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网友评为“最学术的主讲人”。
自2006年起，王立群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史记》，次年，《王立群读〈史记〉》（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50万册。王立群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是研究古典文献学的，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文献依据。”对于自己的学术功底，王立群颇为自信，因为所有讲解的人物，他都经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比如讲韩信，他会把期刊网上评价韩信的文章“一网打尽”，对学术界的研究现象了然于胸。他是一位认真的学者，做学问，上《百家讲坛》，无不如此。
王立群教授
王立群曾长期致力于中古文学及“《文选》学”研究，完成《〈文选〉成书研究》。论证精微，结论可靠，得到已故中古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的推许，认为“此说极为有见地”。已故学者王运熙先生也认为本书“显示了他功力之深厚，眼光之敏锐”。而王立群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更是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
同时，王立群随手记下十年中读史讲史的札记，写就《历史从未走远》（大象出版社），因为“书写的历史”已经固定下来了，“解读的历史”却在不断地变化，不断依照自己对人、人性、社会的认识，赋予历史以新的见解。
“品读宋词，就是品读我们自己的人生。在那些哀伤的体验中，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心底被唤醒；在那些欢愉的体验中，我们的笑靥展开了，枯燥的日子有了趣味，苍白的人生有了亮色；在那些豁达的体验中，我们的心灵舒展了，纠结的不再纠结，放不下的也看淡了，生活多了几分优雅，添了几分从容。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王立群《赏词如风》（大象出版社）的代序写得唯美动人。他说，宋词宛如一条河，裹挟着宋人的慷慨激昂、悲欢离合流到我们面前。我们用真心、真情走近他们，理解他们。我们喟叹着相似的境遇，抒发着相似的情感。他们经历过的，我们正在经历着；他们感怀过的，我们正在感怀着；他们遭遇过的，我们正在遭遇着。他们的人生，便是我们的人生……一千年后的我们，从宋词的字里行间，又看到了当时的世界。
诗词若此，历史又何尝不是呢？
2021年8月17日，《中华读书报》专访著名学者、河南大学博导王立群。
中华读书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您愿意分阶段谈谈吗？
王立群：之前一直在学校教书，61岁是节点，这一年上了《百家讲坛》，此后我继续发表论文，写专著，继续申请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只是时间安排上会紧张一点。
中华读书报：您的梦想是当一名土建工程师，高考时报的是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为什么会对“土木建筑”感兴趣？
王立群：报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专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的理科成绩一直不错，1965年我高中毕业时，外语、数、理、化等五门成绩是一百分，当时我所在的开封一中，管教学的教导主任动员我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原因，1965年对高考学生的家庭背景审查严格，报考绝密专业、机密专业的学生都要分批开会，我是校学生会主席，但是开会都轮不到我，我只能报既不绝密也不机密的一般专业。我想清华大学理工科最理想的专业就是土木建筑。
我是理工男，后来学文科，纯属偶然。我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第二志愿是西安交通大学，第三志愿是开封师范学院，最终的结果是都没被录取。“文革”时有人把开封教育局档案室砸了，找到当年的高考档案。我后来有机会看到档案，发现当年的高考成绩完全符合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经历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王立群：我的心态是这样：凡是不能改变的，接受就是了。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空分设备厂在开封东郊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技校，招初中毕业生，但要教高中课程；一所是子弟小学。面试时考高中的平面三角，我不等他们问，把高中平面三角按章、节的顺序，把涉及到的公式、原理背着通讲了一遍，讲了三个小时，两个老师有点吃惊，直接把我录取到技校当数学老师。但是后来没到开学，事情起变化了，当时主管技校的副厂长认为我没上过大学，高中生教高中课，再能讲也不行，让我到子弟小学去工作。
