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梁晓声能成为作家，贫穷的功劳是第一位的。如果不是在贫穷的苦水里长大，他又怎能有那么多关于贫民的感受及形成的作品呢？甚至今日他仍念念不忘“贫民”二字，视己为“贫民作家”，我想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自信的梁晓声
1968年夏，19岁的梁晓声穿了件褪色黄大衣，打了补丁的灰裤子，一双刷得发白，鞋尖有酒瓶盖大小黑色补丁的蓝色网球鞋，背上背着捆好的，用灰色棉毯包裹着一套旧被褥和几件旧衣物的大行李，行李上还捆扎着一双比他脚上穿的略新的蓝色网球鞋，离开了他生活7年之久的哈尔滨一个大杂院的泥土房，开始了他人生旅途的关键性转折，奔赴那片神奇的土地——北大荒。
他走时的表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三哥和我还有妹妹几乎不相信仅凭二哥带的这些东西能在北大荒生活下去，我甚至觉得二哥这样走很荒唐。我问二哥：“你就这么去北大荒，也不带个箱子什么的，以后能生活下去吗？”二哥起初双眉紧锁——虽说他离开的是一个既贫穷，又有一个疯哥哥的家，但这毕竟是一个有母爱、兄妹情义的窝儿呀！我知道二哥的内心依然留恋、牵挂着这个家。半晌，他苦笑着对我说：“我不会去很久，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我听了半信半疑。
后来，二哥的话竟一一应验了。先是他的小说《边疆的主人》出版了，接着他又写了几篇儿童文学，不久他真的被抽调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做临时创作工作。那时他结识了鲁秀珍、林予、肖沉、谢树等家乡的文化名人。在他完成创作任务返回北大荒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遇悄悄地向他招手了。他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创作专业当了一名工农兵学员。再后来，他熬过了4年寒窗苦读，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此开始了他艰苦的文学创作生涯。现在看来，二哥当时所说的话是蕴含着远大的抱负和超强的自信心的。
有时我在想，如果当初二哥不去北大荒，没有被推荐到复旦大学去读书，或许就不会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只有我们这些从小与他朝夕相处的亲人才真正了解他。
童年丢失的梁晓声
晓声兄和我们兄妹几个都出生在哈市安平街一所几乎凹进地面半米多深破旧不堪的欧式小屋。听母亲讲，他小时候长得又白又胖，很招人喜欢，街坊邻居的婶婶阿姨们见了都抢着你抱她抱的。母亲的话现在完全可以得到证实，因为晓声兄的相貌在我们家里是较为英俊的，甚至他的英俊和我们兄妹的相貌平平竟使许多人对我们是一母同胞兄妹产生疑问。
那时我们的家与大多数家庭一样，根本没有很多精力照料孩子，把孩子送幼儿园的事连想也不敢想。当时母亲已怀着我，既要看好两岁的三哥，又要侍候卧床的爷爷，饲养好几十只兔子，还有繁重的家务，一眼没照看到，4岁的二哥梁晓声就跑出去了。那时他很喜欢花草，为此他险些丢失了。
那天天黑下来的时候母亲才发现二哥不见了，起初母亲以为是邻居们把他抱到家里玩去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可是10岁的大哥问遍了所有熟悉的街坊和邻居都说没在他们家，一个街坊说看见二哥在一家俄罗斯侨民的花园里摘花来着，等大哥随同去找时，那家俄罗斯侨民家已经关上大门了。后来母亲与大哥东奔西走四处打听，一直找到半夜也没有找到，大哥回到家中急得直哭，母亲也失望地认为二哥就这么真的丢了。
谁知第二天二哥竟被那个俄罗斯老太太给送回来了。原来，老太太孤身一人，一见二哥钻进她的园子里摘花就喜欢得了不得。她把二哥抱进屋里，给这吃的，给那玩的。起初二哥在她家里玩的还很开心，后来时间长了不见家人就开始哭闹起来。老太太本想留养二哥，可又被二哥哭得无奈，又怕我们家里找到门上，就把二哥送回来了……
背上书包的梁晓声
二哥上学的时候三哥6岁，我4岁，小妹只有2岁，大哥已在29中学读书了。从二哥一踏进校门时起，无数双审视、关心、期盼的目光就落在了二哥的身上。因为二哥上的安广校就是大哥小学读书时的母校。许多安广校的老师都有一种预感，梁绍先是好学生，他弟弟梁绍生（梁晓声）同样不会错。
其实，在二哥身上有几方面是很难找到大哥的影子的。在学习上：大哥是全凭刻苦；二哥则靠先天的聪明和后天的耍小聪明，他听讲时的精力只在六分或七分，回答问题却一懂百懂，胸有成竹，家庭作业也只是草草应付，但每每考试成绩却总在上游。在性格上：大哥内向、举止文雅，心思过重，不贪玩，不好动；二哥却天生一张笑面，却笑得不掩不露，好看自然，玩得贪婪，不管不顾，课后玩球书包竟落在篮球架上。在对待师长上：大哥墨守必恭必敬；二哥则视师长为友，既不迷信，又不轻视，并常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以旷课与师长抗衡。
