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户，对于老北京人度夏而言，很重要。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年代，全靠窗户通风透气，让凉爽能进得屋子。以前的老北京，一般人家，大多不是玻璃窗，而是那种花格纸窗。
夏日到来，即使不可能家家都像有钱人家换成竹帘或湘帘，起码也要换上一层窟窿眼儿稀疏的薄纱布，好让凉风透进屋里。过去有竹枝词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各家的窗户上安上新纱帘，即竹枝词里说的“糊冷布”。那时候，我们管它叫“豆包儿布”，很便宜。
对于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夏仁虎在《旧京琐记》里曾给予特别的赞美：“京城屋制之美备甲于四方……因地因时，皆有格局也……夏日，窗以绿色冷布糊之，内施以卷窗，昼卷而夜垂，以通空气。”他说的没错，一般的窗户都会有内外两层。只是，我小时住过的大院房子，和他所说略有不同：窗户外面的一层，是花格窗，糊窗户纸；里面的一层，一平到底糊冷布。这样的设计是有道理的，可以让风尽可能畅行无阻地吹进屋子里。
那时候，在我们大院里，糊绿色冷布的有，卷窗很少见。外面的一层窗是可以打开的，往上一拉，有个挂钩，挂在窗户旁边的一个铁钩子上，旁边还有一个支架，花格窗就支了起来。如此一来，里面的“冷布”，既可挡住蚊虫，又可让凉风长驱直入进屋子。
如果夏夜户外正好有树，又正好有明亮的月光，把摇曳的绿叶枝条的影子，映在窗户纸和冷布上，朦朦胧胧的，变幻着好多图案，有一种水墨画的感觉。这是在玻璃窗上绝对看不到的景象。
前些日子，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一则短文，题目叫《纸窗》。他说的是1951年的事情。那时候，郑振铎的办公室在北海的团城，他去那里拜访。办公室是一排平房。郑振铎的写字台前临着一扇纸窗。郑对他兴致勃勃地说起纸窗的好处，最主要的好处是它不阻隔紫外线。老人对这种老窗，才会有这样的感情。事后，燕祥回忆那一天的情景写道：“心中浮现一方雕花的窗，上面罩着雪白的纸，鲜亮的太阳光透过纸，变得柔和温煦，几乎可掬了。”将纸窗的美和好处以及人和心情连带一起，写出一种静暄柔美的意境。
对于北京的这种纸窗，燕祥还这样写他自己的另一番感受：“也许明清以后的人才用纸糊窗，也才领略此中的情趣。月明三五照着花影婆娑，这是温馨的；若是霜天冷月，把因风摇晃的枯枝的影子描在窗纸上，可就显得凄厉了。”他说得真好，夏天的夜晚，月光把树和花的影子描在窗户纸上，才是美好的温馨的。而且，老北京多用高粱纸糊纸窗。冬天，薄薄的纸窗，是难敌朔风的扑打的。其实，纸窗再怎么好，也是难抵玻璃窗的。纸窗不过是农业时代的产物而已。
后来，我读《燕京杂记》，其中提到一种特殊的窗户纸：“玻璃纸，俗谓光明纸，用以糊窗，自内视外则明，自外视内则暗。”我没见过这种玻璃纸。在我们大院里，倒是看过有钱人家将花格纸窗换成玻璃窗。我家的窗户没有全换成玻璃的，父亲为了省钱，只是在窗户中间一块对开的杂志那样大的地方换成了玻璃，也算是跟随时代的发展吧。我曾为此很有些阿Q式的自鸣得意。尤其下雨的时候，趴在玻璃前看：雨珠打在玻璃上面，又顺着玻璃一颗颗滑落下来，再一滴滴前仆后继地爬上去。这成了我寂寞童年里难忘的记忆。
后读清人杨静亭的竹枝词：“画堂春坐日迟迟，富贵人家得自宜。不待揭帘知客至，疏窗嵌得是玻璃。”不觉笑话自己当初的自鸣得意。人家早在清朝就已换上玻璃窗了，坐井观天的我还以为换上巴掌大的玻璃窗，就是跟上时代了呢。
我们大院没拆的时候，我回大院，看到那些花格木窗早都没有了，都换成了大玻璃窗。但是，每扇窗户旁边的铁钩子和支架都还在——虽都已锈迹斑斑，却像是沧桑的时光老人，不动声色地垂挂在那里，任其风吹日晒——是那个逝去年代的夏日留下的一点儿记忆的痕迹。我问旁边的年轻人：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他们一问三不知了。
如今，大院早已拆干净了，老北京那种花格窗再也见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