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叫《山西的文脉》，不是说古代的，也不是说近代的，是说现当代的，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的。
我不敢保证我的结论是正确的，我只想说，我尽量用准确的事实。若有一天，有人指出，我用的事实是错误的，而这一事实，从逻辑上说，又不足以证实我的结论，那么我愿意承认自己是错了。
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在自己糟蹋自己
好几年前了，有事去南方，酒席上聊天，一位半生不熟的朋友说，老韩呀，你可是个山药蛋派呀。我笑笑，没接这个茬儿。出门多了，我知道，凡是用这个方式开头的，没有几个是好料子。果然，酒过三巡，他的邪气就出来了，说有一件事他总也弄不明白，《徐志摩传》这样的作品，怎么也该是个江南人写的，怎么会是一个山西人写的?话说到这儿，哑巴也得说话了。我说，我见过一本南方人写的《徐志摩传》，开头是，轰的一声，一架飞机撞在山上，大火冲天而起。此人是大学教授，教授这个水平，别人可想而知。出版社不想再轰的一声，只好偏劳我这个山西人了。
我知道，我这是诡辩。
他说的是实话，从正面说，我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
我曾跟马烽、西戎诸前辈，认真地说过这个话题。我说，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他们也说，山药蛋这个说辞，是五六十年代，文学界那些自以为洋派的人，说了奚落山西作家的，可说是个鄙称，相当于民间的起外号。大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有山西的评论家，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这是怎样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此后省内报刊上，多有附和之声，等于是集体认领了这个鄙称。于是鄙称不再是鄙称，而是美誉了。我曾在一次会上说，多亏人家说我们是山药蛋，还能以丑为美，胡搅蛮缠，要是人家说是个别的什么蛋，也能化腐朽为神奇吗?
可别小看了这么个改变。我的感觉是，自从山西作家认领了这个鄙称，山西文学的品格，是越来越低了，连带的，山西文化的品格，也越来越低了。说得再严重点，连山西人的形象，也越来越低了。
一想到自己是个山药蛋，我都想搧自己一个耳巴子。
山西这个地方，说来真是可怜。经济，是靠煤炭支撑的，文化，是靠山药蛋作标签的，说是表里河山，实则是穷山恶水，你看看满世界，哪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是出煤炭的?这样的地理，这样的经济，这样的人文，你让人家怎么看这个山西，怎么看你这个山西人?
真的，到了外地，人家说我是山西蛋派，我脸上无光，觉得还不如骂上我两句好受些。骂了你可以还口，这样说了，你只有干受着。地理上，经济上，不好说什么，但我认为，在人文上，尤其是在文学的脉落上，这么多年，我们实在是自己在糟蹋自己。我写这个文章，就是想把这个偏差给纠正过来。
近代以来的山西文脉
2012年初冬，我病了住院，谢泳先生从厦门回来，和张发先生一起到医院看我。谢带去他考证陈寅恪诗的文章，还有几本书让我看。其中一本是郭象升的《文学研究法》。郭是山西泽州人，1881年出生，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后来又当了山西大学的教授，在山西名气很大。《文学研究法》里，有篇《白话文平议》，对当时的新文学人物，都有颇为中肯的评价。可见那个年代，山西的文化人，还是能容纳新的文学观念的。
最近看了一本书，对此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这些年，赁居京师，陪老伴看孙子。有一天，一位叫王静若的女士，来到我的赁居之处，留下他祖父王念祖先生的一叠诗稿，希望我能推荐给山西的一家出版社出版。我不是个轻易帮人忙的人，反正没事，看了这位王先生的诗，还真的起了推荐的念头。后来回太原，我的老领导张明旺先生请客，他来作协前，曾任省出版局的副局长，同时请来了两位现任的出版社老总，一位是三晋出版社的张继红先生，一位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续小强先生。我原是想推荐给张总的，觉得这样人物，还是他那儿合适。续先到，说起此事，续说，他们那儿正印一套《民国诗丛》，王先生的诗既然这么好，就加入这套丛书吧。我便将带去的诗稿，交给了续总。这是春天的事，到了秋天，这本书就出了，叫《王念祖诗集》。
