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唐朝·白居易
引 子
在中国汉文化的记忆中，搅得中原帝国不得安宁的匈奴、东胡、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等北方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的森林和草原孕育、成长后，才登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的。呼伦贝尔是孕育北方民族的襁褓，是滋生铁血英雄的摇篮。
这些北方民族的族名伴随着他们民族成长的英雄业绩，在中国政治历史中和汉族文化记忆中大名鼎鼎。
无需讳言，即使时光走到今天，在正史、野史、传说和文学作品中，这些北方民族的野性、剽悍、血腥、勇猛的创业史，不仅是我们的汉族祖先，即使是后世子孙，至今还惊魂未定。
然而，当时过境迁之后，当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已经是兄弟一家、同生同存、共荣共辱、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放弃传统历史观和偏颇狭隘的民族文化情绪。以尊重人性，尊重文化的人类意义上的价值观来认识族群文化，认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混血。
特别需要申明的是：使用人类意义上的价值观来认识族群文化绝不是丧失民族气节。这跟汉奸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们汉文化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创建的龙文化，其图腾标志，从根本上说还是对原始异族文化的尊重与包容，最终走向大同，形成后来的中华文化。
事实上，中国造成民族文化认同巨大差异的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
生活在草原的游牧民族以帐篷游牧，又以部落方式联系在一起，逐水草而居，在马背上过日子。他们的世界是运动着的，所以他们的劳动、民俗和世界观等等一切都与这个运动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
而生活在中原地区和南中国地区的农耕民族，则以户为家，以相对集中的村寨方式躬耕于田园。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都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片森林里劳动、生活。他们的生存方式是安定不动而呈静态的，因而其劳动、民俗和世界观等等一切都与这个安定不动而呈静态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
试想，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一旦遭遇，势必会发生剧烈冲突。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磨合、交融走到了今天。而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正是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无论是匈奴、东胡、鲜卑，还是契丹、蒙古，他们都是在呼伦贝尔这个摇篮里成长壮大起来后，才走上中国政治历史舞台，去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英雄史诗的鸿篇巨制。
一
呼伦贝尔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呼伦贝尔是滋生英雄的摇篮，是孕育北方民族的襁褓。北方游牧民族在这里休养生息，逐渐壮大，最终成为称霸天下的英雄民族。
呼伦贝尔现在的行政区划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因境内的呼伦湖和贝尔湖而得名。它的总面积25.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山东和江苏两省面积之和。大兴安岭，史称大鲜卑山，由东北向西南纵贯呼伦贝尔东部草原，全长1200多公里，有一大半山脉在呼伦贝尔境内。呼伦贝尔草原由3000条河流和500个湖泊和沼泽漫布其间，因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水量最丰沛的草原。如此众多的水系涵养着，可以想见其水草丰茂程度，对于游牧而言，富庶便成了理所应当。
虽然如此，呼伦贝尔现在的行政区划却并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呼伦贝尔。历史上的呼伦贝尔是广义的，是以呼伦湖和贝尔湖为中心，东起嫩江流域，西至贝加尔湖地区，南达兴安盟，北到外兴安岭以南的广阔的山岭与草原。如此辽阔的草原，想起来都令人震撼。
历史上的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突厥、女真都是在这片草原上迁徙与游牧、交往与战争、分裂与统一、衰亡与兴盛的。他们创造出了具有呼伦贝尔大森林、大草原特质的民族、历史、宗教、风俗等草原个性的游牧文化。并且影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
