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旬，作为18岁的高中生，我被父母送到了遥远的中原大地河南省西华县，开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人生。我与父母、祖母，还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洒泪而别，没想到，我这一去就是19年，等到真正意义上返回北京，已进入不惑之年的1981年了。我在河南各地转战南北，上大学、参加工作，又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岁月，仅在黄泛区农场当知青劳动就整整10个春秋。
1962年的春节，对于我来说记忆非常深刻，这是我远离亲人在河南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在农村，人们很重视过年，农场的人们早早就开始杀猪宰羊，蒸馒头、炸油馍。家在郑州、洛阳、开封、许昌等本地的知青，提前买好了农场和园艺场自制的酒和蜂蜜，酒是几毛钱一瓶的没有包装的果酒、米酒，蜂蜜是用瓶去灌的廉价的蜂蜜，还有园子里种的苹果，两毛一斤的就是上等苹果了。伙伴们归心似箭，他们欢天喜地地提着大包小包，坐上拖拉机、卡车、长途汽车，先到漯河火车站，再买硬席，在火车冒着的白烟中，伴随着车轮哐当哐当的声音回家探亲去了。
艰苦的生活环境和超强的体力劳动，使我更加想念北京的一切。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我坐在垫着报纸的砖头小凳上，挥动着自来水笔在苹果箱子上，给父母写信想回京探亲。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将信寄出后，我开始焦急地盼望鸿雁传佳音。同时，我也一直忐忑不安，因为父亲常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指示。当时父亲万里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第一副市长。几天后，当我正冒着严寒在田里撒羊粪时，邮递员老黄的永久牌自行车车铃清脆地响起来，我慌忙奔向自行车，把脏兮兮的手在衣服上蹭了蹭，接过老黄递给我的信。没错！信封上正是父亲很有功底的熟悉的毛笔字，信封上印有“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红色大字。我迫不及待地把信拆开。父亲写道：
“伯翱：收到你的来信，看到你在农场努力劳动锻炼，又有进步，很好！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虽然我们都很想念你，都想看到你，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今年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因为你劳动锻炼不过半年，思想不稳定，又回北京不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过春节，同为了祖国建设在工厂、矿上、交通等岗位上坚持工作的工人同志们，同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祖国坚守在边疆荒岛上的伟大战士一样过春节，这绝不是什么遗憾，而是你的一种自豪！你不是这样认为吗？……”
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十分听从父母的教导。在透风进雪的草屋中，孤灯长影下，我望着集体宿舍里我们和木匠一起做的简陋的小木床上，越来越多卷起的铺盖，光光的苇席上闪着寒光，昔日知青的欢声笑语和打闹声消散了。举目无亲的强烈的孤独感向我袭来，吹灭煤油灯后，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在农场我就这样度过了来到河南的第一个春节。
农场里留有为数不多的知青，还有一些全家住在农场的队长和老职工。大年初一，我们在总支书记的带领下去访问军烈属，帮他们扫院子、挑水、喂猪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闹饥荒时允许农工家属开垦荒地、养猪饲鸡放羊。我还参加了农场总部工会举行的全场农工乒乓球比赛，作为下放的二级运动员，凭借雄厚的实力，我毫不费力地拿下了单打和团体冠军，获得了工会自制的奖状。
春节过后，知青伙伴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从各地返回，都请我吃带回来的花花绿绿包装的糖果，还有少数珍贵的上海大白兔奶糖，以及香烟，他们都惊讶地问我：“你这个北京人，真的没有回家过年吗？”
不久，《中国青年报》（1963年9月24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我在父亲的鼓励下下乡锻炼的经历，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贺龙元帅、彭真市长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好评，使我成为上山下乡知青的先进典型。那时我不知道何时能离开农场，返回想念的北京。
如今我已步入耄耋之年，身子骨还算结实，精神还算矍铄，真的要感谢那段下放锻炼的知青生涯。每当回忆起这封家书，我总是思绪万千，曾有朋友称我是“朝里有人做官难”“朝里有人回城难”的万老大。尽管如此，对于那段艰苦的岁月，我倍感珍惜，更感激父亲对我的谆谆教导和一片苦心，让我在风雨中锻炼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具有丰富生活阅历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