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时代，我刚刚记事时，记得爷爷、奶奶都是抽烟的。爷爷、奶奶所抽的是“叶子烟”，也叫做旱烟，烟的品种是单一的，都是“蛤蟆头”的一类。这种烟有时是自家在园子里或自留地种，有时要去市场上或有烟的人家中去买。种烟是一种功夫活，需要选择较好的土质。烟苗长大后再经常掰芽，割烟后要绑成“把”，割烟一般是在白露季节，所以才有了“白露烟上架”之说，这种烟在“架”上晒干后，绑成捆然后搓碎供人们去用。
爷爷、奶奶抽烟时，不是抽卷烟，因为那时还没有纸去卷，爷爷、奶奶用烟袋去抽。爷爷用的是一个较短的烟袋，奶奶用的是一个长烟袋，这种烟袋有一个烟袋锅，有一个烟嘴，中间有一个杆连接烟嘴和烟袋锅。烟嘴、烟杆、烟袋锅都是相互通气的，把烟袋锅装上烟点着就可吸烟了。那时人们用的烟袋锅基本上都是铜的或铝的，一般是不用铁的，因为铁的烫手。烟袋最大的区别是在烟嘴上，这个烟嘴一个普通的百姓家用的都是普通的石头，要是富裕的人家有用玉石和玛瑙的。所以，这个烟嘴是身份和富裕的象征。我的爷爷和奶奶使用的烟嘴是普通石头的。那时人们在外抽烟要自己备一个装烟的口袋，在家中抽烟要备一个烟笸箩盛烟。
在爷爷那个时代没有全家喝酒的习惯，这可能是生活所迫。逢年过节，一个普通的人家也只能给家中的老人买叫“烧锅”的酒，就是现在的小酒厂打回来一二斤酒供老人用。那种酒就是现在的“小烧”，度数是很高的，一般都在六十度。如果低于这个度数绝对是掺杂使假，是一种假冒伪劣的酒。爷爷的酒量不大，也没有酒瘾，逢年过节时家中有一个能装三两酒的小瓷壶，爷爷只喝三两，绝不多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爷爷是喝不上酒的。爷爷于 1973 年去世，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没喝过瓶装酒。这也可能是爷爷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好日子。
我在生产队劳动是 1966 年 12 月，生产队除了我爷爷那辈的下辈人至孙辈人，也就是生产队的青壮年，抽烟的人较多，这些人已经不用烟袋了，都用纸卷烟，烟纸是用报纸，也有的人用家中学生用完的作业本做卷烟纸，这些纸都是黄色的，也叫草纸。那时还抽不到人们用白纸卷的烟。人们舍不得买白纸卷烟，也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买。人们用自己的衣兜来装烟，衣兜取代了烟袋子。
在当时那个年月，一个村只有一个供销合作社，一个自然屯顶多也只能有一个小卖部，有的屯还没有。在供销社里已经有香烟出售，在我的记忆中主要有五种香烟 ：有哈尔滨香烟，这是最好的，三角钱一盒 ；有迎春牌香烟，二角四分一盒 ；有葡萄牌香烟，二角钱一盒 ；有握手牌香烟，一角五分一盒，最次的一种叫“经济烟”，也叫“九分损”，所以叫“九分损”，是因为这种烟九分钱一盒。生产队的社员能抽得起香烟的人不多，只有个别人能抽起“九分损”。这种能抽起“九分损”的社员会被别人刮目相看的。因为生产队的日值只有四五角钱，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一天只能挣到四五角钱，买一盒“九分损”就相当于花去一天劳动所得的四五分之一。人们对能抽得起“九分损”的人是羡慕的，自己嘴馋要想抽是不会张嘴去要的，只能等着抽“九分损”的社员给予赏赐。
我在生产队时是不抽烟的。有一次我的舅舅患了“胃穿孔”，在肇源县医院做手术住院治疗，我去护理。我老姨在县财政局上班，每天下班时都要骑着自行车去医院看望我舅舅，看到我在医院比较寂寞，老姨每天都给我带去一盒“迎春”烟，那时，我才第一次尝到了香烟的味道，而且还是较高档的香烟。舅舅出院后，我把剩下的近二盒“迎春”烟拿回了生产队，分发给了社员们抽，社员们抽到“迎春”烟时那个高兴劲，就像过年吃饺子一样，有滋有味的品尝起来。我在县城里在老姨的疼爱关照下过了一次香烟瘾，回来后没有接着抽，不是不想抽，实在是想抽抽不起。
