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唐安寺的钟声断断续续地传来，一声，两声，三声……这声音低回传响，余音袅袅，渐渐远逝。我家住在唐安寺山脚的龙山社区，多年来，古刹钟声成了我起床的信号。
小时候，我在睡梦中也常被这种声音叫醒，那是神龛上的磬子声。我知道这是父亲上街卖酒前在给神仙装香。磬子声响过后，就是灌酒量子、上驮子的声音，再然后是大白马在屋山头的嘶鸣。听大人讲，早先，我们刘家的白酒远销荆州、沙市，大店铺里常常可以看到黑瓷坛子上贴着“刘茂轩白酒”的红纸招牌。
解放了，我上了小学。进入小学后最先听到的也是这种声音，那是老师手中的铃铛声。上课铃声一响，我们飞快地向教室里挤；下课铃一响，我们眼巴巴地等老师下课，去上厕所。直到后来自己当了老师，才懂得摇铃还有许多讲究，比如，“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上课了、上课了！”“当当——当当——”这是“下课、下课！”“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快快集合、快快集合！”
上中学时，沙洋中学的大钟是吊在门房旁那棵老柏树上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大钟，怕有一米多高。起床铃是七十下，就寝铃是九十下。据说，有一次，门房老贺少打了一下，陈也青校长狠狠地批评了他：学校铃声全沙洋都能听到，多一下，少一下的，成什么体统！
六十年代初，我在曾集一所小学教书。一天起床来，铃被别人偷走了——那时铜是很贵的，一斤铜能换回两斤大肉——校长派我去沙市买铃。我背着十几斤重的大铜铃，从沙市乘车到后港，又从后港步行到许岗。回来后，几个老师用五号铁丝把铃绑在走廊的挑梁上。人们常用“钟声”比喻教师，挺庄严的！不像现在找一个轮箍、角铁什么的，吊起来就敲。
大概是受军营的影响吧，不知什么时候，指挥信息系统变成了军号声。每天早晨，农村上空军号声此起彼伏，有的还有个名堂：“哒哒的——的的哒——”，有的完全无名堂：“都都叭——都都叭——”我们那个队就是无名堂的。不过也好，只要军号一响，我老婆就说：都爬起来！都爬起来！收工号就够你望了，往往在深夜十一、二点钟，等得吃奶的孩子哇哇直叫。这时只要军号一响，孩子就转啼为笑，比哄着他（她）在大门口数星星看月亮还灵妙！
七十年代后期，科学技术进步了，再也不用人工吹号了，于是改放录音。荆城起床第一声往往是从白龙山上响过来的，那是东光厂的。东光是三线单位，半军事化性质。不过，有的单位，尽管军号哒哒地吹，人照样蒙着头睡大觉，上班还早着呢！
进入九十年代，荆门修起了十四层的工行大厦，楼顶装上了大时钟。早晨六点起、夜晚十点止准时敲钟，就像江汉关的钟声那样。山城的人们这才踏上了都市生活的节奏，享受到了现代文明。
当钟声再次从唐安寺响起时，它又是变得洪亮清晰，撼人心腑。据说，古刹钟声同高山飞瀑、长岗松鸣、大海波涛一样，可以让人延年益寿的。我很相信。我起床了，随着晨炼的人群，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大堰情结
大堰在我们这里是池塘的意思。我家门前的这口大堰，在乡政府的地图上可以找到。平原出生的人们都有“母亲河”之说，我们这里是岗地，大堰是我们的“母亲堰”。
