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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 涛;中国人的大局观

发表时间:2023-01-10  热度:


作品以《诗经》《尚书》《史记》《礼记》《汉书》《春秋》等典籍为底本,梳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对照当今,全方位地展示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

写中国农村,要警惕“失真”

写农村,应警惕一种“失真”,但中国作家“失真”着写农村,是有传统的。

比如田园诗。中国的农村,自古以来都是超负荷的。所谓的“农本”,就是国家的核心重量由农村和农民承担,桑梓之苦远重于田园之乐。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句座右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时候书生报国,意气风发,大袖飘飘走天下,失意了,或者致仕退休了,为修养身心和人格、归隐乡间一隅。田园于是成了古代文人们独善其身的“公共场所”。说白了,田园诗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求身心舒坦,或文化妥协的一种寄托方式,察其动机,不是为了写出真实的乡村中国,更无探究世道民心,乃至民风动向的精神取向。

田园诗也有一个亮点,给自己放松。精神放松,但人品和文品独立。隐身,但不沦落。

田园诗,按照文学史里的惯例,是从东晋的陶渊明说起,实际上还应该再往前推,源头是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诗都是匿名作品,写这种“日常生活诗”之所以匿名,是因为背后潜藏着一次极其血腥的文化伤痛。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我简单说一下梗概。自西汉起,具体是汉武帝时,中国开启了学而优则仕选官模式,即科举制的前身察举制,读书出众者通过考试入仕为官。这个制度催生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士群体。西汉之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人是天空里的鹰或燕,各飞各的,没有形成群体力量。到东汉,这个群体进一步充实扩大,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官员是读书人出身。东汉末年,具体是公元166年和公元168年,发生了两次针对文化人的大清洗。事发起因是外戚和官角逐权力,士群体选边站队,站在外戚一方,宦官借皇帝之威得势后大开杀戮。

《古诗十九首》的背景就是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

《古诗十九首》整体是平静冲和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这样的诗和一场文化浩劫构成怎么样的一种孽缘因果?是文化隐身,但不是逃逸,也不是对恶劣政治的失望,而是不再抱希望。《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之后,才有魏晋名士的夸张和变异,才有陶渊明的逃隐和现实遮蔽,再至唐之后,定型为田园诗这样的格局。

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但旧文学史里,竟没有一部直视农村现实和农民苦衷的重量级作品。田园诗中也有一些个例:“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也仅是个例而已。

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我们通过具体数字看这种变化,当下有二亿六千万“农民工”,这是中国职业中的“新人类”,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县城。在这个群体的背后,还有几千万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天的农村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文明和落后、进步与保守,已经关乎于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未来趋势。

八股文的另一面

八股文是应试作文,明清两朝应用了几百年,今天不仅被一脚踢开,还成了世上最烂文章的代名词。一种文体被人们如此厌烦,在世界文学史里也是少见的。

八股文是遵命文学。科举是皇命,总考官是皇帝。贡生、举人、进士这些名目,是向皇帝贡奉、举荐、进呈之意的直率表达。皇帝的命令依古训叫“制”,因此八股文的别名又叫“制艺”,也叫“制义”,指写文章既是手艺活,也要显示大义。八股文还叫“四书文”,明清的科考,“乡试”和“会试”需考三场,首场以“四书”为命题考试范围,作“八股文”。首场的应试文章不入考官法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基本也就废了。称“四书文”还有一层含义,考生所作八股文的立论依据,要遵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擅自发挥。

八股是文章体裁,很程式化,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构成,每一股均有严格的规定。全是“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写作者不能自由发挥。八股文过于强调技巧,讲究精雕细琢、修字炼句、对偶对仗,但也因此伤了文章整体的浑然大方,有佳句无名文,这是一弊。这一弊也带来一点益处,后来楹联的大兴也受惠于此。再一弊是取悦龙颜,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讲:“著文,撇开自己,眼看皇帝,心想皇帝。还能写出什么来呢?”

八股文大的益处是使“四书”成为普及读物,不仅要读通,还要读透,否则考题也弄不懂。因为是命题作文,作文题目均取自“四书”里的原字句。有一字或几个字的“小题”,有两句三句以至全文的“大题”,还有比较荒唐的截搭题,“截取句子的头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头,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头,更有隔篇截搭的”(启功语)。比如“王速出令反”这个考题,截搭《孟子》的“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语。

八股文是一位历史老人,显赫了几百年。至于它遵在上者之命,也不必太责备求全,做这档子生意的又不止它独门一家。八股文已废止一百多年了,时至今日,各种面貌的新八股也还有。

八股文有一个突出的好价值,是在文风层面,用最简洁的话说明白道理。八股文是应试文章,写作者中举之后就是官员。官员经过这种简洁写作训练之后,政府公文和文件就清爽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公文写作方面还需要再磨炼。

