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先生的作品读过很多，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读，从最初的不太懂，到后来逐渐懂了，再到后来非常喜欢，一直读到现在，估计今后还会继续读下去。可以说，洛夫的每首诗都具有唯一性，而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也都具有不同的艺术个性，一直不会让人出现阅读疲劳的感觉。读他的诗，可以获得很多感受和思考：关于艺术、关于历史、关于人生、关于生命、关于爱情、关于故土……洛夫先生在世的时候，我没有为他和他的作品写过什么文字，因为我觉得写他的人太多了，研究他的专著已经出版过好多本，肯定不差我的一篇小文章。我只顾着读他的诗，在他建构的诗意世界里感受现代诗歌无可替代的魅力。但是，没有想到的是，2018年的3月19日凌晨，洛夫先生突然去世了，使台湾诗坛甚至整个中国诗坛失去了一位重量级的诗歌前辈。噩耗一传出，整个华语诗界都震惊了，网络、微信中几乎全是关于他的消息，也有很多人重新贴出他的作品。
我与洛夫先生有过多次见面交流的缘分。打开一串保存照片的文件夹，洛夫先生似乎就站在我的面前。回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就想记下来，算是我对洛夫先生的一份纪念和怀念。
我第一次见到洛夫先生是在1993年。当年9月，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举办“93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新诗研究所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邀请到很多海内外的著名诗人和学者，其中就有洛夫、叶维廉等。在会议举办之前，《中外诗歌研究》（当时还叫《中外诗歌交流与研究》）要提前编辑出版一期会议论文专号，邹绛先生是主编，但稿件整理和主要的编辑工作是由我完成的。洛夫先生寄来了一篇稿子《超现实主义的诗与禅》，是手稿复印件。文章不长，但他谈到了关于诗歌的一些新话题，这使作为第一个读者的我非常高兴。他们到了学校之后，我主要负责和他们联系，包括食宿安排，甚至在会议间隙陪他们在校园散步。在此之前，我一直有点忧心忡忡，因为他们都是大人物，担心接待不周，给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影响会议的和谐。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都非常谦逊，待人温和，而且在多年之后，我和他们回忆起会议期间的一些事情时，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我当时就在想，真正的大人物可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看透了很多事情，不需要摆什么架子了。而那些喜欢摆架子的人，恐怕还不能算是大人物，最多属于不大不小的人物吧。
大概在1997年秋天的时候，洛夫先生再次应邀访问中国新诗研究所，研究所为此举办了一场题为“因为风的缘故”的诗歌朗诵晚会。举行这样的活动是新诗所的强项，因为学校有著名的五月诗社，研究所有很多年轻的研究生，他们都非常积极，也很能干。1986年10月举行的全国新时期诗歌研讨会的诗乐晚会、1987年9月彭邦桢来访时举行的“月之故乡”诗乐晚会等，都给参与其中的诗人、评论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遗憾的是，我当时在苏州大学读书去了，没有参与接待工作，只是从一些报道中了解到那次活动的盛况。
2005年11月上旬，“新世纪华文诗歌国际研讨会暨第三届现代诗年会”在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举行，蔡其矫、洛夫、痖弦、谢冕、吴思敬、王光明、陶然、叶橹、卢斯飞、张清华、陈仲义、沈奇、陈敢、陈祖君、孙良好、方明等出席了会议。我在会议期间第二次见到了洛夫先生。我向洛夫先生介绍我自己，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还记得我，说他第一次到重庆的时候，就是我接待了他，陪他在校园散步。由于玉林没有机场，会议结束后，乘坐飞机返程的专家一起到了北海，第二天从北海离开。傍晚时分，大家在北海的银滩漫步，感受海天一色的风景，边走边聊天。洛夫先生是和夫人一起参加活动的，他突然发现夫人不在身边，于是和几个人一起返回寻找。原来，洛夫人与另外一些人一起，在路边的一些小摊上看东西。有人还开玩笑说，大名鼎鼎的洛夫先生怎么像个小孩一样，见不到夫人就失魂落魄。据说，他夫人一直对他照顾有加，两人感情很好。
回想起来，我和洛夫先生的几次交往都是在诗歌方面的会议上。他的话不多，但很智慧，待人温厚，没有架子。虽然被称为“诗魔”，但他的言谈举止却不像有些诗人那样激情飞扬，倒是很内敛，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沉思者。在我的印象中，他每次参加活动都是和夫人同行，他甚至还帮夫人提着小包，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厚。
除了阅读洛夫先生的作品、和他参加一些诗歌会议，我还参加了一些与洛夫先生有关的其他活动。他本人不在场，但大家都会谈到他，回想起来也挺值得怀念，至少说明他在诗人、读者中的地位很高。
2010年，重庆诗人唐诗在朋友的支持下设立了一个“中国当代诗歌奖”，首次评选时段为2000—2010期间的作品。这是一个纯民间的奖项，没有奖金。我当时应邀担任了评委，通过提名推荐、网络投票、评委投票等程序，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分比例计算入围者的各项得分。2011年10月在重庆荣昌颁发了“中国当代诗歌奖”首届创作奖、评论奖、翻译奖、贡献奖，共20人获奖，其中创作奖获得者是伊沙、洛夫、王家新、华万里、南鸥等5人。应该说，就其贡献和在诗歌界的影响来说，洛夫获得任何诗歌奖项都可以说是实至名归。洛夫先生没有参加那次颁奖活动，他肯定也不在乎得不得奖，但我有幸在颁奖仪式上代表评委会宣读了创作奖、评论奖的颁奖词，感受到洛夫先生及其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