对于呼伦贝尔人而言，因为心中没有地域疆界，所以脚下的草原辽阔无垠。也只有置身于这样广阔的草原之中，胸襟才会开阔，境界才会高远，雄心才会博大。只有置身于这样广阔的草原之中，你才能感受到风是自由的，云是自由的，牛羊是自由的，自己是自由的。
这样的天地怎么可能滋生懦弱？这是一个孕育英雄的牧场，马蹄跟喝醉了的风一样充满雄性。
二
周朝把东方的少数民族称作夷，北方的叫作狄，或者胡或戎。东胡主要生活在大兴安岭（大鲜卑山）中，所以又被称为“山戎”。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和古文献记载，夏商时期，东胡分布在东北的西部地区，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北的大兴安岭山脉及其两侧的草原一带。呼伦贝尔地区正是东胡族分布的腹地。
战国时期，东胡的西界与匈奴相接。《史记》载：东胡与匈奴之间有弃地千余里。当时东胡与匈奴是中国北方两个强大的民族，东胡首领称作东胡王，匈奴领袖叫作单于，两族长期争锋相对，互为水火。
东胡与匈奴为同时代的英雄，游牧文化培育造就的炫耀武功和扩张掠夺的性格在两个民族身上都表现得非常突出。据说匈奴冒顿单于即位之初，东胡王侍强轻视匈奴新主。他初派使者向匈奴索要宝马，匈奴群臣不答应，冒顿却认为东胡是邻邦，不要为一匹马伤了和气。使者带回宝马，东胡王十分高兴，认为匈奴惧怕，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索要冒顿单于年轻貌美的阏氏（妃子）为妃。匈奴大臣们很气愤，认为东胡王是对匈奴的侮辱，进谏单于出兵。冒顿觉得自己新立，国力不强，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使两国兵戎相见，还是忍气吞声满足了东胡王的过分要求。此后，东胡王更加狂妄，常带兵在胡匈边境耀武扬威地巡视，并派使者向匈奴贪婪地索要两国边界之间的“弃地”。这次冒顿单于愤怒了，他向众大臣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随便送人呢？前两次东胡王都轻易地满足了东胡王的欲望，这次他也以为能得遂所愿，于是也不做任何军事防御准备。东胡王没有想到，因为他的贪婪惹来了灭族之灾。匈奴大军突然杀到，东胡政权崩溃，部落瓦解，东胡王被诛杀，东胡也从此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了。
东胡虽然灭亡了，但东胡人对开拓中国东北疆土，发展北方畜牧经济、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都做出了显著贡献。东胡灭亡了，但东胡人创建的东胡文化却留下了痕迹。东胡语言被后来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所袭用，现在还在使用的达斡尔族语、蒙古族语的祖源都是东胡语言。东胡部落联盟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东胡各部又在新的历史空间集结成新的部落联盟。
三
匈奴冒顿单于大破东胡王，而俘虏其民及畜产以后，剩下的东胡人逃进了乌桓山和大鲜卑山中。击散之后的东胡，被匈奴掳去的融化在了匈奴中，成了匈奴人。逃进乌桓山和大鲜卑山的则集结成了两个新的部族，并以所居之地为名，称乌桓、鲜卑。乌桓山即大兴安岭南端，而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长满森林的大兴安岭纵贯呼伦贝尔草原中部，坡度平缓，动植物丰富，可猎可牧，是额尔古纳河与嫩江的分水岭。出产丰富的大兴安岭正是乌桓与鲜卑休养生息的最好地方。
《三国志》载：“乌桓、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
乌桓人以游牧狩猎为生，骁勇善战，时称“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公元前206年至119年间，乌桓依附于匈奴，每年必须定期向匈奴缴纳牲畜和毛皮，过期不交，妻子便要被没收为奴婢。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将军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大举出击匈奴，大败左贤王，才使得乌桓从匈奴的统治中解脱出来，继而接受了汉朝的管辖。汉武帝把乌桓人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的边塞外居住，设置官职“护乌桓校尉”，持节代表汉朝中央政府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乌桓“不得与匈奴交通”，负责“为汉朝侦察匈奴动静”。历史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边疆各民族趁机割据。曹操率军亲征乌桓，乌桓大部降曹，曹操将归附的乌桓人迁入内地，挑选青壮编为骑兵。乌桓骑兵南征北战，为曹操的统一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乌桓骑兵和迁入内地的乌桓人，天长日久，逐渐地与汉族融合，变成了汉族人，而留居塞外的乌桓人又融入到了鲜卑人中。乌桓就这样被鲜卑和汉族分别同化了，乌桓之名从此烟消云散，退出了史册。
四
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休养生息的鲜卑族，相当一段时期和平安宁，得到了良好的滋养。
大兴安岭这条从东北伸向西南的广阔山脉纵贯呼伦贝尔大草原东部，扼守在蒙古高原的东端，被茫茫林海所包裹。西部是平坦辽阔的草原，组成了草原与森林相依相偎的两种地貌。众多的河流发源于大兴安岭，并从森林中流淌出来，在呼伦贝尔草原形成蜿蜒的河流和众多广大的湿地、湖泊，遍布呼伦贝尔全境，让呼伦贝尔草原得到最充足地浇灌与滋润。
