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点击
名家散文名家小说名家诗歌签约作家作家档案文坛资讯
散文天地
生活美文往事回忆亲情友情博文选登东方散文西部散文
生活随笔
情感驿站生活空间人在旅途灯下漫笔报告文学百家悦读心灵鸡汤征文选登文学赛事
诗歌星空
现代诗歌古韵新声爱情诗歌伤感诗歌诗歌赏析谈诗论道散文诗页原创歌词
小说方阵
国外小说现代小说都市言情微型小说故事新编讽刺小说
文学评论
小说评论散文评论诗歌评论新书快递文化时评作家访谈
文艺荟萃
网络文学文化遗产作家信札书画世界美术周刊人文关注文娱生活文史博览
校园文学
小学作文初中作文高中作文中考作文蒲公英文学大学作文

王威廉:瘟疫、文学与话语变革

发表时间:2020-03-31  热度:

 

文学是以悲悯与共情重建疾病与道德的关系。疫情和社会的关系自然是很复杂的,并非每一种关于疫情的社会话语都有道德隐喻,也并非每一种从疫情中诞生的道德隐喻仅仅是针对疫情本身。

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的时期,以文学为精神资源的人一定会联想起文学史上关于瘟疫的作品。《鼠疫》直接地展现了一段疫情的始末,书中不止一次提到中国,甚至提到了广州,让人五味杂陈。没有经历过瘟疫的人无法真正读懂《鼠疫》。《鼠疫》有着极强的隐喻性,但它的现实层面也建构得非常牢靠。从发现案例,到确认,再到上报、怀疑、争执,直至封城,堪比严谨的防疫行动指南。我在SARS期间读过《鼠疫》,此番二次读,感觉完全不同,经历人生中第二次瘟疫时,再也无法像当初那样认为瘟疫是“非典型”的偶然状况。

加缪认为对抗鼠疫需要的不是英雄主义,而是诚实。所谓诚实,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个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这种类似流行“鸡汤”的结论,直到他在社会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会明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意味着付出多大的努力和代价。加缪以叙述人的冷峻口吻指出,他也不喜欢对英雄主义的过度宣传,那会让我们误以为周围是无边的恶。我尤其认可他对道德的评判:最坏的道德是愚昧无知,正是这种愚昧无知造就了主观的恶或是无意的恶。不懂得病毒的可怕而错判时机,不懂得病毒的强传染性,让没有保护措施的医护人员近距离施救,导致医护人员也被感染,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愚昧并非属于某个人,愚昧是人类共同的弱点。从一种文化到一个人,每克服一点愚昧,就得到多一点的道德。我们的反思能否抵达加缪在《鼠疫》中早已给出的结论?《鼠疫》也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文学中的冷静与沉思。文学的传统与抒情相关,但现代以来,冷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叙事中。当这种冷峻与现实的透彻理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构成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启示录。

如果追溯《鼠疫》的文学史渊源,英国作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是必要提及的。加缪在《鼠疫》的开篇,就引用了笛福的话:“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这明确表达了《鼠疫》的初衷便是用虚构更有力地表现真实。而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则是有着历史事实依托的小说,描述了1665年大瘟疫袭击下的伦敦,小说可能是基于笛福的叔叔当时所留下的记录。笛福为了还原疫情的真实状态,事无巨细地描述具体的社区、街道,甚至是哪几间房屋发生了瘟疫。甚至有伤亡的数字表,并讨论各种不同记载、轶事的可信度。写到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过四十天,伦敦就要灭亡了。”还有人赤身裸体在街上跑来跑去,彻夜奔走和号叫:“噢,无上而威严的上帝呀!”这种瘟疫叙事开启的是一种作家对于社会整体性的观察与沉思。有人把笛福称为现代小说家的第一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另外一部广为传颂的作品《鲁滨逊漂流记》,可以跟《瘟疫年纪事》对照起来读,它们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两种趣味。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因为密切的联系,使得某种病毒(观念)四处蔓延传染,让染病的他人成为自己的地狱;另一方面,人们却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处境中,成为像孤岛一样的存在。这两方面并不矛盾,正是现代性的集中体现。

马尔克斯也是深受笛福影响的一位作家,他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直接以疾病隐喻了某种人类的非理性情感。小说的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身上体现了爱情的复杂性,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和霍乱一样令人患病和死亡。有些人如热症一般很快就好了,而有些人却终身不能痊愈。还有作家库切,他以女性主义的视角重新转述了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库切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他和他的人》中,一直在谈笛福和瘟疫,比如船工罗伯特如何将盛放食品的袋子留在河边,让他患瘟病的老婆、孩子自己来取;吹笛人喝醉了酒睡在人家门口,如何被人用运尸车拉去差点儿活埋等等。在库切看来,瘟疫是生活本身的故事,是整个人生的故事,我们应该对死亡的来临早作准备,否则随时随地会被它击中倒地死去。库切写道:“在瘟疫的日子里,有一些人出于恐惧,把一切都丢开了:他们的家、妻子和孩子,顾自飞快地逃离伦敦。一旦瘟疫过去,他们的行为就会为人所不齿,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们都是懦夫。但是,我们忘记了面对瘟疫时需要唤起的是什么样的勇气。这不仅仅是战士的勇气,也不是抓起枪打死敌人的勇气,而是挑战骑着白马的死神的勇气。”这段话仿佛就是为我们今天而说的。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则加大了虚构的力度,“失明”也就是“盲目”居然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传染病,那么它的寓言特质得到了彻底地建构。不过身处疫情时期,我发现对于有着强烈现实层面的小说有更多的共鸣。这也许是一种提示,所有的隐喻、象征和寓言,最好都能找到现实土壤中的根系,如此更能持久地在历史的暗河中将那种根系的基因繁衍下去。

