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湘西土家村寨里，是在吊脚楼里长大的。当时爸爸在遥远的大庸县工作，妈妈一个人在家一边忙着养猪、种地一边还要照顾我和妹妹。不到六岁，我便被送到了邻村外婆家读一年级。
年迈的外婆说女孩子读书多了也没什么用，只要会做布鞋就行了。但凡她去走亲戚或者参加红白喜事啥的都会带上我，她才不管我要不要上学呢！而让我开心的是每次和外婆出门都有好吃的。一年级读完，估计也就学会了几个拼音字母，但关于一年级的记忆却犹为深刻：我的老师、我的同桌、我的玩伴们；还有那些荒唐的、得意的、开心的事……
那时我最讨厌的人就是我的同桌了。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叫秦茅、一个叫秦盾。说起这两兄弟，我可以搬个小板凳跟你说上三天三夜。因为性格比较外向，我从小就安静不下来，一天到晚总是叽叽喳喳的，上课时也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嘴。有一天不小心把老师惹火了，她一气之下把我安排在了教室里最中间的那一组的第一排，桌子不但紧挨着讲台并且还是和两个男同学坐一桌。从此一直到高中，不，甚至是大学，我的同桌百分百都是男的，仿佛中了什么魔咒一样。话又说回来，在我们那个年代，女生和男生之间那是决不讲话的，更不在一起玩，个个都在桌子上用粉笔划了条醒目的白线，互不侵犯。那时的村小，教学设施是相当短缺的，一般都是一张桌子坐三个人，想想我这样夹在他们中间会有好日子过吗？桌上刚好比一本书宽一点的位置是留给我的，两边被他们两兄弟划上了粗粗的白线，凳子上的位置也刚好能让我坐下来，两边也被他们划了线，要是我稍微越了线，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用胳膊肘对付我，现在想想我的胳膊和背都还火辣辣的痛。
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用十二色（现在叫蜡笔）把课本涂的花花绿绿的。因为由于爸爸是“吃公家饭”的人，家里的条件在农村来说相对要好那么一点点，在那个物资相当匮乏的年代，我拥有一切在当时来说算得上奢侈的文具：有军绿色的书包、有整打的花铅笔、削笔刀、整块的橡皮擦、用白纸订成的作业本、甚至还有一个哥哥用过的铁文具盒……每当我用十二色涂抹的时候，两兄弟就会安静地坐在旁边从手肘弯里用眼睛偷瞄我画画，满眼的羡慕！我装作没看见，嘴里哼着歌，涂的更起劲了，不小心过了线他们也不骂我。
那时最得意的事就是不用等过年我就有了一件新衣服。有一次爸爸从工作的县城给我买回了一件衣服，在当时的学校真是“艳惊”全场啊，那劲头比现在的明星出场逊不了多少。记得那是一件黄色的小外套，上面被一条条金线分隔成一个个小格子，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当我穿上新衣服一走进学校时，女同学们“哗”的全围过来了，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不住地用手摸那闪闪发光的金丝。
“这真是金子做的吗？”
“那当然，我爸从大庸县给我买回来的，还有假。”
“可不可以给我扯一条啊？我想给我妈做个金项链。”
“不行！我妈会打我的。”
我义正严词地一口回绝，满脸的严肃，衣服在朝阳下更加闪耀了。一整天我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舍不得脱，外婆好说歹说最后放在枕头下才完事，晚上做梦居然都笑醒了！嘿！嘿！
那时最荒唐的事就是躲在公路边朝人家的车子扔石头。因为没有同路的同学，每天放学后只好一个人无聊地回家，出了学校要经过一大段上坡路，只要听到后面传来汽车的轰鸣声，我便立刻捡一块石头找一处有利地形躲起来，等到汽车缓缓爬上来的时候，手中的石头对准车子就扔了出去，只听到“砰”的一声脆响，我捂着嘴轻轻地笑了，心里那个乐啊，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只到汽车的轰鸣和司机的怒骂声越来越远，我才小心翼翼地跳出来。夜路走多了总是要碰到鬼的，终于我的行为被一个路人发现了，那正是我的邻居，立马给我妈告了状，周末一到家，妈妈便热情地为我准备了一顿“竹笋炒肉”。
那时最糗的事的就是考试经常不及格。妈妈说我的脑子肯定是长到后山鸟窝里的，而爸爸觉得是做父母的没有督促好，和妈妈一商量，下决心把工作调回到镇上的中学来了。我理所当然的也跟着爸爸去镇上的中心完小上学了，开学前我参加了中心完小的入学考试。第二天，爸爸铁青着脸回来了：“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读书的，自己看看！”我哆嗦着接过卷子，卷子上用红笔醒目的写着分数：语文22、数学16。那几个阿拉伯数字就像几道红色的“闪电”刺得我眼睛生痛，我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呆呆地站在爸爸的办公桌前，等待“暴风雨”的来临。爸爸抽了一支烟，什么话也没说就出去了。开学后我便开始在新学校的二年级上课了。从此，我的一年级生活和那两个孪生的同桌便和我渐行渐远了，唯有那些逝去的日子一直沉寂在心底，偶尔想起，已成佳酿。
甄钰源，女，土家族，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张家界市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散文百家》、《张家界日报》、《桃花源》、《张家界文艺》、《大亚湾文艺》上面发表过散文、小说等作品。现供职于桑植县公路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