呼伦贝尔的河流共同遵循着一个规律：在大兴安岭上湍急地穿行于林海雪原之中，一旦流到草原则从容悠然，弯弯曲曲地在花花草草之间久久停留。丰沛的水系延伸到草原的每一处角落，给草原带来无限灵气和生机，使草原与山脉浑然一体，相得益彰。所以，就形成了以海拉尔为中心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牙克石为中心的山岭森林文化共生共存，相互依托的呼伦贝尔文化体系。这就造就了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生存状态的呼伦贝尔特有的民族性格。
在这一地区，首先是大兴安岭中以狩猎为主的森林民族养精蓄锐后向山下的草原迁徙，从而不得不发生的森林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直接冲撞、融合、统一，而后才是从呼伦贝尔草原出发，以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冲撞、融合、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的现实。鲜卑民族的发展、融合、统一，其运行轨迹也没有例外。
在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首府阿里河西北的大兴安岭北段东侧的高山上有个嘎仙洞，洞内留存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祭祖的石刻祝文，经与《魏书·礼志》比较，其祝文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这就印证了鲜卑这个民族从大森林走向大草原，由狩猎转为游牧，又从大草原走向大平原，由游牧转为农耕的迁徙与融合的发展历程。
《后汉书·鲜卑传》载，鲜卑人早在先秦时就已经狩猎于大鲜卑山了。鲜卑一名最早见于周朝初期，意思是“大森林”或“长满树木的山林”，取义完全是指鲜卑人祖居于大鲜卑山的深山丛林中。匈奴被汉军击溃加之“五单于争立”内讧，乌桓又归汉举族迁入内地，造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在一个历史时期处于没有政治集团盘踞的真空时代，鲜卑人抓住机遇，趁机走出大兴安岭，迁徙到当年匈奴与乌桓的旧地，进入呼伦贝尔草原。鲜卑人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后随即替代了匈奴在这一地区的霸主地位。这就是鲜卑人著名的第一次南迁。
拓跋毛是古代呼伦贝尔最早一位见于史籍的历史人物，他是鲜卑人在呼伦贝尔地区的第一个首领。拓跋毛向下传至第五代部族首领拓跋推寅时，大约在公元前50年至5年间。此时，鲜卑族人丁兴旺，他们已经在大鲜卑山的摇篮里长大了，他们不再满足于狩猎为生的森林生活。他们在首领拓跋推寅的带领下，开始了部落大迁徙，走出大森林来到了广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鲜卑人开始从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逐步转变，学习草原牧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地繁殖牛、羊、马等牲畜。他们不再全部依靠猎取野生动物为衣食，他们用皮毛搭盖“蒙古包”取代了树枝桦皮搭盖的“仙人柱”，他们骑马游牧，并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这种半猎半牧的生产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从游猎经济向游牧经济转变的历史飞跃。
拓拔鲜卑自从在第五代领袖拓跋推寅率领下第一次“南迁大泽”，到达呼伦湖畔，成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到第二次继续南迁至“匈奴故地”，其间在呼伦贝尔草原一共生活了七代，约170~200年时间。这期间，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同草原其他游牧民族广泛接触，错居杂处，从原始的血缘氏族结构的部落群，发展成了以地缘结合多民族成份的部落集团。同时引进中原的青铜、铁制武器和工具，受到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使拓拔鲜卑这个原始的森林民族，演练、武装成为草原上快速反应的骑兵。这些剽悍、勇猛的原始猎人，到此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
作为称霸草原，并即将入主中原的拓拔鲜卑民族，论及武装力量，他们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鲜卑人自幼游猎和游牧，骑马射箭的行军作战与日常生活中的狩猎游牧习惯相同，不须训练，每个牧人都是天生的战士。游猎与游牧集于一身的鲜卑人，长途行军不需粮草，凡出师，每人携有数匹战马，马疲可以换乘，人饥则杀马食肉。战马不仅是交通工具，紧急时也可代作给养。游猎游牧民族可以无后方作战，战士打到哪里，氏族部落就可迁徙跟进到哪里。按氏族部落组织部队，部落首领就是军事长官，部落成员就是当然的士兵。人人皆兵，打仗时少壮在前冲锋拼杀，老弱妇孺随后驱赶牲畜保证后勤供给。这种有序的天然结构，既充分发挥了群体优势，又尽可能地调动了每个部族成员的作用，体现出原始氏族的总体能量收放自如。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武装优势。
