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的春节期间，我去探望已九十三岁，但身体健朗，每天还坚持练书法的语文老师路锡坤，闲聊时问他，路老师，你常对我说，你是在抗战中读完高中的，那是在敌战区啊，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目明，但已不太耳聪的他，一下听懂了我的意思，他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吱地喝口热气腾腾的香茗后抬头稍微想了想，然后口齿非常清楚地对我说，马山埠紧临白云溪北岸，历代书香墨客旧居云集，如清代庄氏状元及第，吕宫专祠，三元阁，同盟会早期会员何海樵等人的故居就座落于此，为此一直被埠人视为“古祥之地”，过去市内居民若遇婚事，都会前呼后拥地来到这条小巷兜上一圈，借此沾点“文曲昌盛之气”，久之，这条小巷便谓“成全巷”了。
1940年，住在马山埠庄氏状元及第老屋里的我才12岁，因在“武进县立局前街小学”上三年级，所以每天都要穿过成全巷好几次，但情绪总觉压仰或愤懑。
亲不亲家乡人，甜不甜家乡水，1928年我出生于苏南宜兴，抗战前，全家都住回宜兴官林农村老家。虽然家境不太宽裕，但略通文墨的父亲，一心要让九个子女中的长子的我熟读圣贤书，盼望我能早日登榜，光宗耀祖。宜兴官林自古便是官宦聚居之地，秦汉时期此地就设官亭，宋时被正式称谓“官林”一直沿袭至今。
老家文风蔚然，名人荟萃，宋、明、清三代，官林走出了22位进士，"三代皆翰林，一门六司徒"，这佳话在史上一直广为流传。
所以父亲对大儿子的我，抱有极高的期望值，平常生活再艰苦，他也要从牙缝中挤出点钱供我去读书。可上学没到半年，抗战就爆发了，老家很快沦陷。日本鬼子占领了城镇，还扶植汪伪政权对老百姓强取豪夺，专刮民脂民膏。但农村很快出现了抗日武装，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有国民党的武装部队，国共合作一起打击日本鬼子。
盘踞在城镇里的日伪军，在少数人的情况下不敢轻易下乡骚扰。但消灭抗日武装力量的行动却不断；日本鬼子经常纠集汪伪部队来乡下进行“扫荡”。这些强盗一到农村，不是烧杀奸淫就是强抢掳掠，真乃无恶不作，弄得百姓只能东躲西藏疲于奔命，整日居无定所惶惶不安。如此动荡的生存环境，学子焉能安心读书？所以我在乡下这书读得断断续续，让父亲坐立不安。
读读读，书中……几千年传统理念让他不忘，经过一位远房亲戚帮助，1940年冬，全家又举迁来到常州城里，住进马山埠庄氏状元及第的两间老屋。父亲到一家商行当帐房先生赚钱供我读书，维持全家人生活，母亲在家操持家务。
“武进县立局前街小学”的前身，是明朝隆庆六年（1572年）由常州知府施观民创建的龙城书院，为当时常州城区规模最大、最为著名的书院。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龙城书院改名为“武阳公立两等小学堂”。不久学校制定了常州历史上第一首校歌，1913年，学校确立了“勤、勇、朴、诚”之校训。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学校规模扩大，成为当时武进县立小学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当年11月，日军飞机常偷袭常州城内的机关、学校，所以城里的所有学校都被迫停课。
12月，常州沦陷，局前街小学被日军占领。令人切齿的行径，是这些日本强盗除了将校内的所有图书、仪器洗劫一空外，更可鄙的是把该校的教室用砖头隔成间间小包厢，建成臭名昭著的“慰安所”｛随军妓院｝，期间有多少无辜妇女遭到这些畜牲的蹂躏，无法统计。
龙城书院，本埠文化教育圣地，如今竟遭畜牲如此亵渎！日本人就是一群畜牲！虽然幸存者活在强盗的屠刀下，但仍然怒骂不止。
迫于社会上的各种压力，侵略者为了实现所谓的“怀柔改策”，1939年8月终将“慰安所”迁走，校方才恢复教学，但仅能开7个班。1940年初秋，我进了该校读三年级。
每天下午放学后，总要先经过还是土路的局前街。因在乡下耳熏目染过日本强盗种种暴行，仇恨种子在我心中早就埋下，从此每看见有日本孩子经过，我就与小伙伴商量如何惩治他们。
这些日本小孩虽不在同一学校学习，但从服装上就能分清他们，譬如冬天再冷，男孩仍然只穿一条吊带短裤，上面穿了件毛线衣。
这些小东洋鬼子咋如此耐寒？令人大惑不解。我等中国小学生，冬天穿条不厚的中式棉裤，上身穿件对襟布纽扣的中式棉祆。
从此在小伙伴棉祆上的两只口袋里，经常塞的满满，这就是我与大伙商量的结果，整亇城市被强盗的炮弹炸得残垣废檐，碎砖瓦随地可捡，趁这些小日本不备，我们就朝他们背后扔去，让他们也尝尝咱们的枪林弹雨，反正扔完就跑！听到早已看好逃跑路径的我这说，伙伴们点点头并开始行动，全是才十一、二岁的孩子，此时也只能用这种办法发泄对侵略者的不满。
这天下午，刚放学的我与十几位男生一起走出校门，一抬头看见几个日本孩子由街上经过朝东走去——局前街的最东头有条玉梅河｛也叫北邗沟｝，上面有座叫斜桥又叫玉梅桥的桥，1938年，该河大部填没建成玉梅路｛就是现在的和平路北段｝，所以此处就变成一团孤立的水塘，周围还有芦苇荡。日本孩子住在省常中斜对面的房子里。一直尾随在其后的我等，发现那些小日本要拐弯了，大家就“一二三”一声，把早握在手中的砖头瓦片全朝他们掷去。