我在生产队劳动时是滴酒不沾的。唯独有一次是生产队会计刘义久家抹房子，他找去我们三四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劳动力去帮忙，在晚上用他买回的散白，也就是小烧，招待和答谢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了酒香和酒辣的滋味。当酒摆在饭桌上，在会计和同去伙伴的劝说下，喝了半斤多。因为甜菜酒上头，回家睡觉时脑袋发胀，折腾了一夜没睡好觉，这也让我尝到了酒的厉害。据传，杜康有句名言“后人坏事者必酒也”，在那时我对酒的害处就有了体会。在这以后我当生产队会计、大队民兵连长时，有了那次喝酒的教训，对于白酒我是不问津的，那时自己是有自制力和控制力的。
1974 年，我当三站乡革委会副主任的第一个春节，县政府为全县每个乡的班子发放慰问品 ：乡党委书记是一瓶茅台、二盒中华。班子的每个成员是 ：二瓶地产“松花江”白酒，二盒江帆烟，二盒大生产烟，二盒大前门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县级的地产瓶装酒，第一次看到了这么多品牌名烟，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锡纸烟”。当我把这些酒和烟拿到家中时，爸爸看到后很是兴奋，不沾酒的爸爸建议晚上打开一瓶喝。不抽烟的爸爸，当时就打开了一盒“江帆”烟，取出一支有滋有味地品尝起来。当时我不知道爸爸的兴奋劲从哪里来的，是为儿子做了乡革委会副主任受到了这种待遇感到荣耀，还是小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呢？党委书记分到的那瓶茅台和二盒中华烟，在春节过后我们上班的第一天中午饭，党委书记就用茅台酒和中华烟给我们拜晚年，对过去一年工作的付出表示敬意给以慰劳。当茅台酒一打开，酒香四溢，沁人心脾，中华烟一打开，同样散发出了特有的芬芳香味。在我的履历中又经受了三个第一次 ：第一次品尝到了国酒茅台，第一次抽到了国烟中华，第一次品尝到了党委书记对班子成员的感情和温暖！
1982 年我任古恰乡乡长。古恰乡党委书记叫曹佩山，是一位很有能力也很廉洁的领导。曹书记家在县城住，晚上愿意玩麻将。班子中有几个人要陪他玩，每天晚上要打八圈。为了有点“支眼棍”，也就是要赢点东西。当时赢钱是被禁止的，我们就把赢烟作为筹码。打八圈麻将结束，谁输的最多就会输掉四盒烟。那时虽然有锡纸烟，也输不起，我们的输赢就用一种烟，就是“迎春”烟。曹书记会吸烟，而且吸得比较频，他在抽烟时，都要分发给打麻将的人，每天都要劝我抽几支，曹书记家在县城，晚上我陪他吃饭也劝我喝点酒，就这样一来二去把喝酒抽烟的“手艺”学到了手。自己感到不能老抽别人给的烟，自己也买烟揣到兜里，在自己抽烟时也给别人，这算做是回敬吧！我那时抽的就一个品牌，就是“迎春”烟。
我在古恰时喝的第一顿酒，是地方的小烧散白，是在古恰乡报到时在古恰村渔场喝的。我记得那顿饭是两个菜 ：生鱼和熟鱼。我第一次吃生鱼，一开始还有点不敢吃，但吃在口中感觉味道很爽口很鲜美，也就大胆吃了。在炎热的夏天有一天下了一场透雨，书记高兴极了，让食堂做了四个菜，我们喝起了“小烧”，我们四个人喝了近四斤酒，虽然没醉倒在酒桌上，但腿发软，两眼直冒金星，勉强走到了家中。我在古恰工作的一年所喝的酒都是小烧，乡里来了客人一般也都是喝小烧，基本不喝瓶酒。那时供销社里的好酒有二种 ：一种是地产名酒“松江白”，一种是从外地进来的叫“尖庄”，这种好酒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喝的。我在古恰乡的一年，乡里来了客人我是要陪酒的，回到家中基本不喝。
抽烟喝酒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是在古龙镇。那时我任党委书记。古龙镇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我们办了一些公益事业，如建学校、敬老院和上自来水等等，在办这些公益事业的同时，对个人的要求有所放松，抽烟由成条买变为成箱买，烟的品牌由“迎春”烟变成了“红山茶”。又由几角钱发展成几元钱一盒。而且这几元钱一盒的烟不是自己掏钱去买，全是公款消费。那时县里的一些实权局的局长们已经在抽二、三元钱一盒的“蝴蝶泉”了。