现在可以说，我所以推荐的理由了。我不懂诗，不全是看他的诗好，我看重的是，这是一个有功名，且自许甚高的文化人。功名者，旧时之学历也。且看他有着怎样的功名。
王念祖先生，1882年出生，山西浑源县人。1900年十八岁时，首次参加童生选拔，获案首，成为秀才。1902年入山西大学堂西斋读书，同年山陕两省举办一场并科乡试，王先生前往西安，参加科考，顺利中举。原拟三年后进京参加会试，成为浑源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不意1905年兴新学，废科举，只好重返山西大学西斋学习。1908年完成西斋预科学业，成为山西大学西斋第四期毕业生，被清政府授予新举人称号。成为新学旧学双举人。授候补知县衔，且不分单月双月，均可补缺。 1911年8月，完成西斋法科学业，与其他同学进京面圣，被宣统皇帝赐进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进士。
且看两个参照。鲁迅是1881年生人，参加过县考，未进学，后来也就没有资格参加乡试成为举人，进士就更不用说了。他那个年岁，是可能取得这些功名的，而他没有取得。民国后，学部有新进士考试，记得早年看书，郁达夫是参加了这个考试的，没有考取。
至于王念祖的才能，只要看看这两联就行了，一联是“杜陵寄食平生痛，王粲依人半岁闲”，一联是“王粲于今寥落甚，何时把盏一登楼”。王粲者，建安七子之首也。前联说的是1958年被划为“右派”，随后的食堂化中，旧宅建为食堂，后又让村人占据，只好蛰居他处门洞旁的小屋里，一直到去世。
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年代，山西学子，功名上一点也不后于他人。
我在山西大学念书时，历史系教授郭吾真先生，与吴晗是清华同班同学，他的丈夫常风先生，外语系教授，是钱钟书的清华同班同学。中文系教授姚奠中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可以说是鲁迅的师兄弟。我写过《李健吾传》《张颔传》，他们都是杰出的文化人。李是作家，张是考古学家，也可说是诗人，新旧诗都写。
这些文化人，他们身上，可有一丁点的山药蛋的气息?
怎么我一跨进文坛，就掉进了“山药蛋”的堆子里。
我是怎样掉进“山药蛋”堆子里的
我上大学时，学制是五年，1970年8月毕业，分配到山西汾西县一个村子教书，过了一年，到了另一个村子。我的老家在临猗县，调回去绝无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前程是一眼就可以看到底的，年轻教员熬成老教员，退休了回老家。
要改变这个命运，对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只有写作。三下两下，居然薄有声名。出名跟当强盗是一个道理，得干一票大的才行。当时八个样板戏的电影，只拍出一部《青松岭》，我就想，若能写上个电影文学剧本，拍部电影，还怕调不出这个鬼地方吗?于是便写了个本子，叫《山里的秋天》，寄给北京电影制片厂。没想到的是，当年秋天，北影把我叫到北京，不是要拍这个电影，是觉得我的本子还有点基础，他们要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一个半月，让我来提高提高。
三十几个人里，后来也还有名的，一个是安徽来的张锲，一个是江西来的杨佩瑾，张后来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杨后来当了江西文联的主席。认识他们对我没用，有用的是，认识了也在这儿改本子的两个山西作家，一个是马烽，一个是孙谦。我们住三楼，他俩住一楼，一人一个房间。有次我去了，马烽说，老孙昨天晚上咳嗽，浑身抖动，腿一抬，脚一挑，一边的小脚趾，不偏不倚，恰好挑进了床头柜上放的茶杯的把儿里，甩出老远，摔个粉碎。
