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重塑了我的骨骼，但南方孕育了我的血液”，张抗抗道：“上海，是我写作的起点。”
来上海参加书展，张抗抗带着最新散文集《南方》《北方》。这一趟，她得以了结萦绕心间多年的愿望——给启蒙老师、上海文艺出版社老编辑谢泉铭扫墓。1961年，张抗抗在《少年文艺》发表文学习作。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张抗抗因为长篇初稿显现的写作才能被发现，应出版社之邀来上海改稿，她的第一篇长篇小说《分界线》就是老谢手把手，一章一章修改出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张抗抗与上海的关系尤为密切，源远流长，文学梦想一部分在上海得以实现。1979年，张抗抗非常重要的小说《白罂粟》发表在《上海文学》。小说《爱的权利》发表在《收获》，在《收获》发表的《淡淡的晨雾》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1981年，在《收获》发表《北极光》；《隐形伴侣》部分发表在《收获》……张抗抗动情地说：“我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发表在《收获》。近年来，每年都在《上海文学》发表作品。”
“上海，是我写作的起点。”张抗抗说。
慧眼识才的出版社引领文学的起步
张抗抗与上海渊源颇深。父亲在上海受教育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家里有很多亲戚都在上海。多年来她一直与上海的很多老朋友保持联系。上海作家王安忆、叶辛、竹林是她198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同窗；作家赵丽宏、王小鹰、孙颙、王周生等是她同时代的作家朋友。
1961年张抗抗在《少年文艺》发表文学习作，得到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老师的指导。后来又在《少年文艺》发表两文学作品。1972年，张抗抗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73年，她又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长篇散文《大森林的主人》，“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开始，我是在上海出道的”。之后，她开始尝试长篇小说的写作。
少年张抗抗遮掩不住的才华光芒引起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谢泉铭的注意。听闻她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初稿完成，老谢便跑到了杭州张抗抗家，“老谢带了水果和一位编辑，风尘仆仆地来看望一个业余小作者。”在张抗抗的眼里，老谢是敬业又严厉的，“他来看我，我正在发烧，看到我床头放了很高一叠书，老谢有点感动。”张抗抗回忆，看了稿子，老谢心里很快就有了数，提出了修改意见。病愈，张抗抗改了二稿，寄到上海，一过完春节就收到了老谢的信，信封上的字写得很漂亮，内容就八个字，“基础很好，改动不大”。“我们会为你向黑龙江农场请创作假”，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许诺。
有了这个许诺，1975年的春天，得到农场准假的张抗抗得以在上海暂时安顿下来。出版社位于绍兴路办公楼亭子间的一个斗室是她的写作间，通常晚上下班后她还在改稿，八九点钟才回到瑞金二路上的出版社招待所休息。亭子间逼仄不堪，摆下一张书桌一张椅子，就再无转身之处，这一改，就一直改到了夏天。张抗抗改一章，老谢就迫不及待地看一章，每当老谢拿着一刀稿纸出现在小房间门口，张抗抗都会感到心一下跳得特别快。
记忆中1975年的夏天同样酷热无比，张抗抗终于改完了第三稿。在上海等待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她一心想着要利用这段难得空隙读书。她向出版社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出版社另一栋楼有一个内部图书室，那些被查封的书都存在一个上了锁的玻璃柜里，她想看那些书。张抗抗拿出出版社的介绍信，负责看管的阿姨打开了橱上的锁，张抗抗得以暂时徜徉在书的海洋里，物我两忘。电风扇不停地摇着脑袋，嗡嗡作响，吹起书页。她就一直看，一直看，直到饭点，起身在正在看的那一页中夹上纸条，交还给阿姨，看着阿姨把书放回书橱，上锁。待到阿姨下午一点上班，再来。“节奏感很强的《基督山伯爵》四卷本很快就看完了”，读书极迅速的张抗抗像一块干涸了许久的海绵一般努力吸收着知识，拼命“进补”。“44年前的我们，看到书就读，现在读书的资源如此丰富，却又面临了一个读什么书，如何读的问题。阅读就是要选择好书。”张抗抗说。
雪中送炭的帮助留下温暖的记忆