拓拔鲜卑在呼伦贝尔草原练就了马上功夫，装备了锐利的武器，形成了扬优劣汰、崇尚英雄的游牧民族品质。在文化心理上，他们培育了勇于开拓更新生存领域，学习吸纳更加先进文化的精神。
东汉桓帝时期，鲜卑出了一位大英雄。鲜卑首领檀石槐在山西境内弹汗山建立王庭，兼并草原各部落，建立起强大的鲜卑部落大联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进入内地的鲜卑各部，在中原纷纷建立割据政权，有前燕、西秦、南凉、北魏、北周等。拓拔鲜卑是鲜卑族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一支，他们在呼伦贝尔草原养得羽翼丰满后，便继续向南迁徙，在乌兰察布草原盛乐城建立都城。公元386年，拓跋珪趁淝水大战前秦败亡之机，在牛川召开部落大会，称魏王。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次年称帝。至此，鲜卑人完成了征服北中国的前奏。
进入平城时代的北魏，其都城完全是游牧民族的做派。《南齐书·魏虏传》：“婢使千余人织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宫城内如此热闹，牛羊行于市，其豪放、混杂、繁荣皆可叹为观止。公元424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他先后攻灭夏、北燕、北凉，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五胡乱华”的五胡十六国纷争时代，使北魏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国家。
此后，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规模地实行汉化改革，吸纳了很多中原传统文化，同时也创造了很多优秀文化。诸如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等，可以说是汉文化与鲜卑文化融入一体的人类杰作。
鲜卑人建立的帝国已经掩埋于历史的尘土，但鲜卑人留下的文化却对后世的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鲜卑南迁的过程，首先是改造自己的过程，从狩猎文化过渡到游牧文化，又从游牧文化过渡到农耕文化，每一次过渡都必然是一次十分艰难的奋斗，这样的艰难在于对外是战争征服与民族统治，对内则是族群传统文化血淋淋的改造与背叛，而鲜卑人对自己族群文化的改造完全是主动的。最难的是几十代鲜卑首领的思维方向竟然是不可思议地高度一致。最后鲜卑北魏统一了北中国，将蒙古高原的游牧区域和北中国农耕区域放入同一政权之内，开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强行碰撞、磨合、学习与融合的先河，促进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嫁接。
民族人种的混血是中国历史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磨合的必然结果。而鲜卑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拓跋鲜卑虽然与中原的接触比大兴安岭南部鲜卑晚，其文化也较其他鲜卑各部都落后些，但其与草原牧民、中原农民融合的过程却最快。猎民、牧民、农民三结合中，是猎民以最原始的文化主动融合于先进的牧民、农民之中，他们带来了北方森林纯朴、豪放、粗犷、勇武的新鲜气质，致使汉晋以来养成的汉民族萎靡奢华的衰弱风气的“躯体”上注入了健康向上、质朴纯真的三种文化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文化融合的历史模式，即：以森林民族原生文化传统，首先到草原熟悉了游牧生活，然后来到中原同封建社会先进的物质文明及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民族发展的飞跃，为缔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拓跋鲜卑的文化演进和融合的历程，可以代表其他森林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一些历史民族的名称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名称产生了。
拓拔鲜卑统治中国北方长达140多年，加上“五胡乱华”的100多年，鲜卑等游牧民族与华夏农耕民族长期混血，带来了民族血缘的大融合。
五胡十六国时期，长安已经是佛学中心，北魏统一北方后，使佛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北魏皇室树立了中国佛教禅宗始祖达摩，之后的二祖、三祖至六祖都与鲜卑皇族关系密切。孝文帝颁诏天下，建立寺院，弘扬禅宗佛法，对中国佛学影响极其深远。达摩创立禅宗，是世界佛教史上和哲学史上的大事。禅宗主张心无执着，使思想从一切拘束中解脱出来，遗荡一切执见，空无到极端，这正是印度佛教与中国道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是鲜卑北魏帝国的独创，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胡人定居汉化，汉人做官胡化，胡风汉俗像血液一样混为一体，已很难区分什么是胡风？哪些是汉俗了？
