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编者按：
“我仍然是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
记者：王老，首先祝贺您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此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国家最高荣誉，表彰了在各个领域与时代同行、砥砺奋进，为共和国事业鞠躬尽瘁，作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您作为一名14岁就参加革命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对于党、国家和人民，一定有着特殊的感情，能否请您结合您的经历谈谈您对于党和共和国的感情？
王蒙：我出生于1934年，在我出生的3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当时我的家就在现在的阜成门一带。我记得在我上小学3年级时，日本侵略者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制定的首要口号，就是反共。这样的口号对于当时只有9岁的我来说，起到的恰恰是非常正面的教育作用，那就是：共产党是很英勇厉害的，共产党是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
我经历了从抗日战争到现在80余年的历程，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年，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人是在1946年。1946年1月13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立，中共方面代表叶剑英，我有幸见到了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李新同志，也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希望。1948年，14岁的我加入了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属于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系统。当年召开地下党员大会，叶剑英、彭真他们都在场，我能够亲历这样的荣光，那种心情，那种日子，让我充满了信心，我在心底呼喊：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最终，都通向了人民大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当中最为重要的历史转折。
而我的命运、我的创作、我的生活也都与共和国息息相关。在共和国发展顺利、稳定繁荣的时候，也是我自己的创作最为旺盛、情绪最高昂的时候。而共和国的一切艰难探索与发展经验，我也都是感同身受。回顾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正是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后的1953年开始的。19岁的我那时正在共青团北京市东城区委当干部。经历了旧中国的土崩瓦解，新中国的百废俱兴，感受着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心中充满了希望、朝气、信念。我相信从我们这一代人起，将过上一种全新的、无私的、光明的生活，我觉得应该把这段历史时期以及我们青年一代的心史记录下来。1953年的秋天，我开始动笔，悄悄写了一年，这就是《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后来在《文汇报》《北京日报》上都曾部分连载、选载。我们那一代青年人赶上了历史的重大变动，赶上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作品写于我的青年时期，它不无天真和幼稚，它可能被写得更好，但是其他人不可能有我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巨大转变的那种激动的心情。我们欢唱革命凯歌，我们投身革命建设，从少年到青年，在那样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青春万岁》，反映的是古老中国命运的改变，是新中国的万象更新，我从此真正走上创作的道路，这是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带给我的。
记者：您的创作也是和新中国紧密相连的，请您简单谈谈您的创作历程。
王蒙：1956年，我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从1953年的《青春万岁》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写的都是年轻人的理想、天真和困惑。我还曾专门写过共和国系列的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2013年出版了以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疆劳动生活的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表现了多民族共同生活的火热图景，这部小说在2015年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我还写过不少关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并即将要出版关于列子的书。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关于荀子的书，是我在诸子百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这也是我近几年奋斗的内容之一。其实我还写过北京郊区的农村生活题材作品，小说叫《山中有历日》，发表以后，有一位《人民文学》的责编收到朋友的信说，你们这可真敢起笔名，连王蒙都成了新笔名。他们大概不相信我还会写农村的生活。实际上，我的写作范围和兴趣爱好都非常广泛，老人我关注，孩子我关注，国内我关注，国际我也关注。我感到有数不尽的故事要述诸笔端。
2019年，我85岁了，加入中国共产党71年，写小说66年。85岁的我在今年还掀起了一个我创作上的小高潮。年初的时候，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地中海幻想曲（外一章）》，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生死恋》，紧接着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邮事》。七八月间，我还写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叫做《笑的风》。除了写作，现在我依然每天坚持走路八九千步，每星期游泳两次。我有一种很牛的感觉，那就是我仍然是文学工地第一线的劳动力。一个老人的劳动力感，是多么快乐呀！
“对人民的感情，是作家写作的最大动力”
记者：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如何理解这一荣誉？又如何看待“人民”与“艺术”的关系？
