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拿到江苏作家张镭先生的杂文随笔集《中国人三部曲》（《中国人的情绪》《中国人的柔弱》《中国人的生活》）时，我惊讶万分。让我讶异的，不仅是这部收录了一百五十多篇文章、逾二百八十万字的大作在体量上的庞大与厚重，更在于这些文字都是一位业余作家、一位满怀对文学的虔诚之心的公务员，在2013年8月至2016年8月整整三年间创作并发表在自己博客上的心血结晶。这些年来，我也曾结识过若干与张先生身份接近的写作者，但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是还怀揣着青年时代邂逅诗神的梦想，在工作的间隙涂抹长短句，便是感慨于生活的平凡枯燥，写些事关人情冷暖、柴米油盐的豆腐块文章以自娱。但张镭先生不同，他的每篇文章几乎都在万字上下，有时兴之所至，甚至可以达到煌煌两万多言；其内容也基本与风花雪月无涉，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国计民生，以及社会生活中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乃至“阴暗面”，大胆直言，奋笔疾书，在借文字浇胸中块垒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社会担当。
张镭先生将自己的写作概括为“不快乐的写作”，他为《中国人三部曲》撰写的前言便以此为题。他坦言：“我写作，不是由于我快乐，而是由于我不快乐。”然而，这种“不快乐”并不等同于时下流行的“丧文化”，不是由于买不起房子、还不起信用卡或者升职加薪无望，而是出于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的“良知”——“恕我直言，在中国，做一个良知不泯的写作者，其实是很苦痛的事。这苦痛缘于爱——对国家的爱，对民族的爱；这苦痛缘于‘爱之深，责之切’。”也正是因为他把“国家”和“民族”作为写作的出发点，“三部曲”才敢于、也必须以“中国人”为题。也许会有某些致力于“反宏大叙事”的人对这样的表白嗤之以鼻，认为作者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体现的是一种不够“现代”、落后于当今时代潮流的写作态度，更有甚者会拿出《茶馆》里常四爷那句著名的“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来反驳。但是，不知他们读到如下的内心剖白，会有何感想？
只爱不责？从此做个漠不关心的活死人？可我生于斯，将来也死于斯，我怎么能不爱？从此做个漠不关心的活死人，也做不到。我宁可死，也不做这活死人。
之所以要写一些批判性文字，缘于我内心的爱——对国家、对民族。我爱她，希望她更完美，更可爱。那些所谓尖锐的文字，其实一点儿也不尖锐——分明就死提个醒：身上有问题啊，要正视，要治疗了！仅此而已。
如今的张镭虽然身为地方政府公务员，但他也是从一个农家子弟渐渐成长起来的，在从政的历程中也曾多次转换角色。尽管他的身份在几十年中不断发生变化，但可贵的是他始终坚守平民立场，身上保持着平民本色，与普通老百姓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真诚面对底层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与喜怒哀乐。原生态的民间生活成为他创作的基点和坐标。“三部曲”中成文最早的一篇《套住我们的那根绳索》（写于2013年8月23日）即是从作者曾经最为熟悉的乡村生活着笔，从农村孩子司空见惯的“牛鼻环”出发，抒发了人到中年的思索。曾有作家针对“牛鼻环”发出过如下感慨：“一个小小的牛鼻环，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发明，只因为人类驯服了牛，才有了牛耕，才有了农业的发展。”在张镭看来，这样的感叹“大致是不错的”，但是，作为一个曾经每天都跟牛鼻环打交道、日后又在官场和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农家子弟，他的感悟必定会更为深刻——果然，他的思绪由一枚友人赠送的牛鼻环生发出去，由牛及人，得出“其实，我们也是一头牛，一头被驯服了的牛”的人生感悟。因为人的一生，就是连续不断地接受着父母、老师、上司，乃至法律、规章、制度的驯化的过程，“人这一辈子从生到死一直被驯化着”。然而，如果说“教育”和“法律”作为驯化人的手段是人类文明和社会所必须使用的（即使如此，经过教育驯化的人也未必都能成才，而法律的驯化仍不能避免犯罪行为的屡屡发生），那么，另外一些“牛鼻环”，例如“名”与“利”，则是人在不自觉之中加诸自身的，而且往往还乐此不疲。古人用“名缰利锁”四字，一语道破了“我们被名利驱使了一辈子，其实是给名利做牛马”的天机。这样的感悟，若不是像张镭这样经历了从乡村、从底层不懈向上奋斗的人，或许很难得出。他拂去了名利、权势、财富笼罩于生活表面的那层浮尘，拨开了遮蔽人生本相的迷雾，用一个极富烟火气和“牛粪气”的比喻真正抵达了生活的原生态。