书法文字中著名的魏碑体，不仅当时流行，就是现在学习书法，恐怕也没有人会在习字前后去考虑它是否是鲜卑北魏时期的胡汉混血字体？还是正宗纯粹的汉传祖脉文化吧！文字这样民族性极强的文化标志，尚且改造得如此深入，可见胡汉文化混血已经完全水乳交融了。
从族系血缘混血上说，孝文帝率鲜卑百万之众进入中原，他们拥有当时北中国绝对的统治地位、财物占有权和话语权，使胡汉广泛地通婚生子成为必然。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胡汉同生共育子孙已是事实，其子孙的教育，在有意无意之间早已被胡汉共同的文化潜移默化。
最为关键的是：那些入主中原的拓拔鲜卑人的后裔们在哪里去了？我们还能在中原大地上，抑或在某某的个人简历中找出他们来吗？事实一定是他们就在我们的汉族中。胡汉混血是东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在今天，它什么事件也不是了，鲜卑也就这样最终消失在汉族和汉文化的血液中了。
五
柔然部落领袖阿拉瑰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柔然、秃发、拓跋，他们都是鲜卑共同族源的森林民族走向草原游牧阶段的不同族名称谓。在草原上停留下来的，形成了后来蒙古中的塔塔尔部族，而留在森林中的鲜卑则成了室韦部。这些部族在蒙古族形成后都是蒙古人的先民，而留在呼伦贝尔草原和森林中的鲜卑人，唐代称他们：室韦。
室韦与鲜卑的原文是同一个，是汉字译名的同音异写。室韦与拓拔鲜卑先民有继承关系，是拓拔鲜卑在呼伦贝尔的未迁之民。室韦又被称作鞑靼或塔塔儿。契丹人、蒙古人都是鲜卑后裔。《隋书·室韦传》：“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蒙古”一称始见于《旧唐书·室韦传》，称作“蒙兀室韦”，是唐朝时室韦二十余部中的一部，居住在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和根河的北部地区。“蒙古”与“蒙兀”是汉文译音的同名异写，它开始只是一个氏族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为一个新兴民族的共同称谓。
隋朝时，室韦各部的活动范围远远超出嫩江流域，而且其中心已经西移至呼伦湖一带。这时的室韦不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小群体，已经发展成拥有若干部落，包括几个民族的室韦部族群体了。唐代是室韦诸部蓬勃发展和壮大的时期。与室韦相邻或杂处其间的其他部族也逐渐融入室韦中，构成新的室韦部落。唐朝时期，室韦二十余部落中有十四个部落栖居在呼伦贝尔，他们分散于川谷、草原和河流之间，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他们还处于孕育时期，在呼伦贝尔休养生息。
大唐王朝结束后，契丹族和女真族分别建立了辽朝、金朝两个地方性民族政权，其存在时间与北宋和南宋相始终，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政权分离的时期。
“契丹”意为“镔铁”，象征坚不可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呼伦贝尔的扎赉诺尔发现的契丹人古城遗址，证实了契丹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东部的成长经历。在呼伦贝尔休养生息孕育健壮的契丹人，后来向内蒙古西部发展，最后定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大辽王朝。
契丹是一个游牧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对外作战的需要，契丹各部经过多次离散和聚合之后，逐渐由以血缘关系所组成的“亲族部落间的联盟”向以地域关系为特征的“永久联盟”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大体上完成于隋末唐初，其标志是形成了契丹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部落联盟——大贺氏部落联盟。这个联盟形成于公元七世纪，前后经历了大约一百多年时间。公元907年，即唐天佑四年，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契丹国正式形成。在中原，这一年汴梁朱全忠废唐哀帝，唐朝灭亡。大辽建国后不久，通过军事征服与政治威慑的手段，先后征服和控制了东北、西北地区的各部民族，形成了北方各民族的初步统一。契丹创立的辽国统治长达219年。
契丹族广泛吸收汉文化，学习汉文化，并且建立官学，开科取士。他们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极为密切，北宋的著名大臣包拯、苏辙、沈括、欧阳修等人，都曾代表宋朝出使过辽国。契丹创造了契丹大、小字，建立了五座京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契丹对于中亚和欧洲的影响很大，当时许多国家一直认为契丹就是中国。在古代的西亚和欧洲，契丹长期扮演着代表中国文化主题的角色。直到今天，俄文仍然沿用“契丹”一词代指中国。
金灭辽后，部分契丹人到了西域和中亚，建立了长达八十多年的西辽王朝，蒙古汗国灭西辽后，又有部分契丹人在今伊朗南部建立了长约80余年的起儿曼王朝，史称后西辽。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民族的兴衰，契丹族渐渐隐没消失了，契丹族一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也一同隐没与历史的烟尘中了。
