留在大陆，一度失去联络，带到台北的文蔷事实上成了梁实秋的“独女”。
“我拜访过北京内务部街的旧居呢！”我说。
文蔷女士沉默片刻，说：“那是我们离开大陆前最后的居所。”
文蔷女士回忆说：“1948年底，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
然而，当梁实秋父女三人抵达广州时，梁夫人却已先行到达。原来在国民政府拟定的学界人士的名单中，梁实秋在列，梁夫人在最后一刻便以梁先生的名义登上飞机。临时跑道就建在东单广场上，铺平一段土道，从崇文门到东单不过二三百米。飞机就在这条土道上，由南到北滑行，强行起飞，擦着东单菜市场的屋顶向北飞去，而后盘旋南下……
“那棵老枣树还在……”我说。
文蔷女士会心地笑了。
梁文蔷住所
1981年，文蔷女士从美国回旧居探望时，曾折下一枝挂满青枣的树枝带回台湾，梁实秋细心地浸在水中，数日后方渐渐干萎。梁说：“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惟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并写下了“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的诗句。
“说起来我们还是老乡呢！”我说。
“是啊，我是在青岛出生的哩。”
“青岛鱼山路的旧居您去过吗？”
“当然，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二）
2012年初，我正在西雅图访问。冬季的阳光低调而温和地照射，天空呈现深邃的湛蓝，蓝得像一块画布。尤其在雨后，方知什么叫做“碧空如洗”。
西雅图是个上帝眷顾的地方。这里海岸绵长，湖泊众多。冬季暖流恰到好处地途经此地，潮湿温暖的空气遇到奥林匹克山脉，攀爬，升华，凝结成雨，造成西雅图冬季多雨的气候。
还嫌不够似的，那环布四周的火山和雪山更为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猛抬头就要与它们撞个满怀。
妻子的表妹做尽地主之谊。在华盛顿湖畔高大的冷杉树下，表妹突然问：
“姐夫，你知道槐园吗？”
“是梁实秋先生《槐园梦忆》的那个槐园吗？”
“是啊，槐园就在西雅图，就在Bothell区。”
槐园
“我倒是忘记了，梁先生晚年是在西雅图度过的哦。”
一九七二年，中美建交，台湾朝野震动。梁实秋再一次表现了虑事周详、未雨绸缪的性格。终于决定“卖掉房子，结束这个经营了多年的破家，迁移到美国去。”梁实秋卖掉台北的寓所，携夫人程季淑投奔西雅图的女儿文蔷。
居留西雅图的两年，夫人程季淑过得并不开心，言语不通，不敢与邻居说话，看不懂电视，不敢独自进店铺，罹患高血压的她只能以织毛衣打发时间。
梁实秋依然每天四点多钟起床，手执一把雨伞，外出散步，风雨无阻。上午则陪夫人程季淑到超市买菜，中午下厨小试身手，下午读书写作、翻译文学作品。 然而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这一天，死神竟然不期而至，突然攫去了程季淑的生命！
上午十点，梁实秋和夫人像往常一样手拉手前往一家超市购物。一阵风吹过，超市门口的一个梯子倒了，正好砸在程季淑的头上，急送医院抢救，终至不治。
“我说这是命运，因为我想不出别的任何理由可以解释。我问天，天不语。”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写道：“不是命运是什么?人世间时常没有公道，没有报应，只是命运，盲目的命运!我像一棵树，突然一声霹雳，电火殛毁了半劈的树干，还剩下半株，有枝有叶，还活着，但是生意尽矣。两个人手拉着手的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的独自继续他的旅程!”