2015年4月初，由中国诗歌学会、绵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李白诗歌奖初评工作启动。这是一个奖金很高的奖项，大奖获得者可以得到5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据说是当时全国奖金最高的诗歌奖项。曾凡华代表中国诗歌学会出席初评会议，叶延滨、林雪、高昌、霍俊明、蒋登科等应邀担任评委。组委会共收到各类参赛作品1000多件，经过认真评审，50件作品入围终评。评审结束后，组织评奖的诗人雨田兄私下问我是否愿意继续参加终评。我说事情太多，奔波太累，便推辞了。其实，我主要是觉得入围的诗人太多，尤其是名家太多，其中包括洛夫、杨炼、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于坚、沈苇、杨克、卢卫平等，每个人都有获奖的条件，评审起来非常困难。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我注意到洛夫先生凭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和申报的《洛夫诗全集》获得了大奖。这应该是对他创作成就的又一次肯定。
我和洛夫先生的一些朋友也比较熟悉，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时常会谈到洛夫和他的创作。
许世旭先生是著名汉学家，生前是韩国高丽大学教授，也是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客座教授。他多次到新诗研究所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有几次在重庆呆的时间差不多都是一个月，我因此和他有过不少交流。上世纪50—60年代之交他在台湾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时候，正是洛夫他们在诗歌创作上蒸蒸日上的时候。许先生在1960年认识了叶维廉，并进一步认识了更多的台湾诗人，他们时常在一起交流诗艺，甚至在路边小摊一边喝着很差的白酒，一边谈诗论艺。许世旭和台湾地区的很多诗人都是终生的挚友，其中就包括洛夫。他在和我谈论台湾地区的诗人的时候，多次谈到了纪弦、洛夫、郑愁予、叶维廉等等。每每谈到他们，他就会激动起来，仿佛回到了年轻时激情飞扬的岁月。可以看出，很多台湾诗人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
叶维廉先生比洛夫小近十岁，但他们也是挚友。我是1993年第一次见到叶先生的，后来又多次见面。2001—2002年，我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到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文学系研修，合作导师就是叶维廉教授。在学校的图书馆，我查到了叶先生介绍台湾诗人的译诗集和一些相关论文，他认为洛夫先生在诗歌创作中非常注意“语言的冒险”，这才有了他在诗歌语言建构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洛夫的成名作《石室之死亡》，还是他晚年的代表作《漂木》，甚至一些短章，都可以作为扎实的证据。在那一年中，我几乎每周都要和叶先生聚会一次，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就是叶先生在香港、台湾时期的学习、生活、创作情况，听到了很多在以前的文献中没有见到过的信息，无论是政治上、生活上还是艺术探索上，他们都经历过不少曲折。这使我深深觉得，他们那一代诗人取得那样突出的成就实在不容易。我也由此对他们增加了一份敬意。叶先生非常珍视和台湾诗界的友谊，经常回台湾参加诗歌活动，包括《创世纪》诗刊举办的一些纪念活动、朗诵活动，甚至仅仅是朋友聚会。
回想起来，我认识洛夫先生的时候，他已经65岁了。他去世的时候是90岁。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他依然没有停止创作，而且写出了广受好评的《漂木》。这说明他的创造力是惊人的。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作品，有很多作品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名篇。这样的诗人、作家，根本不需要自己高声喧哗，历史和诗歌艺术的发展都会记住他。我以前没有写过关于洛夫先生的评论文章，只是写过一些作品的鉴赏文字。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诗学启示，为现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很多需要总结和记取的经验，需要长期用心、执着地加以研究才能真正有所揭示。我愿意成为洛夫先生的一个忠实读者，视洛夫及其作品为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座挺拔而丰富的高山，永远以仰望的姿态来对待。
人的自然生命始终是有限的，但渗透着生命意识的诗歌却可以无限延续下去，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也由此延续着诗人的生命。洛夫就是这样的诗人。诗魔，自然具有别样的魔力和魅力，我相信，即使再过很多年，热爱诗歌的读者、文学史和诗歌史写作者，都不会忘记洛夫这个名字和他的具有开创性的诗艺探索，以及别人难以取代的艺术成就。
（蒋登科，文学博士，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