这是1973年的事，此后我去了太原，就去看望二位。看望了马烽，顺便也去看望了西戎。在山西，这两个人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
一晃改革开放来了，刊物多了，发表的作品也就多了。1980年，刚刚恢复的中国作家协会，办了个文学讲习会，学期半年，通知我参加。三十一二个人，山西就我一个。去了才知道，这是中国作家协会通过北京的文学单位，自个确定的名单，跟本省没有关系。也是去了才知道，这个讲习会的开办，与丁玲大有关系。五十年代前期，丁玲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时，办过个中央文学讲习所，招收解放区的年轻作家来进修。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讲习会的同学们兴奋不已，一致要求改名并延长学习期限。一闹腾，学期没动，名字还真的改了，叫成文学所习所第五期。意思是，跟五十年代办的四期接续上。
半年的时间里，多半是请有名的作家学者来讲课。学者们是讲课，作家来了是谈经验。真正的经验，往往就是经历，经历是最见性情的。记得一次请了萧军来，大谈在上海时，怎样跟张春秋打架。又谈在刚刚开过的第三次文代会上，他们几个老作家，怎样向周扬发飙。说开大会时，他们坐在前排，周扬在上面讲话，是他，还是另一个老作家，竟叫着周扬的名字，说你那时候整了多少人，怎么就不检讨。弄得周扬很是尴尬，连连鞠躬，检讨自己过去整人的错误。
周扬整人之狠，过去我就知道。我爱看闲书，大学五年，有四年半没上课，只能是看闲书。看闲书，最能公道。运动初期，报上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鲁迅的话）。我就觉得，不能全怪周扬，鲁迅这样的蔑称，对其时负有党的责任的周扬等人来说，是洗不掉的污点。鲁迅若有后来民主人士的觉悟，怕就不会出此毒招。师傅死了，又光焰炙人，弟子们活到周某的手下，岂可轻饶。凡事都有个度，适可而止，谁也不能怎么着。周扬对胡风、丁玲、冯雪峰的处置，明显是过了。
所习所的负责人徐刚，是老讲习所的人，知道我是山西来的，曾跟我谈起文讲所的旧事。说丁玲办所初期，马烽和西戎，都是第一批学员，同时也是管理干部，马烽的地位更高些，是所里的支部书记。山西来的，第一期是马烽、西戎，第二期是胡正，第三期是少数民族班，山西没人来，第四期是编辑班，来的是陈志铭，《火花》的副主编。
“怎么后来就不办了呢?”
“丁玲出事了，还怎办下去。”
“那些人呢?”我是问一二期那些青年作家。
“哪儿来的回了哪儿。马烽、西戎、胡正，不都回了山西吗?”
隐隐约约地，我感到，我是站在了一个战阵的一侧。
文讲所结业回去，承马烽、西戎的关照，我从学校调出，到汾西县城关公社挂职，担任副主任。1984年，正式调进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不久又去太原近郊的清徐县，挂职县委别书记，深入生活。
就这样，我掉进了“山药蛋”堆子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山药蛋。
我不喜欢这名号，但我喜欢这待遇，这荣耀。
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老太太
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举行。我是山西的与会代表。行前，西戎让我去他家里，说省上正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不能去，告了假，有份礼品，两瓶汾酒，让我带能丁玲，还有一封信，信上写着丁玲的住址。
到北京住下，当天晚上，我就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木樨地22号楼丁玲的家。房子很大，客厅里， 好几个客人，正在谈笑中。听说我是山西来的，老太太很高兴，人多，不便说什么，问候几句，鞠躬退出。
回到京西宾馆，有人跟我说，会上有人在活动，要把丁玲选下去。山西代表中，也有人在做这个事。我对这种事，向来反感。丁玲是个受尽磨难的老作家，解放初就是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主持工作，七老八十了，还是个副主席，忍心这么糟蹋吗?
