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倩如/摄
“学院派埋首故纸堆，创作者面对的是生活。”梁晓声说。他穿一件红底黑格衬衫，端坐镜头前，目光如炬，谈吐掷地有声。
在他的寓所里，只有清清爽爽的一个书橱，里面是一些辞书、工具书供作家随时取用。书橱右边的案牍上安置笔墨纸砚，墙上钉一张枯笔涂抹的山水小景。左侧一件古雅的花鸟围屏，区隔出一方素净空间供思维驰骋。
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他出生于哈尔滨市，初中毕业后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北大荒挥霍了7年青春。因文才卓著，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他因创作的一系列知青题材的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等蜚声文坛，迄今为止，已累积著述上千万字。今年8月，他以长篇小说《人世间》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对他这一代人而言，长期蜗居于十几平米的居所，私人空间尚不易得，“书房”一词尤其显得奢侈。因此，他反复强调书籍首要用于阅读，而非放在书架上“装点门面”。
很自然地，梁晓声谈起他的个人阅读史。童年时酷爱小人书，少年时代遍览中外人文社科经典，北大荒的知青岁月精神食粮匮乏，连一份《兵团战士报》、一本《《俄共(布)苏维埃政治文件汇编》也捧读得津津有味。读大学时，复旦大学图书馆庋藏浩瀚，却没有林语堂、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作品。以至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还以为“林语堂”是位古人。
他是阅读的受益者。那些撼动心魂的故事，一直清晰地镌刻在脑海中，猎人海力布、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剖出心脏为族人指路的丹柯……时隔多年依然以高贵的人性光芒将他抚慰。梁晓声感慨，小说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格影响力。“它既然影响过我，我也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影响别人。”
访谈
南都：您家十分特别。我们此前想象作家的书房里的书都是积箧盈筐的，没想到您的书房就是这样一个书橱。
梁晓声：我是一个没有书房的人。从来就没有过所谓的书房。在我们小时候，普遍的城市居民的家居面积都非常小，一般家居在30平米就算很大了。
书房这个说法在我们小时候是很奢侈的。我只能从小说里看到，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冬妮娅的家里一定是有书房的。我大学毕业后，最初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住筒子楼，只有十一平米大小。十一平米是不可能有书房的。不只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只有一间房，当时的一些老的艺术家，比如谢天、于洋，他们住的房子也不过是70多平米。而且家里人口还比较多。于洋家有老母亲，他们夫妻俩，再加上于小洋和江江，五口人住70余平米，你可以想象怎么会有书房。
我们就更不要说。11平米的房间，连一个像样的书架也没有。就是垒两块砖，或者自己钉一个能放书的搁板，能把书放在搁板上。那时候的书也不多，无非就是再版的古今中外的名著，还有些辞书。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二三十年吧。
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十年，住房从11平米到14平米，还是那一幢筒子楼里。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也就三居室，也不能奢侈地拿出一间房子来做你的书房。2000年搬到这里来住以后，家中的面积会大一点，但是也没想到单独辟出一间书房来。
我是一个随时买书，随时读书，随时清理书籍的人。现在镜头里看到的也就基本上是我家居的书橱了，里面是我常用的书。
南都：在这个随时买，随时读，随时清理的过程中，哪些书会被您留下来？
梁晓声：很少。除了一些价格比较贵，可能它是一些摄影集、美术画集。因为我喜欢这两门艺术，偶尔闲来无事会翻一翻，就会舍不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又重新再版的一些世界名著，我当时也买过。像司汤达的作品，我那时已经读过《红与黑》《母与子》我觉得没有看过就会买，买完了，看过了，又送给别人。
南都：谈谈您个人的阅读史吧。您从小爱读什么类型的书籍？
梁晓声：可以说，我没有读童书的阶段。那个年代的童书也非常少。在我印象中，学校里常有的无非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再小的孩子读《小朋友》。当时也有比较流行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们记忆最深的就是《三毛流浪记》，还有《大林和小林》。我在小人书铺里读到的童话有《狐狸列纳德的故事》。当然也读过安徒生。
通过读小人书，直接就进入了成人文学作品的领域。上中学之后，开始寻找成人书籍。实际上这种寻找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并不因此意味着就和小人书告别了。有时候要看成人的书，有时候还是进入到小人书的世界里。因为看小人书类似看电影。它的绘画极有水平。当时中国有一批极有水平的小人书画家。还有，你所能接触到的成人书籍不如小人书的类型和内容丰富。
