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李一冰（1912—1991）《苏东坡新传》，夜不能寐，连宵达旦，为之痴迷，为之嗟叹，屡屡心旌摇曳，遥想东坡先生的魅力，千载月华，如何照亮后来人们的生命。
写苏东坡者众，真解人有几个？沉默如李一冰，若无《苏东坡新传》，有谁识得他？冥冥之间，人与人的牵系真的奇妙，一本好的传记和传主之间会形成怎样的关联？
《苏东坡新传》甚好，且不说正文，极少有序跋，动人如斯。学者张辉诚偶遇此书，感动万分，多方寻找作者，后经友人搭桥与李一冰之子李雍鱼雁往来，得悉身世与撰书的缘由。彼时，李一冰为友中伤、身陷囹圄，遍读东坡，落笔成章，积年累月整理修改，一腔心血付诸其中。李雍借清刘鹗《老残游记》说道：“天下至性至情的文章都是一种哭泣：《离骚》是屈大夫的哭泣，《史记》则太史公之哭泣，《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哭泣。如是，《苏传》便是父亲的哭泣。或许这是命运的定数，天降大任的道路必须如此酷烈。”
这部传记遵从线性书写惯例，但据李雍说，真正的起笔从黄州始，方才补缀前后。贬官黄州，是苏轼遭遇的第一次大挫折。苏轼作《卜算子》云：“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人常赞词意高洁，李一冰却说此乃“忧患之词”，如惊弓之鸟的惶惑和孤独。有谁忽被羁押能不感忧虑呢？他领会他的心境，他是他栖息的寒枝。李一冰随后又道：“人须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这是他对苏轼品格的颂扬，这也是他要坚持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自由。
黄州生活是艰难的，因俸禄微薄，连饱腹也成问题。垦荒造房，不止是为了温饱无虞，更是为了“力耕不受众目怜”。人生不幸，能消解而得幸者，那一定是智者。被贬黄州，事功之途堵塞，苏东坡就另外开路，把心灵寄托转移到大自然，“东坡”“雪堂”成了黄州诗文常见的题材与词语，《东坡八首》记录农人劳动，追溯陶渊明的隐逸情致而又自成豁达境界，一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更是彪炳千古，浩气爽朗。
苏东坡珍惜身边的亲人，珍爱日常生活的美好。他爱护妻儿，兄弟和睦，待朋友以真诚，心有慈悲，视万物生灵为友朋。他从不怨天尤人，恪尽职守，贴近民间，懂得汲取经验，为百姓引水固堤，排忧解难。苏东坡既秉承了忠厚刚正的家族风范的熏陶，又接受了先秦儒家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的思想传统，更在长期贬谪的遭际里，真切地体验了人世冷暖与生活甘苦，不论穷达，始终心系国事民生，处处无家又随处为家，深于情而不耽于情。在苏东坡这里，“小我”与“大我”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苏东坡的思想，以儒学的根柢，而杂以佛、老，故冲和简澹，襟怀高旷，既不像司马光、王安石之偏执，也没有道学家如程颐等人的拘束，不管身处何地，都能调整身心，呈现宽博大度的气象，为人天真坦率、放言无忌，文名声望俱隆，所以深为小人惮，而屡遭迫害。乌台诗案，几被置于死地，此后屡起屡跌，皆因小人嫉恨的缘故。大半人生抛掷路途，携家带口奔忙宦海，晚年时贬谪儋州，地在海外，素极荒莽，疾病无医药，居处无房屋，而东坡处之泰然，从不做迁臣穷戚之态。作为新旧党争的牺牲品，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他何尝不清楚，可是，他一再搁置归返田园的梦想，入世又超世，执着于现实人生，又超然物外。这种超越传统的人生选择和人格范式，所传递的生命光泽，穿透历史的层层黑幕。
这部大传70余万字，写得极细致，紧扣诗文与经历，交错分析。它不是文论，没有学究气，也绝非那种隔阂的局外人的淡漠观察，李一冰把自己的见识和情感都放了进去，那是一颗心灵对另一颗心灵的回应。在那些逼仄的日日夜夜里，是苏东坡的诗文拓宽了他的世界，引领他突围，安顿身心，解放桎梏，叩问命运的无常，构建自身的存在。
这真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