今天，当我漫步在西雅图的街头，时常会邂逅这家叫做“safeway”的超市。如今，“safeway”超市已经成为北美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无论是小镇码头，还是乡间野舍，到处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坡顶的檐廊、错落有致的建筑，象大多数美国的超市一样，没有漂亮的橱窗，通体是再普通不过的灰红色墙壁，但是墙壁上血红的标志和漆黑色的“SAFEWAY”大字却尽显讽刺意味，因为“safeway”在英语里恰是“安全之路”的意思。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梁实秋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悼念亡妻的文章——《槐园梦忆》，文中回忆了程季淑含辛茹苦的一生,以及他们的相识、相知，悲欢离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平凡异常，写来却感人至深。“重壤永幽隔”，“徘徊墟墓间”。以至于他希望人之死后尚有灵魂，“夜眠闻声惊醒，以为亡魂归来，而竟无灵异。白昼萦想，不能去怀，希望梦寐之中或可相觏，而竟不来入梦!”文字沉痛悲切，有时竟不忍卒读。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看得潸然泪下。
梁实秋把夫人葬于槐园，也给自己留了一块最后的归属地。在《槐园梦忆》一文中，梁实秋写道：“槐园在西雅图市的极北端，通往包泽尔（Ｂｏｔｈｅｌｌ）的公路的旁边，行人老远的就可以看见那一块高地，芳草如茵，林木蓊郁，里面的面积很大，广袤约百数十亩。季淑的墓在园中之桦木区（Ｂｉｒｃｈ Ａｒｅａ），地号是１６Ｃ３３，紧接着的第十五号是我自己的预留地。”
那时候，他隔几天就要到妻子的墓园去一趟，把一束鲜花插在预先埋进土里的瓶子里，灌满清水。低声呼唤着夫人的名字，告诉她几天来发生的新鲜事情。有时候干脆坐在墓前的草地上，良久始去，他感觉自己的思绪飞出了身体，跟夫人的亡灵交汇。远处天高云谲，瞬息万变，人生无常，岂知旦夕祸福？
从我在西雅图的暂住地到槐园，需换乘一次车，步行大约三英里。槐园在5号公路和包泽尔公路之间，沿5号公路在145号大街下了车，一路向东。远远看见包泽尔公路旁有一个彩石砌成的门柱，门柱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木牌，上书“Ａｃａｃｉ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即是槐园了。
从远处望去，槐园是一片起伏的高地，绿草如茵，林木葱郁，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尽头。门口有清泉喷涌，彩石堆砌，鲜花环绕，流水汩汩，其声呜咽。正如梁实秋所说，这里虽然叫槐园，其实是没有槐的，有的只是高大的枞杉和低矮的山杜鹃。
然而槐园却是一个非常广袤的所在，绵延数百亩。除了边缘有一些墓碑立在地上以外，整个墓园的墓碑都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墓碑有标准的形状和尺寸，大多呈方形。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除草机除草，以保墓园的清洁整齐，坏处是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很难找到目标。
如梁先生所述，程氏墓旁曾有一喷水池，涌泉喷涌数尺之高。我找到了喷水池，但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水池犹在，池底却几近干涸。或许是地号标识不清，或许是缘分未到，又或许在冥冥之中上苍要给我一次与文蔷女士相遇的机会，我终于没有找到墓碑。
成群的乌鸦从草坪中惊飞，凄厉地消失在傍晚的余晖里。看天色渐晚，我只好离开槐园，返程归家。
（三）
午后到汪珏女士家里喝茶。文蔷女士驾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于是我们有了一段倾心之谈。
“令尊大人在大陆可谓家喻户晓，您知道吗？”
文蔷女士笑了一下神情又变得严肃起来，“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
“您当时在做什么？”
“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非常烦躁，我说，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
“梁先生怎么反应？”
“父亲说，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平静地回答。看来这个题目我要写一辈子了。”
“您知道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吗（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先生的书是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儿”。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
“梁先生提到过这些事情吗？”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不过有一天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梁文蔷与汪钰
谈话间，我们到了西雅图市北端的Noble Firs社区。
Firs意为冷杉，这种高大的温寒植物上挂着纺锤形的球果；游泳池旁的一株玉兰，蜕掉了花瓣，肥绿的枝叶炫耀着庸常的幸福；东面一池绿水，粉嘟嘟的睡莲慵懒地躺在水面上，小桥流水，颇有点中国山水的味道。