猝不及防的这些小日本，被突如其来的砖瓦雨砸的哇哇直叫，一位日本男孩嘴里一边叽里呱啦乱骂，一边回头捡起碎砖头追了过来。
撤！我们立刻往嘉乐弄内跑，这样就免得被大鬼子发现吃眼前亏！
我立刻带领大家钻进连通唐家湾的小弄里，一眨眼功夫，那些小日本就看不到我们的踪影了。
疯狂的日本鬼子一边残酷镇压反日群众，一边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拼命鼓吹他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一天，汪伪政府宣传部门对局小施压，要校方选四男四女小学生到设在大庙弄里的汪伪电台，直播演唱粉饰太平的亲日歌曲。不知何因，上四年级的我也被校方选中：“明明是在到处杀人放火，还要我们去为强盗歌功颂德！”我心中极不愿意，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嘴巴表面上在动，其实心里在骂嘛！事实大家全是这么做的。
1942年，我小学毕业，考进设在青果巷头上的汪伪“武进县立中学”｛原址即如今的田家炳初级中学｝。但只读了初一的上半学期，我就离开了这里；日本人强迫中学生只能学日语，其他外语不准学。
日语的适用性太窄，没英语的用途宽广，学了没用。颇有眼光的父亲对我说，老家官林办的中学可学英语，我看你还是回去读这学校吧，不过你要吃苦了。说完这话，父亲很心疼地看看我。我心中明白，父亲只能留在城里做事，他不仅要养活一大家人，还要供自己读书。听说这学校的地址设在国统区范围，我便毅然答应一个人去老家读寄宿学校。事实证明，我的选择非常正确。
虽然在后来的几年内，我的中学生涯极其艰苦；先在国统区的官林中学，宏宜中学，后来到设在南宜庄的第三临时中学读书。每天的学习很紧张不说，生活的艰苦更是不可想像：每日三餐，除了有点蔬菜和豆瓣酱，咬咬毛笋外，根本见不到半点油荤。
晚上坐在用两只竹马搭好的木板床上，六个人靠一根火芯的油灯盏，挤在一张小桌上周围做作业，破旧的宿舍里冬天冷夏天热。
衣服脏了，我们就请乡下农妇来洗，四十多个男女学生，白天全挤在一间光线昏暗的农舍里上课，平常还要时刻防备日伪军下乡骚扰。学子们大都来自平民家庭，心中只有认真读书，真正掌握知识，才能最终改变个人与家庭命运的信念，惟有这样才能真正拯救多灾多难的民族，因为信念非常坚定，所以大家始终抱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古训。值得庆幸的事是，这座从苏州城内流亡到南宜庄村的名校，师资力量很强，教师们个个满腹经纶，饱读诗书，为了坚持抗战，他们宁可放弃城市生活条件，来到国统区艰苦的农村坚持教学，为国家培育有用人才，所开学科也很多很广。
譬如当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史绍熙先生，当年就在这座中学的高中部教数学。以至许多学生宁愿放弃设在县城，教学条件比较优越，但是由汪伪政府办的中学来此求学，直至那个学校无法再办下去。
而我校却一直坚持办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回了苏州。巧的是，我初中毕业后又考进这座中学的高中部，即现在的省苏中，此时抗战已经胜利。1952年，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求学期间，我专门受教于当代著名学者，著名书法家，原江苏省省立图书馆长蒋吟桥教授。195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常州工作，先后在常州实验初中｛原七初中，我的母校｝，溧阳农村中学、田家炳实验中学任教，直至60岁退休。
哎呀，路老师啊，你们这代人不仅真才实学，且个个肩负爱国情怀，有幸当回您的学生，我这辈子感到很自豪啊。
听我如此感慨，路老师立刻很幽默地对我说，能得到你这有作为的高材生认可，此生我足矣！说完开怀大笑。
我知道，在退休后的这几十年来，路老师夫妻一直住在青果巷内汪家三锡堂老宅里，但他俩对书画的钻研从未间断，如今虽全九十多岁，但精神矍铄，书画作品的创作源源不断，在修缮一新的常州青果巷，其墨宝在众商家的店堂里，真可谓精品遐迩。
若留在日本人控制下的那个中学读书，你不仅学不到英语，按你的个性，彼此发生的故事就不很平凡了。我一听，立刻问擅画牡丹的路老师夫人汪老师，此话怎说？这位青果巷名门之后的汪榴珍回忆说，譬如那个教日语的日本人叫小野，此人个子粗矮。对中国学生态度极其野蛮，他要求学生见到他都须行九十度鞠躬礼，稍有不满，他就会对学生任意拳打脚踢，按照路锡坤的个性，绝对不会对此人卖账的。比路老师小一岁，1943年也考进“武进县立中学”读初中的妻子的话一点不错，事实是在这“武进县立中学”的众校友中有为抗日牺牲的同学，也有后来被人民政府镇压掉的汉奸败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