好多好多年以前，这口堰归几家人共有，据说，经常为争水打架，打官司。后来，父亲的爷爷买下了两塝的田地，这口堰才成为刘氏的独家大堰。堰有二十多亩的水面，风平浪静的日子，它像一面镜子，镶嵌在两塝的绿野之间。狂风怒号的日子，白浪滔天，惊涛拍岸，走在堤埂上很是惊心动魄。记得小时候，从私塾先生那里放学回家，不小心掉到堰里了，那次，让我喝足了大堰的水。要不是七岁的我紧紧抓住堰堤边的一蔸草，恐怕早就没命了。
我爱大堰，虽然它并没有给我家带来什么福祉。大堰灌溉着一冲两塝的六十亩田地，旱涝保收。土改的时候，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计算，父亲他们三弟兄都被划为了地主，没收了五大财产。一年后的土改复查，我家又被降为中农成分，但土地并没有回老家，父亲为此耿耿于怀。好在没几年，就实行了农业生产合作化，土地归并集体，大堰总算又有了我家的份儿。
六十年代初期，三年大旱，田地龟裂，大堰干露了底。好在堰底有一口井，全队的人掏啊掏，掏出了泉眼，就靠这口井养活了全队几百号人。那时栽不上稻子，满塝满冲种的都是高梁玉米，七月流火，田野里一片焦黄，整个华北平原搬到了襄西！一天中午，全家人正在为中饭发愁，剩下的那碗碎米昨天就煮粥用光了。实在没有办法，我拿着镰刀，趁中午天热行人稀少的时候，偷偷溜到大堰边去砍高梁穗子。不料，一失手，镰刀砍在了前肘上，鲜血直流。我忍痛回到家里，父母望着我和这半篮子高梁穗子，不知是庆幸还是心疼。现在，肘子上的这道刀痕还在。
学大寨那会儿，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造冷浸田。大堰夼下十多亩地受冷浸影响，水稻发育慢。那年冬天，我因“地降中”成分解雇回家务农，队长分工挖冷水沟。数九寒冬呀，我看社员们一个个脚冻红了，冻紫了，我问：疼么？干部说：刚下水不得了，现在冻木了就好了！我牙一咬，就往冷水沟里跳，盼望早点儿冻麻木！
大堰边最快乐的时候，算要过年了，队里请来大网拉鱼。打鱼的人穿上带统靴的雨衣，划上鱼划子，撒网，拉鱼。全队的男女老少准备好筐子、篮子，早早地等候在堰堤上。我家人少，只一只小篮就够了，了不起十多斤鱼的。那时，每年冬季都要兴修水利。壮劳力上了前线，老的女的在家打堰堤。堰堤总是每年打每年垮。手扶拖拉机兴起那会儿，堰堤加宽到能过板车、过手扶拖拉机。当然，我也分享到堰堤加宽的福祉，自行车可以一直开到自家门口。
堰堤加宽后提高了蓄水功能。水利工程讲究“成龙配套”，水库是盆，渠道是藤，大堰是瓜。有了这一条“龙”，人们倒有了依赖思想，常常是看剅漏水，等雨收谷。
这些年来，农业增产不增收或者增产减收，大堰存在的必要性面临着考验。有人开始撂荒，有人开始在两塝植树，有人把冲田改成了鱼池，还有人干脆在大堰角上拦出一块塘面来，种藕、种荸荠。大堰在变小变浅变废。这也无可厚非，土地承包了，上面又说要调整产业结构，是对是错还真难说清楚。
今年，粮食涨价了，人们又后悔不该破堰毁田了。万般思绪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我想，大堰的荒废可能是好事，不是说“不破不立”吗，不填平坑坑洼洼怎样搞大农业？可是又想，大堰的兴修可能并不是坏事，不是说“但留方寸地，传与子孙种”吗？我茫然了，不知道这情结是开头还是结尾，是欣喜还是忧愁。
作者简介：刘南陔，笔名南峰。1941年10月出生。湖北作家、诗人。在《散文》《天涯》《散文百家》《湖北日报》等报刊发表散文20余篇。《我的三个母亲》收录进《散文》300期精品集《不要放弃生活》。有《斯土斯人》《陔馀丛稿》《陔馀续稿》《琼琚集》等诗文集公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