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以《诗经》《尚书》《史记》《礼记》《汉书》《春秋》等典籍为底本，梳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对照当今，全方位地展示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与传统。
写中国农村，要警惕“失真”
写农村，应警惕一种“失真”，但中国作家“失真”着写农村，是有传统的。
比如田园诗。中国的农村，自古以来都是超负荷的。所谓的“农本”，就是国家的核心重量由农村和农民承担，桑梓之苦远重于田园之乐。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有一句座右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时候书生报国，意气风发，大袖飘飘走天下，失意了，或者致仕退休了，为修养身心和人格、归隐乡间一隅。田园于是成了古代文人们独善其身的“公共场所”。说白了，田园诗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写作”，是求身心舒坦，或文化妥协的一种寄托方式，察其动机，不是为了写出真实的乡村中国，更无探究世道民心，乃至民风动向的精神取向。
田园诗也有一个亮点，给自己放松。精神放松，但人品和文品独立。隐身，但不沦落。
田园诗，按照文学史里的惯例，是从东晋的陶渊明说起，实际上还应该再往前推，源头是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这十九首诗都是匿名作品，写这种“日常生活诗”之所以匿名，是因为背后潜藏着一次极其血腥的文化伤痛。
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长，我简单说一下梗概。自西汉起，具体是汉武帝时，中国开启了学而优则仕选官模式，即科举制的前身察举制，读书出众者通过考试入仕为官。这个制度催生形成了古代知识分子阶层——士群体。西汉之前的中国社会，文化人是天空里的鹰或燕，各飞各的，没有形成群体力量。到东汉，这个群体进一步充实扩大，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官员是读书人出身。东汉末年，具体是公元166年和公元168年，发生了两次针对文化人的大清洗。事发起因是外戚和官角逐权力，士群体选边站队，站在外戚一方，宦官借皇帝之威得势后大开杀戮。
《古诗十九首》的背景就是这样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形态。
《古诗十九首》整体是平静冲和的，“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这样的诗和一场文化浩劫构成怎么样的一种孽缘因果？是文化隐身，但不是逃逸，也不是对恶劣政治的失望，而是不再抱希望。《古诗十九首》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之后，才有魏晋名士的夸张和变异，才有陶渊明的逃隐和现实遮蔽，再至唐之后，定型为田园诗这样的格局。
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但旧文学史里，竟没有一部直视农村现实和农民苦衷的重量级作品。田园诗中也有一些个例：“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也仅是个例而已。
当下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在脱胎换骨般变化着，我们通过具体数字看这种变化，当下有二亿六千万“农民工”，这是中国职业中的“新人类”，分布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包括县城。在这个群体的背后，还有几千万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今天的农村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文明和落后、进步与保守，已经关乎于中国的社会进程，以及未来趋势。
八股文的另一面
八股文是应试作文，明清两朝应用了几百年，今天不仅被一脚踢开，还成了世上最烂文章的代名词。一种文体被人们如此厌烦，在世界文学史里也是少见的。
八股文是遵命文学。科举是皇命，总考官是皇帝。贡生、举人、进士这些名目，是向皇帝贡奉、举荐、进呈之意的直率表达。皇帝的命令依古训叫“制”，因此八股文的别名又叫“制艺”，也叫“制义”，指写文章既是手艺活，也要显示大义。八股文还叫“四书文”，明清的科考，“乡试”和“会试”需考三场，首场以“四书”为命题考试范围，作“八股文”。首场的应试文章不入考官法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基本也就废了。称“四书文”还有一层含义，考生所作八股文的立论依据，要遵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擅自发挥。
八股是文章体裁，很程式化，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构成，每一股均有严格的规定。全是“规定动作”，没有“自选动作”，写作者不能自由发挥。八股文过于强调技巧，讲究精雕细琢、修字炼句、对偶对仗，但也因此伤了文章整体的浑然大方，有佳句无名文，这是一弊。这一弊也带来一点益处，后来楹联的大兴也受惠于此。再一弊是取悦龙颜，用张中行先生的话讲：“著文，撇开自己，眼看皇帝，心想皇帝。还能写出什么来呢？”
八股文大的益处是使“四书”成为普及读物，不仅要读通，还要读透，否则考题也弄不懂。因为是命题作文，作文题目均取自“四书”里的原字句。有一字或几个字的“小题”，有两句三句以至全文的“大题”，还有比较荒唐的截搭题，“截取句子的头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头，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头，更有隔篇截搭的”（启功语）。比如“王速出令反”这个考题，截搭《孟子》的“王速出令，反其旌倪，止其重器”一语。
八股文是一位历史老人，显赫了几百年。至于它遵在上者之命，也不必太责备求全，做这档子生意的又不止它独门一家。八股文已废止一百多年了，时至今日，各种面貌的新八股也还有。