透过忠义的面纱

一部文学作品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以小说为例子吧。《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故事是一条主线,却不是主要的。作者的真实用心也并不系在这一处,而是把故事里和外的所有东西浑然一体,融会贯通。宝玉出生时候,一个鲜活的生命,口中衔着一块玉。这条生命是活生生的,而这块玉是个谜,是小说家付诸匠心的障眼法。这块玉是小说,其余的都是人生。《红楼梦》这部书所含的学养,也是今天的作家不好比的,中国园林、建筑、中医药、服饰、饮食、佛与道由虚而实的幡然借用,还有那一手硬实的古典诗词功夫。

《三国演义》是讲中国故事的大书,是故事集锦,主要讲人心莫测的那一部分,有菜根谭式的,还有厚黑学领域的。《三国演义》的棋高一处,在于透视出中国社会伦理的变化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明两朝之间,经历错杂丰富。元朝是蒙古人治理中国,是草原政治文化和中原政治文化兼容的时代。他又是出生在江南丝绸富商家庭,小时候受过扎实的儒学教育,因而他的文化视角是多棱多角的。

《水浒传》这部书的好处是有局限的:主角是所谓罪犯、强盗和土匪,写“负面人”的“正面人生”,有阅读快感。但施耐庵的世界观需要区别着去认识。金圣叹的评论是:“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

《儒林外史》成书在清朝乾隆年间,作者吴敬梓出身于世族,“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但他是一介白丁,科举不第,还是个“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他是饱尝世态冷热的人,穷困潦倒又不失性情,以“倾酒歌呼穷日夜”为“暖足,销寒”。《儒林外史》看世界的视角是冷眼,透彻入骨地写了一群中国旧读书人。鲁迅评价是“秉持公心,指擿时弊”。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吴敬梓借乡野老汉成老爹的口,讲了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讲中国社会规律的,是民间视角。用上个世纪一百年的起伏,也可以应验。这期间均是河东与河西的规律在起伏。

好作品不在文辞,花拳绣腿或整容整出个好面相没用处,也没益处。中国作家要写出中国智慧,写出中国的世道人心,也要写出中国的变化趋势,以及显的或隐的规律。比如当下写农村和城市的,哪一位写出三十年之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走势,就叫有预见,就可以称为划时代的作家。

博览群书这样的思路

读书和吃饭一个道理,吃饭长身体,读书长脑力,长精神。有人说读书是雅事,我觉着是苦事,需要辛苦扎实去做的一件事。一说雅,就虚了,弄虚就会有假。

我们中国人有重视读书的传统,有一句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听着俗,但话粗理端。今天的话说得文明,叫“知识改变命运”。以前不仅老百姓重视读书,皇帝也重视,一个人把书读好了,科举考试中了状元,皇帝会把女儿许配给他。

中国人重视读书的这个传统,是古代政府用一项制度推动着形成的。在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推出一项国家公务员选拔制度,叫察举制,半推荐半考试模式,各地推荐“读书种子”到长安,经过一年的集中学习,之后考试。考五本书,儒家经典著作“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读通一经的,就拿到了做官的“上岗证”,“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是两个职位,相当于文秘和地方志官员。读通“五经”的学霸,待遇很高,皇帝亲自手书嘉奖令。汉代设置“五经博士”,相当于今天的院士,学术地位很高。这个制度起到了推动全民读书的效果,到东汉时候,形成了一个读书人的社会阶层——士群体。隋唐之后,这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为科举制,直到清末废止。从西汉到清末,这个以读书取士的制度沿用了两千余年。

博览群书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人这一辈子,像树一样,先要扎根,之后有节有序地慢慢往上生长。大人物如大树,都是深扎根的。中国的读书传统讲读通读透。“半部论语治天下”,吃透了《论语》,有半本就足够做成大事了。如果是学者做学问,更要警惕“博览”,东挪一点,西凑一点,法国搞个观点,古希腊选个看法,就成“学术地沟油”了,于己有损,于人有害。

儒家十三经我们今天视为典藏之书,书一被藏,束之高阁,就不好好读了。而在古代,是国家公务员“国考”用书。秀才、举人、进士,直至状元,这些“功名”,代表着对十三经的熟读程度。

科举考试,是我们中国的智慧创造,用今天的眼光看、至少有两个亮点。第一,科举考试的大门是开放的,底层的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人生命运。让底层百姓有盼头,有希望的亮光、是这个制度最了不起的地方。普通人进入国家管理机构,废除宗亲制、贵族制,也应视为一种制度民主。第二,科举考试是智慧中国建设的一种探索和实践。从汉代开始,把儒家思想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个制度的实施,使官员们成为儒家学说的内行,熟读原典著作,考试再优异,才能拿到“上岗证”。用儒家思想治国,官员们首先应该懂儒学,做儒学的行家。科举制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是用权力,而是用智慧管理国家。官员手中的权力,融入了中国传统智慧的内涵。

(《中国人的大局观》穆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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