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胜者，安徽桐城人氏也。身条削长，眉目清朴，眼神笃定。小说也平稳有致。
来鲁院学习，第一次的小组研讨，第一个话题，就是中西之争，技法上的，语调上的，继而文化上的，不一而足，这不是一个新命题。在我看来，特别是浅层次的论争，更是一个无聊的，一个伪命题。是一堆可以被“喀嚓”一声砍掉的话。手软一些，拿一块抹布，让这些零碎或者漫漶的说词“刷”地不见。啊！可干净了。找块新地，码起自己的文字，堆成一堆，或者串成一串，或者摆个什么造型，全看自己的心情。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咯，这么多废话，有个卵用？
俞胜早期就是这么个写作者。
我也是率性地读这些字，打开书页，“唿”地扑入这些文字，让人想不到任何情绪上的寒喧。没有寒喧是好的，在我看来，小说不需要任何寒喧。小说家应该是杀手，而不是郐子手。杀手讲究稳准狠，收回手来，对手生龙活虎，毫无知觉，甚至心里刚刚闪过就要取胜的欣喜，过一刻、两刻，有时候是好几刻才倒，让人说不出的爽快，叫绝；而郐子手，却要假模假式地站在那儿，摆出一个让人知道他下一刻就要杀人了的招式，对手（如果算得上对手的话）也知道将要受死，反剪着双臂被缚住，全身心的恐惧绝望。这是一种以强权保证的从容，让人生厌——如此，有何快感可言！
想必，就算是刚开始写作的俞胜也深谙了此等玄秘。
所以，开篇就是“我”，让底色与情节贴近他的生活，让人误以为他要扒心扒肺，剖了自己当街示众。沿着《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假设进入看似是现场直播式的生存序幕拉开，到《我在学报当编辑》中初进职场的阴冷与荒凉，一字一句，一个表情一个场景，都透着一个有知有志的青年接近社会或者说初入社会的欣喜悸动与茫然不安。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俞胜的“本色写作”，“噼哩啪啦”的文字，如冬日里不太凶猛的雪粒打在脸上，温度、力量、速度，每一粒的节奏和路线，好像都是可控的，就如你的一位故友，坐在你身边，喝茶，抽烟，或者一言不发，不论怎样，都是适意的，知道他是不会出格的。像《当我来到霞村的时候》的主人公的考研之路一样，都是迟早都会“考取”的。也像《我在学报当编辑》一样，一个初入职场的小毛头，凭我们怎么想，他都会被波诡云谲的暗力量击倒在地的。这其中有甜蜜也有忧伤，也有无助彷徨——这与生活丢给每个人的，毫无二致。
我看到年青时的俞胜，一张青涩的脸，两片耳朵支楞在两边。读书，论文，踏进社会一只脚，或者行走在这个城市的一棵树下，穿行于丽日秋风，想起远方的父兄，惦念刚刚进入状态的女友，望着脸前身后一栋栋的高楼，想着某一日占据城市一隅，某一张办公桌，明天的日子，真是既惶恐又甜蜜。一代又一代的青年，莫不如此。但作为作家的俞胜，感受到的，势必比这些还要多而细，这座城市或者这段时光，被大小虚实的哀乐喜怒填得满当，某一日诸多情愫溢于生活的口袋之外，结成一串串纹理非常的念珠，作为俞胜对逝去生命的祭奠或娇藏。这祭或藏，在翻飞的岁月里，对着逝去渐行渐远或常忆常新，油然落在纸上，成为扎手的光，与镜子里的脸咄咄对视。俞胜在镜中的瞳仁中看到了反抗与顺从，看到了温情和冰冷，看到真实的虚假或者天真的沧桑——人生短，我心长，莫不如数起这念珠，吟诵一场，天地万物，为我合弦，四季八荒。
一切的艺术，都是这般与这“逝去”响应和对抗。
