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者：最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了您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这本书的制作非常精美，而且采用中英双语对照的方式呈现文字内容。是否有意于让外国读者和研究者了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下？
方卫平：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是这样的，2014年11月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期间，中少社总编辑张晓楠女士与编辑朋友专门找到我，约我撰写一部介绍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历程和面貌的小书，由该社组织专业人士译成英文，约请国外专家做英文审校，并以中文、英文双语形式出版。这本书篇幅无需太大，但希望能有助于国内外关心中国儿童文学的读者朋友和专业人士了解其在当代发展的艺术特点和历史轮廓。
今年3月份博洛尼亚童书展期间，这本书首次露面，受到一些国外同行的关注和欢迎。我回国后还先后收到了英国、美国等国的学者、翻译家和高校师生的邮件，希望得到这本书，同时也表达了了解中国儿童文学的愿望。记得大约五六年前，德国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曾约我撰写一篇介绍中国儿童文学现状的文章，我写了一篇《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年》。此文后来由该馆专家译成英文，发表在该馆主办的学术性丛刊《图书城堡》上。据我了解，这类讲述、介绍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字，对于推进中外儿童文学交流，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记 者：为什么选择这40年作为观察中国儿童文学的范围和角度？
方卫平：考虑到这本书的预设读者和英文翻译工作量、中英文双语出版等因素，出版社希望《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一书的规模控制在5万字左右。在这样的篇幅里，如何截取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长度，我的选择有：自古至今，“五四”以来，1949年以来，改革开放以来，新世纪以来。之所以最后选择了改革开放40年这一叙述时段，一是因为这一时段，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波澜壮阔，所涉及的童年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的艺术美学、童书与市场传播等等方面的历史内容、理论话题足够丰富、有趣、富有深意；二是因为，我本人1977年考入大学念中文系，刚好见证了40年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当代发展。讲述这样一段历史，我不仅相对熟悉，而且字里行间，可能还会带入一些亲历者的见闻和情感；其三，也是因为我想在给定的篇幅里，尽可能既简洁又舒展地讲好一个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故事。用小说创作打比方，这本书也许大体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
记 者：在书中，您将近40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的开启、探索艺术的正道、市场化时代和21世纪。这些划分的具体依据和时间点是什么？
方卫平：讲述一段历史，分成若干时段，这不仅常常是历史叙述者的癖好和惯用的叙事“图式”，更是由历史运动本身的巨大外观和内在逻辑性所决定的。我把40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为四个阶段，原因也是如此。大体说来，1977至1979年，是所谓“新时期”的开启，即“拨乱反正”背景下的清算和出发阶段；1979至20世纪80年代末，是艺术探索和文学实验最为活跃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是市场化开始到来，纯文学的艺术豪情和文学实验的生存空间逐渐受到打击、挤压；进入21世纪，新媒体蓬勃发展，中国儿童文学却在传统出版业出现颓势的情况下“逆势上扬”，甚至创造了童书出版的“黄金十年”——这里通常是指2005至2015年。乐观主义的预言家们早已预言，中国童书出版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已经接踵而来。
记 者：与一般的文学史和理论书籍不同，《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这本书深入浅出，用生动呈现具体历史事件、深入分析作家作品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可读性。这种写作风格与您此前的学术著作是不是有所不同？
方卫平：是的。风格不敢说，但为读者考虑，这本小书在写作上的确动了一些脑筋，包括体例、史料、语言、趣味性的使用和体现等等。很多年前我出过一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方式我很熟悉。但是，对这样一本书的读者来说，如果只有大的历史轮廓和框架，或者，只有树木，不见森林，恐怕都不是合适的写作方式。事实上，许多年来，历史著作，包括文学史著作的写法早已纷繁多样，比如我上大学时就逐渐读到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比如20年前让我读得如痴如醉的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比如近年我读到的卜正民主编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等等。好的历史著作，不仅会带给我们深入历史的震撼感，常常还会有阅读历史的赏心悦目感。所以，尽管这部小书的篇幅有限，我在写作中，也仍然试图把历史打量的基本视野与文学生活的某些细部肌理，历史思量的某种深度与历史呈现的某些趣味性，总体文学过程与个别作家作品的历史境遇、标本特质，以及代际、潮流与个体、历史瞬间等等，都力图有所覆盖和兼顾。当然，由于个人学力有限，有些想法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想法。
记 者：在书中，您将21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聚焦于“如何塑造更好的童年”，是否可以说，在您看来这是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方卫平：“如何塑造更好的童年”本身是一个大话题，我认为这应该是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核心旨归。一切有价值的儿童文学书写，最终都是为了以儿童文学特有的力量，影响童年、影响现实，通过塑造更好的童年，将孩子、也将我们带向更好的未来。在这个核心旨归之下，我们才能来展开有关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系列子问题和子命题的思考。比如，儿童文学如何深入理解和贴近书写当代童年的复杂现实？站在“如何塑造更好的童年”的视点上，我们的目光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对童年生活的现状摩写之上，而是要穿透这些童年现实的表象，看见关于这一现实之可能的“更好”想象。我在《中国式童年的艺术表现及其超越》一文中曾对“现实”与“真实”两个范畴做过辨析。面对中国大地上展开着的日益复杂的当代童年生活，我们既要看到它的各种鲜活、生动的“现实”，也要看到这些“现实”背后童年应有的“真实”和应然的真相；既要关注童年生活的各种现实状况，也要思考、辨明这一“现实”的价值方向。揭示“现实”状况背后的“真实”价值与方向，正是文学相对于生活的独特价值的体现。