类似的思维方式，还能从《江湖人生》一文中看出：若干年前，在作者参加工作的前夜，父亲决定把家里唯一的一只鸡宰掉来为儿子饯行，但是唯一的要求是“这只鸡得由你来宰杀”，以此来考验儿子的意志和心肠——在父亲眼里，社会就是个江湖，充满了险恶、狡诈和欺骗；一个男人如果连一只鸡都不敢杀，那就说明他的心肠太柔弱，无法应对江湖的险恶。多年后，作者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与阅读《阿尔都塞自传》的体验其妙地结合起来：大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在8岁的时候，曾经在外祖父的指导下掌握了杀兔子和鸭子的本领，并且“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极大的乐趣”，并为日后勒死妻子艾莱娜埋下了伏笔。由是，作者感慨说，江湖最大的邪恶并不在于人心险恶，而在于它会让人心肠变硬，让好孩子变成坏孩子。杀掉一只鸡固然可以考验和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但是，想要在险恶的江湖上保持一副善良、或曰“柔弱”的心肠，意志所经受的考验或许会更为艰苦和残酷。从以上所举的两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张镭先生写作的一大特点：即使是思考沉重的社会问题，也往往是从自身经验出发，或最终落实到对自我的反思或反省。“三部曲”中有很大比例的篇幅（如《官话》等）是写时下官场乱象的，这与作者在政坛的丰富经历不无关系。而在《民族病》《生在帝王家》等篇目中，他更为直白地指出了民族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表现出对如今许多父母依旧热衷于把孩子送进官员队伍这一现象的担忧。这无疑都源自他从政多年的思考。而在《管不住嘴巴的坏人》等一系列与“生病”“住院”有关的文章中，透露出的则是作者对生与死、人生价值等形而上问题的独特看法。在此意义上，张镭达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境界。
“三部曲”是以“散文随笔集”的名义出版的，但作者在私下交往中常常称自己的这些文字为“杂文”，这或许体现了某种时代的无奈。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自鲁迅开创的“杂文”传统，一直强调批判性，与生俱来的犀利目光、叛逆性格和批判勇气，是杂文的生命力之所在。正如徐懋庸所说，可以“从（鲁迅的）杂文这种作品里发现里‘扫荡秽丑’的力量”。但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以“说真话”的责任感和尖锐性为己任的杂文却处境尴尬，因为“说真话”难免触及社会敏感问题，最容易得罪人，甚至得罪权势。以至于出版社在出版相关作品的时候，对于是否使用“杂文”的提法也显得格外谨慎，因为“杂文”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在当今往往会影响一些作品的命运。另一方面，鲁迅先生曾说，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所要的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姑且不论如今是否还算“风沙扑面、狼虎成群”，长期以来“纯文学”对阅读口味的规训，也常常会让读者对匕首和投枪式的、“不必怎样精”“用不着什么雅”的杂文文体的“文学性”提出质疑。通读过“三部曲”，我的一大感受便是，张镭先生的这一百五十多篇文章，的确较少传统意义上的“杂文”味道，而更接近于思想随笔。传统杂文在坚持思想性和思辨性的同时，往往会采用反讽、变形、戏拟等手法，甚至会突破文体界限，借用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创造出所谓“语录体”“故事新编体”“魔鬼词典体”等五花八门的表现形态，语言上则往往是活泼、辛辣甚至不惜尖刻的。尽管在“三部曲”中也有《给没有收信人的信》《惊诧》《郯城看墓记》等近似书信、小小说和游记体式的文体实验，但绝大多数篇什还是采用传统随笔由现象（或新闻报道、阅读体验、日常琐事）生发出感悟的思维模式，在语言上也很少见轻松俏皮的风格，虽然对社会问题与弊病的分析批判鞭辟入里，但整体风格偏向沉郁深刻；再加上文章篇幅普遍较长，“三部曲”给人的感觉不是“匕首投枪”，而是古希腊式的重装步兵方阵，呈现出一种与传统杂文迥异的美学风格。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