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进程中，事物总是在新陈代谢中走过。什么样的时代，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事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家乡湘北地区的农村，搞大集体的劳动中，就出现过一种“调工”的现象。
那时期，我还年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人民公社和大队，从生产队里抽调人手去做中心工作或做其它的事情，都会找生产队长要人。而生产队长从队里调了人去干活，每人每天做的事就称之为“调工”。每年到了生产队里办年终分配的时候，队里的会计就会根据生产队长给调工人员开具“调工”的多少，拨动着算盘珠子，按工分给他们分配粮食和物质。
在当年农村的春插、双抢和秋冬修水利的劳动之中，人民公社和大队从生产队里抽人员，与公社和大队干部一起搞财贸上交或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并与干部一起吃饭喝酒，就是拆屋拆得得罪了乡民们，大家也会认为做“调工”是一种轻松、舒服的“美差”事！
于是乎，每到一年中的春插、双抢和秋冬修水利的时节，生产队里的一些社员，就只想躲避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找生产队长要一种“调工”去做。那年月，生产队长也算得上是一种有一定权力的人物，有社员要想经常去吃“松活饭”，找“调工”的事去做，便会给队长进贡一点小东小西，意思意思。如过年了，给队长送一副猪肠猪肚、一条“红桔”牌香烟和几斤“打白酒”什么的，那上面要人去做的“调工”的话，基本上非他们莫属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那种年代，生产队长并不是要收一点什么东西，才肯放要想做“调工”的社员出去，因为要找队长出去做“调工”的，都是几个在队里拣轻怕重、出工不出力和吃舒服饭的人，队长就是不收他们的东西，也巴不得放他们出去做“调工”。
那时节，社员们都是在队里出集体工，那些在队里插田、扮禾、扯秧、送粮和秋冬修水利之中，能够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人，队长一般是不会收他们的东西，放他们出去做“调工”的哩。
在当时的那种岁月里，当干部的思想还是红的，挺先进的，队长那时节盛情难却，收了外出做“调工”人的一些东西，事后还是讲究策略，付给了这些人的钱。
可以说，在那种搞大集体的年代，生产队长大都是一心为集体，一心为社员利益的。我至今还记得，那时节队里有一位脚患残疾的社员，家里吃茶饭的人多，出门挣工分的人少，自己脚又不方便，干不了劳动强度大的农活，生产队长便找大队支书，帮他在大队的小学里要了一份当炊事员的差事，每天都开出一张“调工”条子，让他去大队的学校里，给老师做饭，为家里抢得“调工”工分！
在生产队里，我的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那年，我父亲胃疼开了刀，身体愈合以后，只能在家做点轻微的事。生产队长看到我父亲的情况后，得知大队的学校里要请一个临时的珠算老师去教几个星期的课，于是，便推荐我父亲去代了几个星期的课，为我们家里抢回了一些“调工”。
往事随风，岁月难忘。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虽然那种做“调工”的现象，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以后，不复存在了，但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同时，也启示我，历史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