我在古龙镇当党委书记三个月左右，有一天我的前任党委书记回到古龙镇一个村，我下乡时遇到了他。我说 ：“你怎么偷偷进庄呢？为什么不同我打个招呼？”这个前任书记说：“你们忙，我也没什么大事，不便打扰你。”我说 ：“再忙也得吃饭呀！”我说完就给镇里的秘书打电话，让准备午饭。我告诉这位党委书记你先到镇里等我，等我处理完工作后马上回去。等我处理完工作回到镇里时，这个前任书记却不见了踪影。我问秘书某书记去哪了，秘书说已经走了。我说为什么走了，秘书给我学了一个小插曲 ：原来我的这位前任到镇里时，碰到了一个他的老部下，是一个镇委副书记，见面后这位原书记掏出了一盒“蝴蝶泉”，递一支给那位镇委副书记抽，那位镇委副书记将烟接过来端详了一会说 ：“王书记，你这烟是假的呀！”王书记说 ：“怎么可能啊，我是在县烟草公司买的。”那位镇党委副书记说 ：“这支烟不但是假的，从我认识你，你这个人都是假的。”王书记听了镇委副书记的一席话，气的没有说话，直接上车返回县城了。我听到秘书学的这个插曲，我也气的发起火来，让秘书把那位镇委副书记找到我的办公室，发火道：“我说你这是演习给谁看呢？我将来调走你是不是也这样呢？王书记在职时你怎么没勇气同他干呢？调走后你却找后帐，搞秋后算账，这说明你心胸的狭隘，也说明你的品质有问题，你立即到县城去把王书记给我请回来。”在被我猛批一顿后，那位镇委副书记承认了自己做的不对，并向我道了歉。事后我是又气又笑，我在寻思着，这件事全是“蝴蝶泉”香烟惹的祸！
我在古龙镇的四年，食堂所喝的酒也基本上都是小烧。食堂备用的瓶酒，主要是两种酒：一种是“松江白”，一种是“原浆白”，都是地产酒。我们那个班子中，从团体上看酒量基本上都是半斤以上，如果组团和别的乡镇比赛，那是绝对能拿第一名的。从整体上看，酒风大多数都是比较正的，就有一位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党委副书记，喝完酒以后乱“性”耍酒疯。这位副书记不喝酒时工作魄力、文字功夫、知识水平、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可以的，但一旦喝酒过量出现过酒后骂人，站在墙头撒尿、同支部书记对打互扔酒瓶的场面，看来人是好人，酒不是好酒，酒放在瓶子里老老实实，装到肚子里就会把人变成鬼，也会把狗熊变成“英雄”。为此，我在镇村干部会上宣布：“XX 书记下乡，谁要给他酒喝，我就立即将他撤职。”我也找这位副书记谈话说 ：“你要是被我发现再耍一次酒疯，请你另找地方高就，我这里就不需要你了。”自从我宣布并找他谈话后，他果然再也没敢喝酒，忌酒将近两年，看来鬼还是怕恶人的。我在古龙镇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他被提拔为邻近的富强乡当乡长去了。他当乡长时找他谈话的是县长，县长表示不太放心，我向县长表态说：“你放心吧，谁都有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这位同志当了乡长后，没有重犯耍酒疯的错误，工作也受到了党委书记的认可和群众的信任，县委也放心了。
我是 1990 年调入县检察院工作的，任检察长，后来分别当过肇源县常务副县长，林甸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所抽的烟又上了一个档次，抽的烟是“红塔山”，抽这种烟在肇源县很是平常，可在林甸那样一个贫困县，连基本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的县，抽“红塔山”，而且是长支的过滤嘴的“红塔山”，这就显得很“诈”眼，我在前面的文章说过，曾被干部群众议论过，当时没有干部把群众的议论当回事，因为我也自觉平常，我照常抽我的“红塔山”。在林甸期间我戒了三个月的烟，原因是 ：一是有群众的议论，二是有自己遭罪的成分。因为不是逐渐减量，而是突然戒掉，自己晚上睡觉失眠，经常做噩梦，焦躁不安，开常委会时会议没散，自己就先走了。更为可笑的是这期间我回去肇源一次，晚上产生幻觉，总是感觉楼上打仗杀人，我起来给楼上孩子的父亲打电话，楼上邻居的父亲是县政协副主席张荣春，是我的老朋友。张主席接到电话后半夜一点老俩口从家中急速感到儿子家，他的儿子正在熟睡中，他们急促的敲门声将儿子惊醒，他的儿子急忙开门，老俩口进屋一看什么事没有，只是虚惊一场。通过这件事，我觉得我得病了，应该得的是“精神病”。我回到林甸后，秘密去了齐齐哈尔精神病院检查，经过大夫细致的检查，排除了患有精神病的可能。大夫们询问我有没有抽烟史，我说有。大夫又问一天能抽多少，戒没戒掉，我说一天能抽一包半至二包，已戒三个多月了。大夫听后笑着说 ：“你这患的是戒断综合症，没有什么药可治，你回去后马上抽烟就会好的。”回到县里，我按照大夫说的，把戒掉的烟又重新抽起来，不到一周的时间，果然就好了。在林甸工作期间，政府是没有招待烟的。我所抽的烟只有自己买和同志送，主要是以送为主，这个主要是以肇源的朋友和同志送为主。