中国文学中像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加缪的《鼠疫》那样直接书写瘟疫的小说,我印象较深的作品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对瘟疫的描写,尽管只有一部分篇幅,但给我的印象很强烈。田小娥之死引发了瘟疫,瘟疫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可怕的死亡方式,而且也是一种诡异的报复方式。

除了以疾病命名的作品,在我看来,至少一半以上的文学作品都和疾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疾病,便没有文学。《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咳血决定了林黛玉的性格和悲剧,《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头痛症与他多疑多思的性格也是一体的。疾病对文学来说是隐喻与象征,文学不可能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正如没有将疾病作为疾病本身而接纳的人生。疾病会在任何层面上改变人生,正如疾病在文学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阐释和转变的功能。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并非是要解构疾病在文学中的功能,恰恰是以文学的方式针对现实层面中疾病在道德方面的过度阐释,以及相应的歧视与压抑。换句话说,将疾病的道德色彩通通剥离,那是生物学而非文学,文学是以悲悯与共情重建疾病与道德的关系。

也正因为此,疫情和社会的关系自然是很复杂的,并非每一种关于疫情的社会话语都有道德隐喻,也并非每一种从疫情中诞生的道德隐喻仅仅是针对疫情本身。关于疫情的话语观念是文学应当格外关注的。

出于对病毒的恐惧,人们需要将它化为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对象,让其成为自己群体之外的另一群人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客观上,还是在话语层面,传染病的特征都要求着某种群体的关联性。与其说这是一种策划好的阴谋论,不如说这是出于恐惧的人性本能反应。传染病的攻击途径完全是借助于人性中的温情行为,比如交谈、聚会、抚摸、亲昵,因而防治病毒的方式是与人性的特质完全相反的。在病毒的阴影下,除了生物学方面的探索研究,未来的人类社会将加速向虚拟世界发展和转移。人们的身体愈加远离彼此,但人们的情感与思想会离得更近,更近并非意味着亲密,甚至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彼此裹挟的困境。

这次的疫情也廓清了个体与社会的思想图景:如何建构自我的主体,如何处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恰恰对应于它们的反作用力——个体性的疾病与群体性的瘟疫。疾病及作为其结局的死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不同的疾病类型,让我们意识到了生命的不同方面。传染病,让我们直接面对人的社会属性;外伤,让我们直观看到身体受到伤害后的残酷性;癌症,显示生命系统本身所出现的障碍,是一种生命系统的限度性结局。没有任何东西像疾病这样能使人完全深入地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认清生活的真实境遇。因为疾病,我们自以为完全属于自己的可以灵活移动的身体,终于跟社会价值观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我们真切地意识到,身体的自由原来是如此有限而脆弱。我们应该如何表述疾病?如果我们想让疾病脱下隐喻的笨重掩护,恐怕我们需要的是一场话语的变革。

瘟疫是病毒与人体细胞、组织的一场战役。但如果仅限于这个说法,显然太空洞,我们需要了解其中的细节。比如,冠状病毒原本是寄居在蝙蝠身上,经过变异后用它的冠状触手与人类细胞ACE2蛋白触手发生关联,从而钻进了细胞内部,把它的RNA放置到了细胞核里,从而攻陷了细胞,复制和生产出了更多的病毒。大量病毒从死亡的细胞中冲出来,开始攻击更多的细胞,免疫系统被遽然激活,人体面临着炎症因子风暴……我们在描述与生命相伴随的疾病的时候,就这样有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这既不是纯科学的,也不再纯然是人文比喻似的主观描述,它是基于目前生物学所呈现出的一种“模糊近似”的形象化现实。这种科学与人文杂糅的话语方式,或许会成为未来文化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而抒情,尤其是模式化的传统抒情,将在这套话语当中失去位置,变得苍白无力。瘟疫不再是一种恐怖神话,而是一种理性可以理解的事物,尽管这种事物依然给我们输送着恐惧。

一方面是科学话语在文化表述中的分量会加大,可另外一方面,我们所谓的“高科技”也愈加显现出它的局限性。我们在人工智能、5G、自动驾驶等等科技背景下,感受到的人类科技已经创造了魔法般的奇迹。但一场瘟疫,与几百上千年前的瘟疫一样,轻易就给“科技社会”以致命一击。这让我想到爱因斯坦说的一句名言:“在生物面前,我们的科学技术就像原始人一样。”

我们如何理解人类的生命,依然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从文艺复兴开始,人变成了衡量万物的尺度,到了今天,在某些极端环保生态人士眼中,人类与动物的存在又到了同样的尺度上。人的限度在哪里?人的本质何在?这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迫切的核心问题。在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中,人作为观察者本身会影响数据的测量,也就是人跟世界之间是不可划分成毫无关系的主观和客观。我们在文化层面也是同样的,我们得理解,我们自身作为观察者与实践者的双重角色和身份,我们永远不能过于确信自己的判断,我们又必须具备专业实践的能力,而这正是人类的困境与希望所在。

美文.分享

人喜欢

上一篇下一篇
猜你喜欢
点击加载更多内容  ↓
[!--temp.t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