伯牙以音，莫邪以剑，屈子以躯，我等不才，以字，成文，妄想留住青山碧水，莺啭缎细，秋扇白云。
就此，俞胜抱得一团希冀，冲入洪流，在生活的河床之上摸爬滚打，渐觉力疲，想万般的扭结，速速舒展开来，还你我一个太平盛世。
这大约，就是《水乳交融》了。
进入《水乳交融》之后，前两篇明快的感觉与判断一头扎进如题一般混浊的液体之中，感觉这个俞胜，一眨眼“长大了”，刚刚还是求学入职，现在已经有了一把摸不着的半大孩子，生活将他踢踢踹踹，像甘四男这种中年男人那样，面目模糊起来，弓身背负着家人的生计，被生活的樊惠娜不停地贬斥，同时野蛮地推着向前。樊惠娜对城里人身份的珍视、对优裕家庭生活的向往，成为美好的，也是自然而然的理想，而一日三餐不能靠理想解决，只能靠甘四男投靠到租客李胖子手下打工取得，这让樊惠娜不能释怀。更不能让她接受的是她搬迁到新的小区后，居然发现李胖子也买了这里的房子，最后，樊只得接受了现实，并且“一家就这么甜美地进入了梦乡。”现实就是你买了一只烟花筒，你幻想着它怎样的精彩，发现它只冒出一阵火花，你刚刚醉心，就已经冒完了，而后落下一阵发呛的烟尘，最后，残存下乌黑的地面上一只丑陋的纸筒。你还不得不接受它，因为除此之外，你一无所有。至此，原来前面的“示众”只是假像，是遮盖“严厉”的面纱。俞胜还将这一层面纱，盖在了文生（《城里的月亮》）头上，文生是做梦也想不到真会娶了阿秀，但真就娶了。做为农村人的文生淳朴憨道、身家清白，将几次遭受情感打击、内心千疮百孔的城里姑娘阿秀视为珍宝。他起早贪黑，对阿秀一家小心翼翼，他委曲求全，要求来一个在城里的好日子。可是岳母嫌弃他，继而也嫌弃了女儿，根本不想照顾即将临盆的阿秀。文生要把他乡下的母亲接来，离开阿秀的家另租了住处，可是，这种回头寻找温暖，并且即将得到的希冀“呯”一声扎进了马莲河里。俞胜“恶狠狠”地对温情的幻想迎头痛击，面纱至此已然褴褛。
俞胜到这里，是不是也已然绝望？
但绝望不是终止，生命还在“轰隆隆”向前。
不妨换上一条路，走他一走。
在《老乡》中，俞胜转身抛开柴米油盐，着眼大环境下的“城乡博弈”，妻子还是那个嫌弃乡下人的妻子，但嫌弃的原因已经不是穷，不是愚，而是嫌马淑秋“眼珠滴溜溜地转”，认定她是要对身为副处长的丈夫姚小帅“放长线，钓大鱼。”。乡下人的面目在这里从灰头土面变得阴晦，工于心计。乡下人面对城市，也由文生式的在城里安了家的偶然幸运变成了一种有预谋有策略的进攻与谋取。城里人任静涛毅然决然地予以揭露和抵制。但最终，乡下人邵建设和马淑秋在城里站住了脚。只不过，精神上，更加荒凉冷寂，“风像谁的一把手，推搡着他（姚小川）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此地（邵建设的住处）。”这是一种对“城乡博弈”最终的绝望和饮泣。
与《水乳交融》不同，那个彷徨的俞胜已经在生活中汲得力量，面对这些困顿与惨酷，不再迂回停步，干脆迎面一掌，直取命门。
同任何事物，哪怕是一粒尘埃交锋，也耗费气力，但，路是永远有的，千条万条，人也会追逐多种乐趣，小说呢，也始终面临多种可能。
《人、狗、狼》、《失落在街头的小鱼》、《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全变成了寓言式的长歌当哭。
在这三篇中，我看到了作为作家俞胜的野心和“游戏精神”，他像极了一只猫，慵懒地伏在地上，拿一只舔得无比洁净前爪逗弄做为狗作为狼儿为鱼和蚂蚁的一群小老鼠，当然，人也是。尽极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与姿式，最后，狰狞突现，一口咬死。