第二天一上会场，我就知道我是多么幼稚了。
大会在一层会议厅室进行。从我们住的楼层下去，往右一拐，正是会议厅的后门，进去右手的墙上，有张大红纸写的致敬信。一看就是，周扬同志病了，不能参加大会，许多受他栽培，没有直接栽培，也受到他精神感召的作家们，对他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愿他早日康复云去。两整张纸，竖着连在一起，下一张的大半空着，满满的全是签名。全是当时最叫红的，或是过了一段也叫红的作家们，有青年作家，更有一批重放异彩的“右派”作家。
开大会时，丁玲坐在主席台上，前排右边，倒数第三或第二的位置上。上身是一件宽大的红毛衣，看去像一团火。
选举在最后一天进行。我心里提得老高，为老太太担着心。是当选了，票数不高，明显不是她这样的人物应当得的那个数字。
再后来，是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停刊事件。一个复出的老太太，领着几个老弱残兵，想办一份刊物，也叫停了。真能做得出来。
关于丁玲是“老左”的话题，我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二十年前，即1996年，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
十年动乱不提，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是受迫害最深的人出来掌权，按文艺界的情况，理当是丁玲出来，倡导思想解放才是。事有不尽然者，一来是周扬等人仅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本身又是政界人才，自然辨得风向，知道该何去何从；再则当时的中央对右派问题尚未全面平反，丁玲等人“案情重大”，而平反的大权操在周扬手里，实在不行了，也会拖一拖。丁玲所以会“二次平反”，其源盖出于此。待到丁玲称彻底平反出来，世事已大变，周扬已经坐稳“思想解放领袖”的地位，两人既然势不两立，留给丁玲的是什么角色，就不言自明了。
文章名为《酒醉的探戈》，一年后收入我的《黑沉中的亮丽》一书。
周文和《吕梁英雄传》
进了山西作协，免不了会跟马烽、西戎两位师长聊聊天。我对三十年代的文学，兴趣颇浓，想不到的是，他俩在晋绥根据地的老领导，竟是一位三十年代的作家，名叫周文。
西戎给我说过，周文最著名的，是“盘肠大战”。他简略地说过事情的经过，详细情形，还是我自己看书知道的。
约1935年的时候，周文写了个短篇小说，名叫《在山坡上》。其中有个情节是，一场血腥混战之后，一个腹部被刺破，肠子流出的士兵，醒来看到与他交战敌方士兵还活着，又起来继续拼杀。《文学》的编辑傅东华，发表时将此情节删除。周文大为不满，写文章争辩，那边不依，两边就争论起来。因为是肠子引起来的，删去的又是文章中间的一段，故名曰“盘肠大战”。
周文的经历，有点像沈从文。1907年出生，四川荥经人，年轻时，曾在川军部队当文书。1930年出川，在江浙一带谋生，爱写小说，很快出名，由丁玲介绍入党，后来成了“左联”党组成员。与鲁迅关系亲密，曾将鲁迅译的《毁灭》，曹靖华译的《铁流》，缩写为通俗读本。鲁迅下葬时，是十几个抬棺人之一。
抗战开始后，撤到重庆，过了两年，去了延安。1942年过河到山西这边的晋绥分区，任宣传部秘书，后来当了秘书长。1945年初，《晋绥大众报》社长他调，周文兼了社长。此时马烽和西戎两个年轻人，已是这个报社的副刊编辑。1945年5月，晋绥边区召开战斗英雄劳模大会，英模材料很多，《晋绥大众报》是个小报，五六天出一次，无法悉数登载，经周文同意，由马烽与西戎执笔，将这些材料改写为章回小说，名为《吕梁英雄传》，逐期刊登。
抗战胜利后，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将已经发表的三十几章，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再后来，上海出了《吕梁英雄传》，前面有周文写的序言。可以说，《吕梁英雄传》是在周文一手扶植下写出来，也是周文一手策划下，走出吕梁山，走向全国的。
周文后来的命运，甚是悲惨。1952年在马列学院的“三反”中，先是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成了“大老虎”，不明不白就死了，胡乱埋掉。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迁葬八宝山。1987年，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在北京成立，马烽出任会长，以倡导文学大众化的名义，写了纪念文章，深情怀念周文先生。说是经过周文的运作，“给国统区的人民带去了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的一幅图画”。
周扬和《论赵树理的创作》
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先觉者，比如赵树理的成名，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是解放后，周扬为了显示自己领导解放区文学的成绩，也是为了增强自己文学领导者的地位，才抬出赵树理的。也就是说，抬赵树理，是为了压国统区来的那些作家。也是为了压早早来到解放区，自认为是鲁迅嫡系传人，极有可能会领导文学的丁玲的。看，你在解放区做了什么，赵树理这样的优秀作家，是我发现的。
这话藏在心里，多少年不敢对外人说，及至要写这篇文章了，网上一查，才发现早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自视甚高，而又愚蠢之极，是我一个要不得的毛病。
《温州学人》的博客上，有孙坤宁的文章，名曰《毛泽东文艺话语体系的主要代言人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其中说，1947年晋冀鲁豫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会上正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者说，读周扬此文，总感觉赵树理被拔高了。周扬写此文的目的，想必也不是真心喜欢赵树理的小说，只是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解释者，作为一个理论的阐述者，把赵树理的小说作为一个工具，披上文艺的外衣为政治服务，为自己的官位服务。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周扬与丁玲的矛盾，周扬需要在创作上树立一个榜样来抗衡丁玲。
我那爱挑剔的毛病又犯了。据这篇文章所说，《论赵树理的创作》一文，是周扬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么就是同年发表的。我一直想弄清，周扬的这篇讲话，是在什么报刊上发表的，一直没有弄清。我以为，周扬在会上，也许有这样意思的讲话，但这样文章，绝不是当时写下的。我查不出来，只查到孔夫子网上的一本旧书，1949年6月苏南新华书店出版，名为《论赵树理的创作》，郭沫若等著。在没有更为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有理由认为，周扬的这篇文章，是在1948年到1949年前半年，这段时间加工完成的。
读了这篇文章，我对我过去的看法作了修正。周抬出赵树理，不是抗衡丁玲的。丁玲的声誉，无法对抗，对付丁玲的办法，只有一个字，就是整，往死里整。
那么，周抬出赵树理，是为了对抗谁呢?