那个夏天在张抗抗的记忆中，慢慢洇出了许多关于上海的故事。在招待所，住着一位音乐编辑，驼背，佝偻着身子，神神秘秘的。常常虚掩着的门里，总是飘出阵阵的交响乐。有时候张抗抗会到他房间里坐一会儿聊几句。有一天，他突然对张抗抗说，“我让我爸爸给你写一幅字吧。”彼时，张抗抗不知道眼前她称为“老费”的这个人是书法家费新我的儿子，更无从知晓费新我是何许人也。她想了想，和父亲商量了一下，手抄了一首王安石的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待老费回苏州，就请费父动笔。据“老费”转述，费新我颇为意外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选了一首自我激励的古诗，而不是革命诗抄。
直至现在，王安石的这首诗还挂在张抗抗杭州家里。之后每次回上海，她都很想去看看老费，但是待到张抗抗成行之时，才得知，爱听交响乐的老费已经因为哮喘去世了。“我只记得他的房间里有一只逼真的石雕卧牛。‘你属牛吗？’我问，‘是的，这是我出生时，爸爸送给我的。’老费答。我想，当时他能够给与别人的，已经是他的全部了。”张抗抗说。
这件事成就了张抗抗的一篇小文《老费的小屋》。
提及上海，有关人情的故事就源源不断地从张抗抗的记忆中泛起。当年，知青离开农场是没有粮票的，那年头，没有工资还没有关系，没有了粮票却很成问题。全国粮票定额，张抗抗从浙江到上海需要有全国粮票，只有想办法去换，虽然各方接济，有时候还是会接不上。那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里黄宗英、茹志鹃等前辈云集、群英荟萃，每每见到他们，张抗抗都怀着崇仰的心情。有一天，巴金的胞弟，交往甚少的编辑李济生突然对张抗抗开口：“我给你带来20斤上海粮票，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粮票。”20斤粮票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对一个青年人来说，雪中送炭的帮助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传递出了这座城市温暖的底色。
张抗抗在七十年代上海话已经说得非常熟练。那时她用上海话买东西交流，一个女售货员观察了一会儿，忽然发问：“侬出去交关年数了？”张抗抗心知肚明地笑了，“这样的问话既表达了她的细致体察，也不伤及对方自尊，片语间，是上海人的分寸感。”
数十年来，张抗抗念念不忘上海出版界老编辑们和《文学报》等报纸对自己的关心、支持与厚爱，希望借由新民晚报向老朋友们问好与祝福。
由南至北的迁徙丰富人生与写作
近几年来，张抗抗为了写作长篇，几乎暂停了对电影、戏曲、美术等艺术的欣赏。她每天固定一段时间雷打不动地写作五六个小时，拒绝干扰，许多年里，她保持了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才入睡。但她依然不同意“写作就是全部生活”这样的说法，“写作是充实自己人生的方式，投入作品一定是全身心的，但观念上我不认同文学是我的全部，因为我生活过，我是为了表达我对生活的感受才去写作，是听从了内心的召唤！我们这代作家身上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感。”
热爱生活的张抗抗保留了一项爱好——旅行，从这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南方到北方，就像她的人生轨迹，从杭州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到北京。在北方那么多年，她从小养成的南方的饮食习惯仍然让她无法对地道的北京小吃产生爱。
在这次新出的散文《南方》集里，却没有一篇写到上海，这让张抗抗有点遗憾。“你到底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这是令她经常疑惑的身份认同，她从一个安静乖巧的南方女孩，开始学习自带幽默感的东北方言，接受，吸收，融合，渐渐地说话爽朗了，热力四射了。这样的变化呈现在作品中，呈现在《北方》。
南方人念想着北方，北方人想象着南方。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便是不断迁徙，曾经的远方是离散，但现在，远方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更多选择，意味着行动的自由。从南方到北方，一路求学、求知、谋生、发展，迁徙的自由带来创造的力量，南方和北方既是张抗抗生活的地理版图，更是她创作的文学版图。“尽管北方重塑了我的骨骼，但南方孕育了我的血液”，张抗抗道。
编者手记 | 一条河
张抗抗此番来上海，最先引发关注的并非作为作家参加书展，亦非作为国务院参事出席论坛，而是微信朋友圈的一张照片：发髻轻挽，咖色墨镜，神情肃然，身后绿植葱茏。一抵沪便约同沪上好友去为启蒙老师扫墓，她是重情的人。
比约定时间提前2分钟抵达，浅粉冰蓝细花拽地连衣裙，轻盈走来，无声落座，她是江南一幅秀雅的画，温婉，妥帖。接受专访中，说写作，话生活，忆故交，谈文学现象，真情流露，直接爽利，幽默坦荡，不乏机锋与硬度。她，是黑土地上的白桦林，是北方高空掠过树梢的风，飒。
生于南方，长于北方。她的人生地理节点连起来是一条长长斜线：祖籍广东——生于杭州——下乡、求学、工作于黑龙江——中年回返北京。
南方，北方。滋润，磨砺。她是一条河，一条从广东发源，流经江南，一直流向了遥远的东北平原，最后辗转回到北京的“运河”。沿途，化沙为珠贝，一串串。
沉淀，积累，舍去，包容……而今，她是一条宽阔平缓深邃的运河，同时间一起流淌。（郭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