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伦和我爸都是当年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
汪老师扒顶，眼睛小，天庭饱满得突出，所以鼻梁以上的部分极像列宁。 他走路轻盈，动作敏捷，其做派也极像《列宁在1918》中好说好动，演说时手指前方的列宁。
有时课间操或开学校大会，汪老师上台讲话。一次他讲到要敢于向坏人坏事以及不良倾向作斗争，否则你就是正义的背叛者！他身体前倾，左手极锋利地往人堆里一指。站在他侧面的我就像看到了列宁一样，精神为之一震，内心充满了对汪老师以及正义的崇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男女老少，春夏秋冬都喜欢戴个帽子，仿佛帽子是这世上最好的东西。全校唯一长年不戴帽子的人便是汪景伦。
黑龙江的三九天，冰天雪地。上班的路上，别人都捂得严严实实的缩成一团。汪老师却光着自己的秃头从对面昂首挺胸地大步走来，大义凛然地让你感到连冬天都怕他似地从他身边溜走了。内心直觉得汪老师伟大，差不多就算是伟人了。
汪老师绝活多。左右手能同时并用。他给我们讲马致远的《净天沙》：右手在黑板上竖着写下“枯藤老树昏鸦”，左手已在字的左下方画出一颗缠满枯藤的老树了；“小桥流水人家”写完，老树旁就出现了翘脊的古房子和拱形的孔桥；最后右手写下“断肠人在天涯”时，左手几乎同时神速而潇洒地在画好的画面上点缀出一两片纷飞的落叶，书、画同时嘎然而止。他转过身来静静地站在那一言不发，表情庄严肃穆。在那一刻出奇的寂静中，谁能感受不到那秋风瑟瑟的凄凉？同学们都全神贯注地盯着黑板，黑板上那只可怜的瘦马连同它主人愁苦的背影分明在潇潇的落叶中缓缓晃向那轮孤刁刁的夕阳……这首词就这么一下子让我们终生难忘了。当然更让我们难忘的还是汪景伦王老师。
从古至今无论多艰难，人总要给自己制造些念想，怎么也得让日子有个盼头，人活得才精神。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就杀猪”。小孩有了盼头往往破涕而笑。这尽管是哄小孩的，那时，杀猪的日子确是大人孩子一年都盼着的最高兴的事儿。
杀猪那天，最高潮的是晚上请客的大餐。左邻右舍，我爸学校的好友都乐呵呵地来到我家。劈柴在灶坑里烧得噼啪直响，酸菜粉条、血肠、五花三层块子肉和着花椒大料，在12印的大锅里满满地翻开着，热气腾腾的香味从敞开的房门一直散到院子里，仿佛要告诉所有的人这是我们家一年中最盛大的庆典。而每年这最隆重的庆典中总少不了一个人，那就是汪景伦。
往往酒足饭饱，客人散尽后，爸满脸幸福地对我们说：
“杀猪，不请谁也得请汪老师。”
“为啥？”我们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爸就又重复了一遍汪老师的故事。
口粮偏紧那年（我爸始终把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称为口粮偏紧那年），我家无论怎么精打细算，终于没能逃脱弹尽粮绝，命悬一线的厄运。生死关头我爸向汪老师开了口，他二话没说，一麻袋的苞米就如久旱的甘霖使我们家枯萎得奄奄一息的日子得以返青……
“足足一麻袋的苞米，那可是人人饿得眼睛发蓝的年月。”每每说到这儿，爸就借着酒劲抑扬顿挫起“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以致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两句诗是我爸写给汪景伦的，并深信佳句绝对是真情所致。
至此，汪景伦汪老师是不是伟人我没有根据，可他是我们家的恩人确是铁证如山。
八十年代我考上大学离开故乡，而后出国，进外企，娶妻生子，赡养父母。奋斗的足迹遍布危机丛生的异乡，充满倾轧之声的都市。而疲惫，混乱，精神的萎靡总如残酷的拆迁，频频降临，使心中的殿堂一次次轰然崩塌，化成烟尘垃圾掩埋往昔的美好。就这样关于故乡，关于汪老师温热的记忆也屡遭强制卸载。
直到有一天和我一起生活的已近八十岁的父亲执意要回趟故乡，说是去劝说汪景伦“改邪归正”，我才知道已近七旬的汪老师这些年一直执迷于他所谓的信仰，奔走于乡村、城镇，练功，讲课，培训，组织活动，从者日众。终于有一天，派出所突击搜查了他的家，不仅堵住了练功的学员，还搜出了光盘、书籍、培训资料、设备。人赃俱获，当场被带走。
单位和汪老师有点地位的当年他的学生都到县里去保他。县里说只要写个悔过书，保证不再犯，可以释放。这样不但能避免判刑，还能保住退休金以及其他养老待遇。可汪老师就是不写，谁劝也没用。最后人们都相信他的老朋友我爸劝他一定会好使……
我爸回来的那个晚上，外边下着好大的雨。我爸竟象小孩似地哭着对我说：我足足劝了他一个下午，我说你都七十多岁的人了，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吧，判了刑，没了老保金，将来怎么办？他不但一点盐丁不进，还指着我说：“你们这是对正义的背叛！除了钱，你们整天啥也不信，活得就能那么心安理得？猪狗不如！”。说到这，我八十岁的老爸抽抽嗒嗒地竟哭出了声。
尽管汪老师曾把我们家从物质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三十多年后，我爸却没办法帮汪老师摆脱空前的精神危机。
汪景伦被判了刑。这是本世纪初的事情。
一晃又十多年过去了，我爸都九十多岁了，真正的夕阳西下，生理的局限恐怕已不可能让他再感受到一丝断肠人的愁苦了。生命在每一天艰难地维持着。
今年春天，二姐从故乡来我家，说汪景伦出来了。他在监狱的那几年里，老伴死了。家里的土房年久失修也塌了。八十多岁丢了劳保的他回来后和四儿子一起过。出门得孙子搀着。尽管如此，说话还是那么精神。目光炯炯。见面就跟人说：“人活着，怎么也得信点啥。”
二姐说：我看他可可怜了，眼泪都在我眼圈呢。我给了他五百元钱，差点让他给撕了，那把我吓的。最后偷着给他四儿子了。
听到这些，我看到躺在一边打吊瓶的爸眼角在不停地流泪。他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却想起了鲁迅《一件小事》结尾的几句话。
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五百元钱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们还能裁判汪老师么？替我们家还账么？当年汪老师的一袋子苞米不仅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钱能还得了吗？
我不知如何安慰我的父亲，更不知如何安慰我那远在故乡的汪景伦汪老师。
窗外，一轮即将落山的夕阳格外安静地红着。遥远却并不虚幻。
2014。12.14于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