《人、狗、狼》中，俞胜甚至都懒得给人取上个响亮或者不太响亮的名字，人就是人吧，狗就是狗，狼就是狼，三样事物一清二楚，几无缠绕与故事，无外乎平平常常的狼零狗碎，人想往高处爬，狗想看好门，狼想吃顿肉，但有一只狼却忽而“开悟”：与其舍命求一顿肉，不若餐餐有着落，哪怕残羹剩食。它混入羊群，不怕牺牲要成为一只狗，并且最终为此搭上了性命。人将这一些电话诉诸城里的儿子，儿子想：“爹在乡下，日子过得好难。”这最后一句，犹若一只魔法棒，让小说一抹脸变为仙女。奇迹总在一瞬间。
谁也总能听到这个那个朋友抱怨，抱怨工作无聊，生活无趣，前路无光。但人人莫不过着这种“三无”生活，人都驾不住时间的打磨，人不是神，神越打磨越光亮璀璨，人越磨越沮丧黯淡，所以，人要常搞各种“怕踢（party已经有多种谐音版本，如‘爬铁’、‘爬梯’等，但我想来想去，还是叫‘怕踢’更好，其它，都不若‘怕踢’形象。聚会莫不囿于各种各样的圈子，能参加，是一种认同，谁也不想被踢出来。）”，各种剧，要买些新奇之物哄自己开心，还要旅游，游离开熟悉的生活场景或者说轨道，出轨至另一番天地，艳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我想，旅游的目的，大抵就是为了这种艳遇吧。小说当然更是，我们攀附着文字旅行，去爱去恨去指点江山，去杀人放火，去花天酒地，去劫富济贫，去安定社稷。可有一样，我们可以在现实中能如在文字中这样游刃有余？
塞万提斯则让人去大战破烂风车，拉伯雷不但开出一个人一辈子都吃不完的菜单，还让人用老鼠擦屁股，卡夫卡，干脆让人变成一只大虫子……
在小说中，没有什么是我们不敢干的。
相对于前几篇现实主义下对甘四男的艰困、“我”的迷茫、姚小帅的失落的表达，《人、狗、狼》无论在文本还是本文都阔大的多，除寓言本身具备这种便利和力量外，我们看得出，俞胜的笔触也已经探至更幽秘和深邃之处。搞政治搞经济通常是面对别人，与他者周旋角力，而艺术，面对的是自己，自我便是世界，是一种不断剖挖内心，剥皮削肉凿骨的决绝与恒力。从这册书看俞胜，也是由着这个过程，向着世界或者说自我深处不断掘进。
每个严肃的小说家，莫不如此。
当已经尝试或者说成熟的手法已经不能满足表达时（这也是小说家时时面对的问题），我们必须割舍开现有的一切，哪怕这种“现有”已经圆满，已经给我们带来利益与声誉。这也是一个严肃的小说家的宿命（应当是宿命）和应有的尊严。
而小说中所能包含的一切，也因小说家的觉悟而改变、而壮大、而升华。
小说家应该有“践踏自我”的认知与勇气。敢于否定自己，对自己行刑，通过这种自我践踏，完成彻底的背判，一次次背判。小说，从这个层面来说，是一种背判的艺术。需要觉悟与勇气。
俞胜是有的。
并且决绝。
《失落街头的小鱼》也随着这种决绝而残酷。可以认为，这是鲤鱼跳龙门故事的现代版。鲤鱼只是一条小鱼，龙门是横亘在街头的拦杆、隔栅、建筑，更是说停就停的命运之雨。传统童话里的跳龙门是凭着努力，而在这里，完全藉由命运的摆布。甚至，命运最后，也成为传说，无可着落。做为杀手的俞胜，到了这里，几可以说是已经做到了让对手“死不见尸”。生活与人生、这个世界，在他眼里一片虚无。
而虚无，正是这个世界的底色，是人追无可追之处。
而这小鱼，还要比接下来《昆士郎博士和他的小蚂蚁》中的小蚂蚁要好那么一丝，因为小鱼对一场雨，没有任何办法。而小蚂蚁呢，怀揣着欲望自己一次次走入绝地。这是做为人的悲剧，作为一切生命的悲剧。悲惨、悲哀是被反来复去写尽了的，但悲剧性，却有难度。至此，俞胜可以松一口气了。此外，题目没有用《小蚂蚁》或者《昆士郎博士和小蚂蚁》而是加上了个“他的”，由此，小说升华了一大步。昆士郎可以变身为任何可认知与不可认知的力量，对着所有生命有意无意。真是叫人绝望！