八股文有一个突出的好价值，是在文风层面，用最简洁的话说明白道理。八股文是应试文章，写作者中举之后就是官员。官员经过这种简洁写作训练之后，政府公文和文件就清爽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公文写作方面还需要再磨炼。
透过忠义的面纱
一部文学作品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以小说为例子吧。《红楼梦》中宝黛的爱情故事是一条主线，却不是主要的。作者的真实用心也并不系在这一处，而是把故事里和外的所有东西浑然一体，融会贯通。宝玉出生时候，一个鲜活的生命，口中衔着一块玉。这条生命是活生生的，而这块玉是个谜，是小说家付诸匠心的障眼法。这块玉是小说，其余的都是人生。《红楼梦》这部书所含的学养，也是今天的作家不好比的，中国园林、建筑、中医药、服饰、饮食、佛与道由虚而实的幡然借用，还有那一手硬实的古典诗词功夫。
《三国演义》是讲中国故事的大书，是故事集锦，主要讲人心莫测的那一部分，有菜根谭式的，还有厚黑学领域的。《三国演义》的棋高一处，在于透视出中国社会伦理的变化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明两朝之间，经历错杂丰富。元朝是蒙古人治理中国，是草原政治文化和中原政治文化兼容的时代。他又是出生在江南丝绸富商家庭，小时候受过扎实的儒学教育，因而他的文化视角是多棱多角的。
《水浒传》这部书的好处是有局限的：主角是所谓罪犯、强盗和土匪，写“负面人”的“正面人生”，有阅读快感。但施耐庵的世界观需要区别着去认识。金圣叹的评论是：“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
《儒林外史》成书在清朝乾隆年间，作者吴敬梓出身于世族，“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也不是甚么出奇东西”，但他是一介白丁，科举不第，还是个“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他是饱尝世态冷热的人，穷困潦倒又不失性情，以“倾酒歌呼穷日夜”为“暖足，销寒”。《儒林外史》看世界的视角是冷眼，透彻入骨地写了一群中国旧读书人。鲁迅评价是“秉持公心，指擿时弊”。
《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吴敬梓借乡野老汉成老爹的口，讲了一句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讲中国社会规律的，是民间视角。用上个世纪一百年的起伏，也可以应验。这期间均是河东与河西的规律在起伏。
好作品不在文辞，花拳绣腿或整容整出个好面相没用处，也没益处。中国作家要写出中国智慧，写出中国的世道人心，也要写出中国的变化趋势，以及显的或隐的规律。比如当下写农村和城市的，哪一位写出三十年之后中国农村和城市的走势，就叫有预见，就可以称为划时代的作家。
博览群书这样的思路
读书和吃饭一个道理，吃饭长身体，读书长脑力，长精神。有人说读书是雅事，我觉着是苦事，需要辛苦扎实去做的一件事。一说雅，就虚了，弄虚就会有假。
我们中国人有重视读书的传统，有一句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一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听着俗，但话粗理端。今天的话说得文明，叫“知识改变命运”。以前不仅老百姓重视读书，皇帝也重视，一个人把书读好了，科举考试中了状元，皇帝会把女儿许配给他。
中国人重视读书的这个传统，是古代政府用一项制度推动着形成的。在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推出一项国家公务员选拔制度，叫察举制，半推荐半考试模式，各地推荐“读书种子”到长安，经过一年的集中学习，之后考试。考五本书，儒家经典著作“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读通一经的，就拿到了做官的“上岗证”,“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文学”和“掌故”是两个职位，相当于文秘和地方志官员。读通“五经”的学霸，待遇很高，皇帝亲自手书嘉奖令。汉代设置“五经博士”，相当于今天的院士，学术地位很高。这个制度起到了推动全民读书的效果，到东汉时候，形成了一个读书人的社会阶层——士群体。隋唐之后，这项制度进一步完善为科举制，直到清末废止。从西汉到清末，这个以读书取士的制度沿用了两千余年。
博览群书这样的说法，是片面的。人这一辈子，像树一样，先要扎根，之后有节有序地慢慢往上生长。大人物如大树，都是深扎根的。中国的读书传统讲读通读透。“半部论语治天下”，吃透了《论语》，有半本就足够做成大事了。如果是学者做学问，更要警惕“博览”，东挪一点，西凑一点，法国搞个观点，古希腊选个看法，就成“学术地沟油”了，于己有损，于人有害。
儒家十三经我们今天视为典藏之书，书一被藏，束之高阁，就不好好读了。而在古代，是国家公务员“国考”用书。秀才、举人、进士，直至状元，这些“功名”，代表着对十三经的熟读程度。
科举考试，是我们中国的智慧创造，用今天的眼光看、至少有两个亮点。第一，科举考试的大门是开放的，底层的百姓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人生命运。让底层百姓有盼头，有希望的亮光、是这个制度最了不起的地方。普通人进入国家管理机构，废除宗亲制、贵族制，也应视为一种制度民主。第二，科举考试是智慧中国建设的一种探索和实践。从汉代开始，把儒家思想确立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个制度的实施，使官员们成为儒家学说的内行，熟读原典著作，考试再优异，才能拿到“上岗证”。用儒家思想治国，官员们首先应该懂儒学，做儒学的行家。科举制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不是用权力，而是用智慧管理国家。官员手中的权力，融入了中国传统智慧的内涵。
（《中国人的大局观》穆涛/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2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