那时看来，大哥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现在看来，二哥当时的做法更性格化，实际一些，灵活一些，放松一些。
第一次做鸟干粮的梁晓声
二哥是个敢想敢干的人，这一秉性，在他上小学时就已形成了。
那天早上二哥与往常一样背着书包上学去了，家中剩下三哥和我还有小妹，我和三哥就跪在炕上伏在我们家唯一的家当——那对铁皮箱子上画画，画的都是些连环画册上穿盔带甲的岳飞、杨家将什么的。小妹则品尝着母亲给她留下的糖果。忽然我们听到有人跳进院里的声音。那时我和三哥有看护小妹的任务和不许出门乱跑的规定，妈妈和两个哥哥都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去了，我们就把门闩好。起初我们还很害怕，后来听出了二哥的叫门声才放心地去开门。以前二哥也有走了不久又忙三活四地跑回来找书、找笔、找本的时候，可在这次二哥是背着书包回来的。我们惊奇地问二哥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二哥低头一笑说：“我们老师有病了，放假一天。”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二哥第一次旷课的记录。
说完二哥把书包放在炕边就去洗手，以为手洗干净了便乐呵呵地对我们说：“二哥今天给你们做点好吃的。”他边说边学着母亲的样子打开每逢年节时才打开的面口袋，捧了三大捧面放在盆里和起来，边活边往里掺苏打粉，说这样面很快就会发起来。
和好了面，他像模像样地盖好放在一边“醒”起来。然后便开始东翻西找，终于在母亲的箱子里找到了一个小布包。那是母亲年三十才拿出来做鸟干粮用的颜料，母亲叫它瑰子红。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地为二哥担起心来，便劝二哥别动这东西，母亲回来知道会生气的。可二哥却坚持说：“怎么会呢！我既要给你们露一下手艺，又要给母亲一个惊喜。”
就这样，二哥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鸟干粮的记录。二哥的手很巧，他又使剪子又动刀，简直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转眼间一盆面已变成了满面板栩栩如生、体态各异的鸟干粮。金鱼的鳞是用笔帽一圈一圈压出来的，鱼眼睛是用红豆包一个面圈做成的，那如莲花瓣般的鱼尾是用手把鱼尾部的小圆面压扁，用刀割成四瓣，再用手逐瓣捏成尾状，用小刀划好尾线而成的。小刺猬身上的刺是用剪刀一剪一剪剪成的，眼睛也是用红豆做成的。还有石榴、莲花、鹊雀、盘龙什么的。
二哥望着这些小东西乐得合不拢嘴，开始为它们着色。结果问题就出在着色上。我敢肯定地说，能做这些小东西是二哥每年三十从母亲那里学会的。但二哥却没能学会着色，也许他根本没有认真地看过母亲是怎样着色的。
二哥把一粒粒瑰子红分别放在小东西的各关键部位，那认真劲真让你联想到锦上添花这个词，然后把小东西放到锅里去蒸……当我们盼到了那个“惊喜”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也就是二哥打开锅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一瞬间。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我们兄妹的6只眼睛也不禁盯着蒸锅，皱起了眉头。当我们看到那些小东西已经变成了满锅的紫黑色丑家伙时，便一起把埋怨的目光瞥向二哥。二哥当时几乎无地自容地红着脸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那天母亲回家知道了这事没说二哥一句。只是告诉二哥，面不是放了苏打粉就能发起来的，着色时必须先把鸟干粮蒸好，把瑰子红用酒泡好才行……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见二哥蒸过干粮，我们知道这件事深深地挫伤了他的自尊心。
变得严厉的梁晓声
俗话说秉性难移，却没讲秉性不可移。其实人一旦改变了秉性，则不是走向成熟，就是陷入了幼稚而不能自拔。
1963年，动迁使我们坐着马车离开了我们出生的小屋，搬进了二哥文中称之为脏街的一个大杂院一间1958年大跃进盖起的板夹泥土房。那时我与三哥都已上学，三哥上小学三年，我上小学二年，二哥已经上初中了，也是大哥上初中时的母校29中学，大哥已被推荐到哈一中。一年后大哥考取了唐山铁道学院，母亲瞒着父亲同意大哥去上大学。