而《花之泪》呢？
又完全换了天地。
怎么说呢，我想到一个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自小怀揣梦想，离开家，离开温暖与熟识，来到城市，有奋发图强，有艰难困苦，有饮泣绝望，有振臂欢呼。事业起步了，发达了，辉煌了，慢慢老了。眼花了，背塌了，齿没了，走不动了，晕迷了，入院了，重症监控了，苏醒了，睁眼了，意识恢复了，哦，亲爱的，我的亲人，你在想什么？
唔——唔——
答案在《公民凯恩》中——rosebud！
在《花之泪中》，这个“rosebud”是兄妹眼中坚实的泪珠。
一个人的文学史，就是全人类的文学史。在我不长的写作生涯中，反复被人追问小说是不是受了某某大家的影响，因为写作开始得晚，文学积淀也孱薄，十有八九，我是不知道追问者口中的那个或长或短的名字的。所以，经常被问得云里雾里，继而沮丧，继而追问这种现象的起因。渐渐地，我得出结论，人是一样的人，不管生活于三千年前还是两千年后，不管是塔斯马尼亚还是本州，人心一样，人性不变，我们也还没有明确突破地球文明或者解决人从哪里来的终极难题，我们有什么力量突破这种缠困，跳出“人”这个概念之外呢？想明白，也就释然了。也就更加坚定地提灯夜行，有勇气泅渡小说之河，尽管河无边，回头也无岸，但终究是不再因此忐忑焦着了。
可以坚定往前走，赶一次次小说之考，连中三元或者榜眼探花，或者泪眼看落第，打断牙齿肚里咽——小说因前路依稀而分外妩媚诱惑，让人欲罢不能，越陷越沉。
但人生是只不过百年的，可见可想的尽头就在那里。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传统，是忌说死的，但我恰恰是深陷于思考生死旋涡开始的小说之路。我因此庆幸，有个好的有份量的起步，但也因此，更加快速地遭遇一个又一个“背判”型的难题，继而发现就算你有一千个哲学家叠加的智慧，比一万个高僧更加圆满，你有无数个前生和来世，最终，你都要面对你的今生今世，你当下的悲欣交集。
我活着，我更需要什么？
是爱。
这是生命的最初和最终。
俞胜是懂的的。
所以，他将《花之泪》放在册子最后，由她作为这一历程的归处。
《花之泪》在这个集子中，完全是另类，却无法把她边缘化。做为全册最“憨实”的存在，催人泪下，憾人肺腹。让我再一次确定，作者的情感状态对于文字的关键作用。作为同类，我是奇缺这种状态的，所以，以为难，以为贵。这一篇从本质上撇开了现实，撇开寓言，抛却一切主义，全心拥抱这个疯丫头小霞，虽然托借的是某个时期的某种社会状态，但换一种，换无数种，核心不受丝毫打搅。我是家中老大，自小极艳羡别人有哥或者姐，想我要有一个，该多好啊！直到现在，这种情愫仍在。我不知道俞胜有没有妹妹，我想，他应该有，他必须有，若否，雕刻出已染尘的花心中的泪珠，凭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力量？一字一嘶咽，声未落，已断肠。
算是灭于无形了。
小说最终，生命最终，人类的最终，皆是一滴清泪的结局。
归宿，是宿，终会归来，扑入一滴清泪的怀抱，瞑目，安息！
杨袭，女，2008年始发表小说，多次被转载。获多种奖项。鲁迅文学院第29届高研班学员。现就读于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联办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