“如果仔细观察，社区自治才是美国民主的精髓。”文蔷女士介绍说，Noble Firs社区的居民多为退休的律师、教师、艺术家等。在美国西雅图算是一个高素质的社区。
在社区内部，所有的居民依据其房产价值在整个社区所占的比例成为社区的“股东”成员。“股东”成员组成社区居民大会，居民大会又经民主选举选出“董事会”，也即社区管理委员会，管理日常的琐碎事务。
社区内所有事务都可以经居民大会讨论决定，居民大会通过的决议就是社区的“法律”，居民均须遵照执行，否则就会遭到“股份”折价的风险，那可不是仅仅说说而已，而是要实打实地执行。社区决议涵盖广泛，从挂什么颜色的窗帘，到小区内部的卫生管理；从不能在阳台上悬挂衣服，到游泳池旁禁止晾晒游泳衣等，事无巨细，蔚为大观。
小区本来是可以养狗的，但由于某些狗狗和主人们不太自觉，经常在草坪里随地大小便。后来社区讨论决定禁止养狗，过去养的狗可以继续养，直到老死为止，不再增加新狗。有一对夫妇不信那个邪，新买了一条哈士奇，结果每日被罚几百美元，几年下来，这对夫妇的房产“股份”大概就被罚得差不多了。
有一年，“董事会”选举一对同性恋人做社区的“董事会”主席。鉴于社区以退休的保守人士为主。起初，文蔷女士怀疑这两人能否被居民接纳，事实上这个担心后来被证明是多余的，这对恋人是艺术家，既优雅又绅士，热心社区的公益事业，很快就赢得了社区居民的信赖。
汪珏女士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两户中的一户，类似中国的联排别墅。汪女士和文蔷女士是邻居。刚刚坐定，汪女士就喊：“快看！对面就是文蔷的家，看文蔷阳台上的豆花！”果然，越过一片枝繁叶茂的吉野樱和遮天蔽日的枫树，对面阳台上粉色的豆花正昂扬地盛开，茎蔓爬过木栏，攀上房顶。
我突然发现文蔷女士不见了，便问：“文蔷女士呢？”
“回家刷牙去了，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
等待文蔷女士期间，参观汪女士古色古香的书房，墙上一幅“悟起”的书法，道尽主人禅定平静的心境。书桌上面堆着一摞发黄发脆的纸片，汪女士戏称“故纸堆里觅旧”——此刻她正在研究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书信。
第一缕茶香尚未散去，文蔷女士就急急地赶来了。我听到楼下有人喊：“门前的这棵木笔可真是茂盛啊！”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木笔乃紫玉兰的古称，因状似毛笔而得名。文蔷女士的话语中也保留了许多老北京的古语，比如她讲到洗衣服用的“钱范儿”恐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
她讲到她的曾祖父梁芝山不仅是大栅栏金字招牌厚德福的大股东，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开明和有眼光的人。文蔷女士说，当年她的曾祖父是把儿子送到京师同文馆念书的。祖父为了不被当时的人们嘲笑，常常要偷偷摸摸地躲到一个墙角，背诵英文。
内务部街那三十多间房子也是曾祖父梁芝山置办的。
文蔷女士还谈到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好吃”，这一点恐怕也遗传到了父亲身上。
“是啊。”，我说，“有《雅舍谈吃》为证嘛。”
我突然想到一个有些尴尬的问题，我说：“令尊没有能够葬在令堂大人身边，是不是有些遗憾？”
我们知道，梁实秋在写下《槐园梦忆》两个多月以后，一九七四年的十一月三日，受台湾远东图书公司之邀，回台洽谈出版《槐园梦忆》事宜，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与影星、歌星韩菁清一见钟情。一个月之后求婚，两个月之后订婚，四个多月后结婚。
在与韩菁清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之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梁实秋病逝于台北。梁实秋终于没有能够葬在槐园，没有葬在元配夫人程季淑的身边。生前在给女儿文蔷的信中说：“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
十一月十八日，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为弥补不能与母亲合葬的缺憾，第二年，文蔷女士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头发和一幅父母合照葬于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文蔷女士并没有因为我的唐突而生气，她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炯炯：“我把爸爸的灵魂接到这里来了，我在墓碑上写了‘梁实秋魂魄塚’。”
在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我驱车再一次来到槐园。这一次很顺利地在干涸的喷水池旁找到了横卧在草丛中的“梁实秋魂魄塚”。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我捧一掬清水，绕墓碑三周，献上一位卑微的文字工作者的敬意。就像四十二年前梁先生所做的那样，我将半瓶矿泉水埋进土里，插上一朵鲜花，沉痛的哀思冲破天际，与大师的魂魄交汇。
不为那绵延近百年的文学纷争，只为这份私人化的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邂逅，和一丝无可名状的歉意。
作者简介：张祚臣，上世纪八十年代徜徉于中国人民大学花前月下，谬学商经，王二同门。后弃商从文，爬梳文化及思想史。作品见于《散文》《随笔》《书屋》《百花洲》等，有散文入选全国多个年度选本。现为青岛日报副刊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