再比如，儿童文学如何承继、表现传统文化的问题。从“更好的童年”的立场出发，我们对于传统文化这个话题的理解，便不会仅仅局限于文化继承和传播的意图目的，而是必然要从现代童年及其文化未来的视角，对作为儿童文学创作资源的传统文化及其文学呈现，做更深入的梳理和思考。
记 者：我注意到，您在书中没有专门集中呈现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评论的进程和成就。在您看来，这方面是否依旧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短板？
方卫平：之所以没有专章谈论理论批评的话题，主要还是篇幅的原因。正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这本书在规划之初，是想以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为脉络，做成一本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又相对可读的读物，便于国内外读者从宏观角度了解、把握这段历史的基本状貌，又能接触到一些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如果用大部头来做，里面的许多话题都可延伸出体量庞大的分析论说。所以，重要的理论批评进程、现象等，我没有专章叙述，而是尽量把它们融入儿童文学历史的叙说。比如，上世纪80年代关于儿童文学艺术问题的那些批评探索和论争，就包含在关于整个艺术探索思潮的历史叙说中。还有新世纪以来关于商业化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放在童书市场化的语境中带出和评述。
事实上，近40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进步是十分明显的。我认为，理论和批评始终是推动、陪伴中国儿童文学艺术逐渐走向当代化的一种力量。整个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的艺术新变，往往是在理论批评的锐敏下被觉察、谈论，进而与文学创作的实践互为振荡，直至促成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探索与革新的浩荡潮流。在新世纪关于商业童书的探讨中，我们既看到了理论批评对于文学现实应有的回应，也看到了它带给这一现实的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透过不同声音的论辩，我们对于市场化时代儿童文学的艺术问题、艺术命运与艺术走向，无疑有了更为深切的思考。
我特别想说的是，近40年来，理论批评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艺术建构的进程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在不断提醒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应当对文学的现实承担起什么样的职责，应当对它的未来怀有什么样的抱负。理论批评应该对当下文学的现实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深切的洞察以及有远见的前瞻。理论和批评要致力于发现当下文学现实中富于价值的内容，也要致力于揭示这一现实的缺失之物。这是理论批评保持其活力的基本途径，也是理论批评证明其价值的基本方式。
记 者：您认为，近40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它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方卫平：近4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日益看到了儿童文学可能具有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力。这一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文化、经济、政治……在这个过程中，原创儿童文学向人们展示了它的不断超越我们预期的艺术吸收力、表达力和创造力。文体层面，原创图画书的兴起与迅速发展，与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等传统文体的艺术拓展相映成辉。题材层面，儿童文学的创作经历了从传统乡土向现代城市的拓展之后，在着力表现当代主流童年生活的同时，从未中断其投向边缘童年的目光与关切。儿童形象层面，类型与个性逐渐丰富。童年精神层面，探询和思考持续深入。表现手法和艺术样貌层面，通俗性的写作得到空前张扬，先锋性的探索也拥有自己的实验空间。对外交流方面，通过认识世界打开视野的同时，原创作家、作品“走出去”和“输出去”的努力，也不断收获新成果。总体说来，纵向比较，近40年无疑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至今最有成就的一个阶段。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未来的发展而言，我以为有两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一是童年观；二是文学观。童年观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和理解童年的问题，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启蒙的话题。一些基础、重要的童年观问题，在当代作家的笔下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由此带来的对于儿童文学审美趣味、面貌的影响，内在而深刻。我与一些作家私下交流，谈起儿童文学作品中不经意间透露的童年观问题，他们也大为触动。在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的语境中，许多问题看上去虽是小的细节问题，折射出的却是长久以来我们的童年观念当中亟需清理、摆正的内容。或者说，正是因为儿童文学艺术发展到了今天空前开放、丰富的阶段，我们更有必要关注这些童年观念、思想、精神方面的“细枝末节”。我也相信，对一切优秀的文学来说，童年观以及与此相关的细节的高度，是最终确立其艺术高度的重要标杆。
文学观方面，我一直强调的是，儿童文学既遵循与最普遍的文学作品一样的艺术规律，又有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文学特质。儿童文学的艺术样态首先是多种多样的，也应当鼓励、许可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和探索。但在此基础上，对于体现儿童文学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的“文学性”特点，我们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认为，儿童文学是要在看似无从回避的题材、语言、内容等的限度之内，写出童年语言的文学高度、童年情感的文学厚度以及童年精神的文学深度。以语言为例，我认为，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就有两种趋向需要谨慎对待：一是文艺腔；二是翻译腔。前者是把儿童文学的语言在形式上复杂化，却缺乏与之匹配的真切、真诚、有重量的情感内涵。后者是在域外儿童文学的影响下不知不觉形成的一种语用倾向，其语言的用词、句式、结构等，其实远离汉语表达的自然、生动状态。两者实际上都使原创儿童文学的语言偏离一流儿童文学的语言状态。
记 者：您对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
方卫平：这些年中国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激励、拓展着我们对于原创儿童文学艺术可能与未来的想象。在当代社会生活新变不断的现实下，这样开放、多元的艺术探索再延续10年、2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总体面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一个挑战想象力的问题。但我相信，中国儿童文学更高远的艺术未来，不仅是在充满自信和豪情的不断迈进中，更是在带着问题和反思不断向前的执著探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