我们新大院的邻居家有一户是收废品的。当时收到了很多别人家里处理的书籍。在那个时期，又读了较多的社会学书籍，比如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甚至读到《法国革命史》。在我印象中，我接触过两种版本的《法国革命史》，而最奇特的是，我还接触过写在大稿纸上的，字迹非常清楚、俊秀的一部翻译书的书稿，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译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可能因为时代原因，无法出版，索性就处理掉了。
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里做过代课老师。有时候住在学校的教师图书馆，在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平时我接触不到的书。比如《白鲸》《静静的顿河》，那时候我已经读过《简爱》《红与黑》等等。
所以下乡之前，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时期的阅读史，跨越了读童书的阶段。可以说把国内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包括优秀作家的散文集基本上都看完了。
南都：1968年您高中毕业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北大荒度过了7年青春岁月，这段阅读史是否就此中断？
梁晓声：下乡的时候肯定是没有书的。我们兵团有一份报纸叫《兵团战士报》。因为交通不方便，到达我们连队至少要一个星期。只是对开的一份小报。即使那份报也是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几乎把每一行字都读过。在我们指导员的家里，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厚本硬壳的书，叫做《俄共(布)苏维埃政治文件汇编》，我也会把它借回去读。因为那种行文和我们读过的行文还是不一样的。
南都：1974年您受到推荐，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大学里是否有一个新的书籍的世界向你敞开？
梁晓声：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对全校所有的专业开放，还有一个小的图书馆是中文系的图书馆，书更丰富一些。即使这样，我也没有见过林语堂的书，没见过沈从文的书，没见过张爱玲的书。这些名字也非常陌生。到我已经成为获奖作者之后，我才从别人的口中听说“林语堂”三个字。这个名字给我一种鼓励，我始终以为他是一位古代的文人。1980年代初，当一位外国记者来采访我，问到我对林语堂的看法的时候，我确实没有把握了，也是对着人家的摄像机，我愣住了。尽管我已经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但我确实不知道林语堂是谁，也没有接触过徐志摩的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只有极少数的学院里的研究所的老先生才能接触到。
南都：现在回想起来，哪些作家和作品对您个人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梁晓声：儿童和少年时期会有一些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课本里也有过。像蒙古民间故事猎人海力布的故事。猎人海力布在狩猎的时候救了一条小蛇，是蛇王的公主。蛇王为了感激他，给他这个那个，他都不收。最后给予他一种能力，是能听懂百兽的语言。山洪即将暴发，他听到百兽在奔逃，在议论。他把这个信息告知部族的同胞，希望大家疏散。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最后他只能讲出，我为什么有这种能力。而这种秘密是不能告知别人的。他在说的过程中，从脚到头变成了一尊石像。这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当然还有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为盗火受的那种苦楚。
我还没读中学的时候，读过高尔基的短文《丹柯》。在一个部族迁徙的过程中，深夜下着雨雪，前方没有任何方向感，也没有光亮。人们只是盲目地走着，不知要去向哪里。有饥饿，有寒冷，还有疾病。青年丹柯，在急迫之下，剖开自己的胸膛，把他的心取出来，托在手上。那心像月亮一样闪闪发光，照着部族的人们走过。我看这本书时非常忧伤。我记得最后几行字是：当部族过去的时候，丹柯也倒在泥泞中，他的心也掉落在泥泞中，被所有的脚步踏过，遍地碎片，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很浪漫，也很忧伤。这使我领悟了另一种我们文学中的悲剧意味。
小说会影响你很深。因此我笔下写一个人物，尤其是写到男人的时候，我常常会赋予他“人格的力量”。这种人格影响力使我感到是一种幸运。它既然影响过我，我也希望写出这样的作品影响别人。
梁晓声，1949年生于哈尔滨市，当代著名作家、学者。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轮》等作品数十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