中华读书报：《史记》研究者众多，但是通过《百家讲坛》，您所讲解的《史记》传播更为广泛，也在某种程度上，使您成为“学术明星”。
王立群：我不喜欢“明星”这个词。我觉得只是知名度有所提高，我更喜欢的是讲我认知范围内的东西。后来参加央视的诗词大会，也还是在文学的范畴之内，离专业更近一些。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您这么重视文本解读？
王立群：我读研究生时期师从的老师叫王宽行。宽行老师的特点，就是文本解读的功力特别强，一首《木兰辞》《孔雀东南飞》能讲十几节课。文学课最重要的是讲文学的发展史，讲一个作家的创作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文本解读。
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无名气，关键是他写出来什么作品。没有优秀作品，作家就立不住脚。所以我讲两汉文学的时候，每学期给本科生拿出一个月讲司马迁的《史记》，讲《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代表篇章，通过作品了解《史记》，通过《史记》认定司马迁的文学地位。
中华读书报：您的文本解读有什么特点？能具体说说方法吗？
王立群：一是下工夫，二是要以研究为基础，三是透过文字看实质。同样讲《史记》，不是每个人能讲好、能让听众满意。我自己也写过《史记》研究的论文《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为中心》，发表在《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后来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6期）全文转载。《文学评论》发表时，有一页“编后记”，重点推荐了本期的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我的文章。我通过详细解读文本，指出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本是一桩历史丑闻。不仅《史记》《汉书》的本传含蓄地披露了这桩丑闻，后世学者也对司马相如的婚姻进行了长期的鞭挞。从元代戏剧开始，文学作品一刀砍掉了司马相如密谋卓文君的情节，将一桩历史丑闻成功地转化为一个文学经典。
这也引发了我对“历史”两个字的思考。文章最后我提出对“历史”二字的解读应分四个层次：一是真实的历史，即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相识及婚姻的真实情况，这些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二是记录的历史，即《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相识相伴，完整地写出来了。司马迁喜欢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列传》是《史记》中最长的一篇，而且开了先例，把司马相如大量作品收到传记中。但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文字，不动声色地揭露了司马相如骗婚的真相，给后人解读文本留下线索。《史记》司马相如的故事，到了话本小说以后，剪辑掉前面骗婚的情节，编成故事。司马相如的婚姻保留到现在，只是记录的、书写的历史，是对真实历史的选择性书写。三是传播的历史。进入话本小说，上了戏剧舞台，就更走味了。老百姓不会去读《司马相如列传》，他们看的是戏曲、电影中的司马相如，他们看的是传播的历史。四是接受的历史。老百姓心中的历史才叫接受的历史。
再比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开篇即云：“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视扁鹊与秦越人二者为一，这是司马迁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神医有两人：扁鹊和华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写了两个人物，最重要的人物是扁鹊，司马迁写了扁鹊给四个君王看病的故事。考察四个君王的生活时代，相差了五百年。我的结论是，扁鹊是古代神医的代称或图腾。
所有解读都是以研究为支撑，否则文本解读就是虚的，不靠谱。
中华读书报：关于《司马相如列传》的解读，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议。您怎么看待这些争议？