我在肇源检察院、县政府，林甸县委、县政府期间，陪客用的招待酒都是地产酒，一般的都是散白、“口杯”，高档一些的就是三九龙滨，即使来了上级领导，比较尊贵的客人也没有用茅台、五粮液招待过。在这十年中，亲朋好友和部下送礼的酒发生了变化 ：有茅台、五粮液、水井坊、郎酒。在节日中或招待上级领导或贵客，这时能喝上这些名酒。
我是 2002 年调到了大庆市龙凤区任区长的，一开始还是在抽“红塔山”，在去市里开会时我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会抽烟的各局局长、区县的一二把手都在抽“中华”烟，而且这些抽烟的人能把“中华”烟分出来“129”、“229”、“329”、“330”的批号。我感觉自己有些落伍，也有些寒酸，别人抽烟能送给我，而自己拿的烟不能送给别人去抽。后来龙凤的干部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劝我要立即换上“中华”牌，不要太掉价，也别给龙凤丢了脸。其实，龙凤的财政状况是较好的，只是我还懂得不能用财政款给自己买烟用。我后来换成了“中华”牌烟，当然这个牌的烟自己花钱买一小部分，亲友、部下、送一部分。区政府的招待烟也都变成了“中华”烟。龙凤区和其他区还有一个与外县有别的地方，就是来了客人后都要摆上几种招待水果。这是在外县所没有的。
我在龙凤区下乡时，一般都是在大队干部家中吃饭，有时喝瓶酒，有时是散白。我是主张喝散白的，因为散白能保真。我曾说过，在处级干部的位置上，就是处在喝假酒、抽假烟的档次上，因为厅级以上干部喝酒会到烟酒专卖的公司去购买，或到产地去买，因此能保真。农村干部喝酒是小烧，抽的烟是几元钱的也保真。可作为县处级、科级抽的“中华”烟多半是假的，喝的高档瓶酒也基本是假的。因此，这是我主张喝小烧的原因。我在区里工作时到各局去，他们招待我吃饭时多数是我指定的向阳村东边的一个农家饭店吃饭，喝的酒也是散白。区里来了客人或市里领导，所招待用的酒就已经不是散白了。最低的档次是“大庆老窖”。档次高些的会用“五粮液”、“茅台”、“水井坊”招待，这些酒少则四五百元，多则上千元。
有一次有位市人大副主任要找几位老同志并邀市领导到场，要求我安排饭并坐陪。记得那天是一个中午，我把饭安排到了大庆市的“一品楼”饭店，这是一个比较高档的饭店，中午来了八九个人。我为这些领导备了“水井坊”白酒，张裕葡萄酒，当开餐喝到半小时左右的时候，市人大副主任趴到我耳朵上说：“你给市领导喝的是张裕葡萄酒，地上的吧台上有冰酒，你为什么不上啊？”我抱歉的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葡萄酒好。”我立即更换成了“冰酒”，“冰酒”上来后，一些男同志也跟着喝起来，大家喝了有八瓶“冰酒”。事后算账才知道，一瓶“冰酒”要一千元左右。这是我当县、区长以来，招待领导最贵的一次酒，也是直到退休前喝的最贵的一次酒。
我到市房产局后个人抽的还是“中华”烟，招待客人和领导的酒喝的同龙凤区的档次基本一致。就我个人来说，在招待标准上没有刻意去追求高标准，也没有把此当成和领导沟通的渠道。在招待领导时很少去那种有“燕”“鲍”“翅”的饭店，这不是自己有多高的勤俭节约的境界，只是过多的浪费觉得有些心疼和不忍，这也是我出身低贱所致。
我从抽二角四分的“迎春”烟发展到抽一盒四五十元的中华烟，从喝小烧散白到喝上了茅台，便宜的烟酒都是自己买的，贵的都是公款消费和收的礼品。从抽烟喝酒的变化能看出什么呢？这只能站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不同的答案。
从抽烟喝酒中能看出一些环境职位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风气和党风也在变化着，问题是这种变化是向好还是向坏的方向变化呢？这只能说是向坏处发展。我这又是不是捡着便宜卖着乖呢？还是又腐败又骂娘呢？
世界上发明什么都是可取的，这个烟酒实在是不该发明，就这“烟酒”二样东西该坑害多少人呢？我们号召禁烟禁酒，为什么不能痛下决心禁止生产烟酒呢？一个方面要去禁烟禁酒，一个方面又去把烟酒作为地方和中央财政收入的主渠道，这是不是自欺欺人，互相矛盾？我们做不到烟酒的禁止生产，那就只能做到区别对待，把官员和百姓区别开来，你要选择了烟酒嗜好，那就别登庙堂之上，你要选择了烟酒嗜好，那你就把老百姓当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