大哥走后，二哥仿佛一下子成熟起来，以后便很少见他以往那甜甜的笑脸，开始学着大哥的样子管教起我们来，时常用略有结巴的口气，板起面孔训斥我们。对我的训斥更加严厉。二哥每接到小妹的一次告状，我便会尝到一次比大哥打我屁股板子还要严厉的体罚。在二哥看来，我们家从父亲那一辈就单传，倒了我们这一代，有了凤姐又不幸夭折，小妹是我们家唯一的女孩，又是最小的，不管对错，我们都应让着小妹，可那时我真的很难做到。
记得有一次因我与妹妹争吵，二哥很生气，不但严厉地教训了我，还令我写出保证书贴在墙上，后来小妹见到墙上的保证书以为我是成心气她，便一把扯下来，二哥发现后又训斥我，多亏二哥的同学徐雁哥来家，才为我解了围。
从教育方法讲，那时二哥既受过父母不同程度的体罚，二哥也把这种体罚不同程度地继承下来。但却没有丝毫影响我们这个家族的父子、母子情和兄弟兄妹情。二哥最孝敬父母，我对二哥也很敬重，我甚至想到如果不是二哥的严厉，我就会变得很放纵自己，缺少了做人应有的某种约束。
善良的梁晓声
二哥有时虽然显得严厉些，但却有着母亲赋予的善良之心，他从小就喜欢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怜惜落败花叶，为死去的小鸟小鸡流泪，给压死在被窝里的小猫挖坑下葬。
我们搬到光仁街大杂院的一个雨天，一只不足一尺长黑白花的小狗跑到了我们家的小屋不停地叫着。母亲有心收养，又怕缺粮喂不活它。二哥见那小东西浑身湿漉漉地打着哆嗦，便再三央求母亲收养了花狗，起名花儿。
两年后，花儿长大了，只是尾巴上有个白尖。邻居卢叔说这白尖不厉害，看不了家，就乘小花吃东西时用斧头剁掉了白尖。小花痛得直叫，出了不少血，二哥心疼的用布给它包扎好。为了花儿，二哥付出了不少，有点好吃的他忘不了给花儿，花儿是靠我们兄妹省吃节食长大的，小花也给我们带来了乐趣。
尤其是二哥，他很喜欢与花儿玩耍，逗它。让它叼这叼那，东跑西跳的。花儿也很通人性，对二哥特别亲，每天早上送二哥上学到街口。他对二哥的声音特敏感，二哥每天放学回家，只要走到几十米的街口吹几声口哨，花儿无论在哪，在干什么，都会毫不犹豫地没命地狂奔着去迎接二哥。见到二哥，它就像见到多年未见到主人一样往二哥身上一扑一扑的，舔二哥的手。每当这时，二哥便露出满脸的笑容，不尽的喜悦。小花已成了二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二哥的许多愁苦，小花也能为他消除几分。
可是不久小花竟被车轧死了。那天三哥去买豆腐，花儿便跟了去，三哥发现后就回来，过一会乘花儿不注意才悄悄地又去了。可是花儿发现后就一直顺着路追去，就在花儿已追到马路边时，一辆停放的汽车突然起动，花儿倒下了……三哥一手拎着盆，一手抱着花儿哭着回来了。我和妹妹见了也都哭了。我们把花儿放到棚子里。那时我们最怕二哥知道。
果然，二哥回家第一句话就问：“花儿哪去了？我怎么吹了几声口哨它也不去接我？”听二哥一问，三哥就哭着把花儿被车轧死的事告诉了二哥。
二哥听了呆愣了很久，后来问我们要棚子钥匙，我们没给他，与他一同去棚子看了小花。小花的颈部被压断了。我们准备把小花埋了，邻居刘大娘说太可惜了，我们知道刘大娘家生活更困难，就把小花送给了刘大娘，后来刘大娘送来一块肉，我们家谁也没吃。
小花的死竟使二哥的情绪很坏，他沉默了有几个月。从那以后再未听二哥谈及狗的事儿，以至于他看到别的什么狗，或听谁谈起狗的话题时，二哥就会联想起他曾养过的那只小花狗……
面临选择的梁晓声
1968年，二哥和许多人一样机械地参加了红卫兵，抄写大字报，进入工厂学工劳动……
忽一日下午，二哥的同学刘树启、徐雁等搀扶着一个面蒙白纱布的人走进了我家，顿时把母亲和我们吓了一跳，那样子使我们联想起大哥患病后被学院从唐山送回家时的情景。原来蒙白纱布的人正是二哥，因他深入车间工作时误将半盆汽油当水去浇未燃尽的炉火，被重新燃起的油火烧坏了脸。多亏当时人多火被熄灭了。
二哥的脸好得很快，没留下疤痕，脸却显得白皙了许多。那时上山下乡运动也随之席卷全国了。二哥也曾产生过他一旦走了，家中母亲、病哥哥、弟弟妹妹谁来照顾的念头。
那天二哥很高兴地从学校回来，和好了泥土，准备修补快要倒塌的父亲用干打垒方法盖起来的门斗。病情稍有好转的大哥笑呵呵地从外面回来冲二哥说：“绍生（梁晓声原名），你还是下乡去吧，户口我已经给你迁好了。”
二哥听了，忙放下手中的托板和抹子，皱了半晌眉头，后来抬起头，语气沉重地对大哥说：“大哥，我是要走的，可你千万要照顾好这个家呀！”
二哥走后，我们家更困难了，大哥的病也犯一次重一次，二哥在北大荒怎么样呢？
艰苦的北大荒，锻炼了几代人的北大荒，你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北大荒人，你把二哥造就成了作家。我们为北大荒精神而无比自豪。
梁晓文，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现有百万字发表于报刊，有小说集专著，作品多次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