只能是对抗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
这一结论，让我寒心，但我是要求真的，这样的结论，与赵树理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他是被抬起来的，也是被置于这样的一个战略位置的。
马烽和丁玲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让儿子为我在网上买了一本书，马烽写的，叫《马烽与<</span>吕梁英雄传>》，2016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马烽与丁玲，我原来只知道两人关系甚深，看了这本书，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所知道的，还要深。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举行，会后马烽留在了中国作协（当时称“文协”）创作组。不久之后，丁玲从东北调来，主持作协工作，两人由此相识。直正成为师生关系，并有工作上的交集，则是丁玲创办文学讲习所之后。这个组织，最早的名字是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来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我们还是用文学讲习所这个通用的名字吧。
马烽和西戎，都是第一期的学员，也都是讲习所的工作人员，马烽的职务更高，是讲习所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说，是丁办讲习所的主要助手。
丁玲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周扬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分管文学艺术，等于是将两人的斗争，从延安时期，经过解放区时期，延续到了建国后。周扬对丁玲发起的第一次攻击，是1955年夏天，对《文艺报》办报方针的批判。批判的内容，很快就转到丁玲办文学讲习所，说是意在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批判会上，马烽看不下去，觉得自己是支部书记，什么事都晓得，便主动发言，为丁玲辩解。有人当场痛斥他这是为丁玲抬轿子，吹喇叭。会后领导找他谈话，要他作检查，检查他是作了，但心里的不服气的。待到丁玲被打成“右派”，虽说作协领导有意安抚他，委以重任，他还是坚辞不干，回到了山西。
此后二十多年，两人没有来往。
文革后期，知道丁玲夫妇发配到山西某地劳动改造，也没有去看望。
他是知道感恩的人，一直记着丁玲的恩情。解放初，与杏绵要结婚了，杏绵的工作单位在保定，是丁玲通过组织关系，将杏绵调到北京，又安排两人住在颐和园的邵窝殿，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
最最重要的是，马烽绝不相信丁玲是叛徒。1952年夏天，他曾陪丁玲、陈明夫妇去南京参观访问。有一天，丁玲特意领上陈明和马烽，去南京郊区看了当年软禁她的那个地方。马烽的感觉是，革命队伍里，谁会拿上自己的污点给人夸耀?