王立群：有争议很正常。我认为我对司马相如的解读很客观。在文学的催化下，今天的司马相如早就戴上“情圣”的桂冠，高坐在圣坛之上。他和卓文君的故事成为追求自由爱情的典范。成都人引以为豪的两大圣人就是“诗圣”杜甫和“情圣”司马相如，所以我的观点一出来，媒体反应强烈。不论学界的认识如何，在民间，这桩案子很难翻案。但人们了解的司马相如，是接受的历史，不是记录的历史。
中华读书报：您在少年时期就接触《史记》，是从什么时候起，觉得摸到了《史记》的“门道”？
王立群：我觉得历史决定文学。一个国家的历史决定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农耕文化发达。这样的历史决定我们的文学和农耕文明是密不可分的。我在学文学的时候，非常注重历史。
司马迁生活的那个时代，如果不是他本人有那样的经历，如果不是汉武帝的处罚、对他个人尊严的摧残，他不会有劫后余生的痛苦。司马迁写书时不由自主地把这种痛苦的感情融入进去。读书的人，如果没有经历很多事情，也不可能深切地体会《史记》，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二者的情感融合在一起，对作品的理解会更深刻。
中华读书报：《史记》记载的人物中，有您特别推崇的吗？
王立群：我读《史记》，很推崇的人物是项羽。所以我给学生讲课选《项羽本纪》。我在《百家讲坛》的第一个系列也是项羽。项羽是可以乘乌江亭长的小船逃走的，但想到跟随他的江东八千子弟兵无一生还，无颜见江东父老，最终他“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人”，拔剑自刎。
项羽是一个有羞耻感、有荣辱心的人。他和刘邦在荥阳对峙时有一段对话，大意是因为咱们两个人争天下，打打杀杀，导致天下老百姓受害。为了不连累老百姓，咱们来个决斗——这话刘邦讲不出来。项羽不愿意为了成就自己的帝王之梦，让天下百姓流血牺牲。所以我在《史记》中欣赏佩服的就是项羽，他是有血性的。乌江自刎也是血性的体现。
以“乌江”“乌江亭”为题的古典诗歌有几百首，但是，最能够看懂项羽的是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
中华读书报：李清照是司马迁的知音，您也是他的知音。
王立群：我不过是机缘巧合在《百家讲坛》讲司马迁的《史记》，还有很多研究司马迁的学者没有机会讲。对《史记》的研究，也并不是我的学术研究中最满意的。
中华读书报：那您在学术研究中最满意的是什么？
王立群：对中国古代山水游记——山水散文起源的研究。我读研期间读了一些类书在“江”类中，发现有大量描写长江，特别是描写三峡景观的作品，作者是南北朝的地方志作家，而不是文学史上说的郦道元。郦道元是北朝人，一生没去过三峡。后来我写了论文《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说明中国古代山水散文的起源是南朝地方志的作者，他们创造了古代最优秀的山水散文。地方志中优秀的山水散文通过郦道元《水经注》、通过类书，影响了后来的作家，包括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小石潭记》。《小石潭记》的几处名句，都来自南朝地方志中的山水散文。
中华读书报：这篇论文引起很大反响，也体现了您作为学者的敏锐和勇气。
王立群：这篇论文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把山水散文的起源定在南朝早期地方志的作家的身上，南朝地方志的作家率先写出来了传诵千古、精美绝伦的山水散文，影响了郦道元的《水经注》，然后这些文章被收在类书中间，通过类书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影响了后代大量写山水游记的作家。
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在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专门提到了我的《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而且加了注释。我曾说过自嘲的话：我写了一辈子论文，都比不过第一篇论文。相信我的观点未来会被更多文学史的编者接受。
中华读书报：听说您和“喜马拉雅FM”也有合作？多媒体时代，这些多元的传播手段对于学者有怎样的影响？作为公众人物，您平时和网友交流的平台有哪些？
王立群：对！和喜马拉雅有过一次讲宋代诗词的合作。我个人主要是发一些微博，最近发得少了；在抖音、快手上发视频多一点。抖音的点击差不多一百七十万，快手的点击近一百万，微博粉丝有一百一十万。当年在小学阶段听《百家讲坛》的听众，十五年过去，都大学毕业了，新的一代成长起来后，很多人没有听过《百家讲坛》，我剪个两三分钟重新播一下，有几百万的点击率，算起来，也有很多人听。
我没有团队，都是自己操作。有一些东西想表达一下，就在自己能掌握的平台上说一说，或者把过去讲的东西剪辑放在平台上，是一种延伸也是一种扩大。
中华读书报：您在多媒体上花的时间多吗？对目前的状态满意吗？
王立群：不多。可能一次剪几集，有时间发一集，或者隔几天发一集。除了晨练不可少，偶尔玩玩哑铃，其他时间就是读书和写作。我觉得目前的生活节奏很好，时间可以自己掌控，一般不接受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