王蒙：这次国家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同时，还评选表彰300名新中国最美奋斗者，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各行各业奋斗者们所做的工作的肯定，这是非常鼓励人心的。我明确表示过，与那些国之重器的科学家、发明者、解放军的战斗英雄相比，我所做的一切很微薄，这种鼓励对我来说，它的荣耀是毋庸赘言的。我还要尽我的努力，继续奋斗、继续创作。
对人民的感情，是作家写作的最大动力。人民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工农兵学商，也包括知识分子，包括各个民族，包括自己的国家，也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家们强调的人道、人性以及人际关系等主题，也包括在“人民”的含义中。作家要惦记着人民、体贴人民，熟悉人民，要有写人民、谈人民，为人民说话的强烈愿望。
关于艺术，前苏联曾经有一种说法，说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说法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在1952年举行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周扬将老舍、茅盾、巴金、曹禺和赵树理并列为语言艺术大师，如果你的文学真正能达到语言艺术的标准，我觉得这是非常崇高的。
关于“家”，是说一个人在自己的领域里有所专长。我认同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给我发信息时所表示的：“人民艺术家”称号的颁发，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记者：今年也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您是一位“老政协”，对政协有着深厚的感情。能否请您谈谈如何做好政协工作，如何发挥委员作用？
王蒙：我在政协履职的15年，是我感到非常重要、非常充实、快乐的15年。我在政协的全体大会上曾作过4次发言，这是政协所给予我参政议政的重要机会。政协在很多方面，都能够起到引领和推动的作用。我也越来越感到，从政协委员的阵容来看，政协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人才库。在这次获得殊荣的人员组成里，就有多位都曾是全国政协委员，像于敏、孙家栋、袁隆平、樊锦诗、秦怡等，所以政协反映了我们国家重视人才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江泽民同志提出过科教兴国，胡锦涛同志提出人才强国，这次国家授予各行各业的人才这么至高无上的荣誉，都是对于人才的重视。政协的人才工作做得非常好，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如果有可能，政协还应该把每位政协委员的成就、功绩记录下来，这是非常重要、非常珍贵的。我对政协的感情非常深，现在仍然和政协保持着联系，经常参加政协的活动。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构成也有很多都是政协委员，都是我们国家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政协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充分地发挥着我们国家人才的作用。
记者：您写了许多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书，您认为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智慧值得当代人汲取？
王蒙：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广阔，它有很多关于道德、人际关系的说法。以孔子为例，我特别喜欢孔子的“恰当”。他把人类最普通、最平常的话能够说到你的心眼儿里去了。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总在想，他怎么就能把珍惜时间、珍惜生命，表述得如此妥帖呢？他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比宣传100遍、1000遍“孝”字都要有效果，他的语言并不夸张，并不哗众取宠。我还佩服孔子那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体现了孔子的高尚，他对不义，而富且贵，一点兴趣都没有，同时绝无分富心理。
所以传统文化教育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它对于我们人格、修养的提高，甚至我们说话方式的改善，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文化离不开人才，离不开阵容”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越来越开放的文化政策和文化自信？
王蒙：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文化空间有了空前扩展。今天提倡的传统文化如用过去某一时期“破四旧”的观点来看，你很难从正面角度来评价它和汲取它；国外的有些文化也曾遭遇过这样的情况，西方的是“资”，苏联的是“修”。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精神空间、文化空间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摸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对于自己的文化自信也在增强，所以我们的文化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文化是没有边际的。我们希望它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文化离不开人才，离不开阵容。比如在提到唐代文学、唐代文化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阵容。所以我也给中央领导反映，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大家，要有自己的文化阵容，我们要给后世留下一个宝贵的文化遗产，让人们能够认识到中国在人文领域会有着更广阔的发展。
记者：您认为“中国梦”实现后的国家会是什么样的？
王蒙：我想中国人在近现代以来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在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欠账太多，发展的任务很重，新中国成立的70年来，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希望在人的教育上、品德上、修养上，尤其是社会风气文明教养上能有一种新的提升，有一种更加先进、开拓、向上的精神，要有追求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君子的精神。我想我的愿景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中国人的全面提高和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