1978年，马烽在山西已恢复了职务，抽调派赴晋东南地区工作。带车下去，一到长治，听文艺界的同志说，丁玲夫妇劳动改造地址，就在长治市北郊的杖头村。不去报到，当即驱车去村里，看望丁玲夫妇。
过后不久，丁玲即获平反，但是，仍留下了一个遗憾，就是所谓的叛徒问题，仍然悬着。直到1984年冬天，开第四次作代会前，才由中组部发出文件，算是彻底平反。
再一件，最能说明两人关系之深的事是，1986年2月22日，丁玲病危，陈明立即发电报给马烽，马烽得信后，买不上火车票，只好用站台票上了车，由送他的他向列车长讲明情况，才补上软卧，赶到北京，看望了弥留之中的丁玲老人。
鲁迅——周文——丁玲——马烽
历史有他的诡谲之处。
丁玲与周扬的争斗，可说是解放后文艺界，两派斗争的缩影。这样的争斗，以是非而论，有无是非的地方，也有有是非的地方。近年来有种说法，说胡风也够左的，丁玲更左，他们出来领导，说不定比周扬更糟。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样说，等于世上没有了是非。坏事得做出来，才是坏事，没做出来，就是没有。这才是人的正常的判断。
1988年冬，马烽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实际掌门人。有人大为惊奇，觉得，怎么也论不上一个“山药蛋”！
山西更有所谓的耿介之士，找上门去，劝说马烽，这个时际，怎么也不应当进京，担任这样的职务。
我听了只有冷笑。但我不能说什么。后来见有外地的朋友，也持这样的论调，遂觉得，有必要将此中缘由说个清楚，便写了一篇文章，名为《酒醉的探戈》。写是写下了，发，哪儿肯发呢，便一直搁着。1995年冬天，去天津开中国小说学会恢复活动的会议，会上见了任芙康先生，对我说，有适合他们发表的作品，但请寄来无妨。回去后，便将那篇文章寄去，大约第二年春天某期便刊发了。文章里，我说了对中国文艺界，几十年来的争斗的看法，不是要说服谁，只是想说，这世上有人有这样一种看法。
这种争执，可上溯到30年代初期，先是左联的领导权，后是两个口号的抵牾，于是进步文坛上形成了互不相让的两派，鲁迅为一派的主将，麾下有冯雪峰、胡风、丁玲一干人马；周扬为另一派的主将，手也有一干人马。都称得上兵强马壮，气吞万里如虎。从创作实力与社会影响上说，还数前者，从年龄优势与党内地位上说，则要数后者。在上海没有争出个你高我低，一则是鲁迅去世了，再则是抗战爆发了，于是战场又转移到延安。冯雪峰、胡风都没有去延安，去了延安的是丁玲。丁玲去延安的时间最早，大约在1936年秋，先是到了保安，后来才去了延安。周扬去延安在1937年。此时，时势不同而人事又大变，一进了根据地，丁玲就显得势单力薄了。有一个职务上的变化是很有意思的，在保安时，丁玲当选为文艺家协会主任，可是到了延安，成立边区文艺家协会时，周扬就是主任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居然还担任了鲁迅文学院的院长。
接下来说，丁玲在延安待不下去了，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去了山西。回到延安，又因为一篇文章，受到批判。解放后，原本应当平安相处的，不料周扬又动了杀机。丁玲沦为阶下囚，也就无可避免，马烽坚决辞职，退守山西，也就成了是无奈，也是明智的选择。
历史老人，绝对是个文章高手，早在丁玲遭受厄运之前，便埋下了一个深深的伏笔，这便是办了中央文学讲习所。对这一点，我是这样说的：
富有戏剧性的是，在延安办过鲁迅文学院，且以此拼凑了自己班底的周
扬，胜利后一朝大权在握，忘了办学校的重要性，竟让丁玲棋先一着。未必
是有意为之，起初或许仅是一种责任感，50年代初期，丁玲办了个“中央文
学讲习所”，到五七年反右前，接连四期，培养了一大批解放区出身的作家。
这些人，有作家的一面，也有革命干部的一面，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是不易
倒台的，后来大都成为各省区文艺界的铁腕人物。这样一来，当上面的丁玲
一干人纷纷落马后，全国的文艺界便呈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上面是周扬一
派掌权，各地又多是丁玲的弟子掌权，如山西的马烽，安徽的陈登科等。政
令不一，各行其是，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那些年，有的人在上面备受冷落而
到了下面却礼渥有加，有的人在下面平平常常，却会不断擢升。
于此便可以看出，山西的文脉，是怎样一个线索。影影绰綽的，是不是这样几个点，连成了似显不显的一条线。这几个点便是：
鲁迅——周文——丁玲——马烽。
我不敢说，我说清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曲曲折折地，总算说清了我要说的意思。
最后要说的是，我所以写这篇文章，一半是出于公义，一半是出于私情。所谓的私情，不是别的，是三十多年前，马烽和西戎两位先生，将我一家从吕梁山里调到省城，改变了我和我家人的命运。两位老人的晚年，并不怎么顺遂。这世上，总得有人为他们说上两句好话。
2017年12月15日潺湲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