与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女真人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留下了他们的印迹。女真人在没有建立金国的时候，一直在契丹人的大辽国统治之下。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他们迅即由东北进入北方草原灭辽，占据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东部、北部和南部地区。他们深知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重要性：若失去了这片丰茂辽阔的草原，就必然失去了生存的源流，势必会随时受到占领这片草原的其他游牧民族的威胁。事实也完全如此。女真人加强了呼伦贝尔的防务，修筑了军事堑壕——金界壕，总长度7000余公里。其间还进行过两次大规模扩建修筑，前后时间历经60余年。
女真人崛起后，先灭辽，再灭宋。但他们跟鲜卑、契丹一样，着力吸纳汉文化。女真人依照汉字与契丹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女真文，并开科取士。用女真文翻译了汉族经史著作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新唐书》等，雕刻《大藏经》，修前代（辽）国史。随着对宋、辽文化的亲睐，金朝道教非常繁荣，出现了“全真”、“大道”、“太一”三大教派；皇帝还诏令各州县府建孔子庙，在孔子故里维修孔庙和孔子墓。从这些举措方略上可以洞悉族群与文化的混血。
金朝末年，在草原迅速崛起并强大起来的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越过金界壕，占据了呼伦贝尔，统一了草原各部。由于成吉思汗的横空出世，公元1234年，蒙古军队剿灭金国，致使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国的时间，推迟了400多年。
六
在契丹、女真统治呼伦贝尔之时，蒙古诸部在呼伦贝尔悄然兴起。
公元八、九世纪，蒙兀室韦部落也像鲜卑人一样，最先是大鲜卑山的森林狩猎部落，之后从大鲜卑山的森林中走出来，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开始从事游牧生活。到公元十一、十二世纪，蒙古鞑靼部落遍布于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蒙古高原。著名的部落有：乞颜部、塔塔儿部、克烈部和蔑儿乞部等。成吉思汗的祖先带领着他的族人，历经数载迁徙，渡过达赉湖，到达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下驻牧。从此，肯特山地区成了蒙古部落的活动中心。
呼伦贝尔是蒙古民族的历史摇篮，是蒙古部落的故乡。蒙古部的先民在呼伦贝尔地区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在这里养精蓄锐，然后成长壮大。当蒙古部的先民们走出呼伦贝尔地区，去到蒙古高原以后，便开始了他们一系列具有政治、历史意义的活动。到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各部。建立了汗国之后，“蒙古”也由部落名称变成了民族名称，从此蒙古民族作为一个族群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呼伦贝尔这块蒙古族发祥地，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早在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的过程中，就东进征服了呼伦贝尔草原的塔塔儿等五部，全面控制了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汗国建立后，成吉思汗确立了诸王分封制，将呼伦贝尔及其周围地区分封给他的四个弟弟，以此来加强对呼伦贝尔及其东北地区的控制。
蒙古族最杰出的英雄代表成吉思汗，名铁木真，尼伦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乞牙惕氏人，1162年生于迭里温·孛勒答合。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蒙古诸部的统一，建立了地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大版图国家，使蒙古族成为了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呼伦贝尔与铁木真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干，母亲诃额仑，妻子孛儿贴全是呼伦贝尔人，也就是说铁木真身上流淌的血液全是呼伦贝尔的。十二世纪时，呼伦贝尔草原游牧着蒙古族先人中的塔塔儿部、弘吉剌惕部、合塔斤部、撒勒只兀惕部、朵儿边部等五部，称为呼伦贝尔五部。弘吉剌惕部与铁木真家族长期保持着婚姻关系。铁木真的母亲、妻子和元朝皇帝忽必烈、蒙哥的皇后都是弘吉剌惕部人。弘吉剌惕部中的孛思忽儿氏的子孙中，大多数娶铁木真家族的姑娘，或将自己家族的姑娘嫁到铁木真的家族，铁木真的女儿也多嫁到弘吉剌惕部。铁木真做了成吉思汗后曾下旨：“弘吉剌氏生女世以为后，生男世尚公主”。除了姻亲关系密切得不可思议外，阿勒赤曾率领弘吉剌惕部三千铁骑，跟随铁木真南征北战达三十二次之多，并屡建战功。另一方面，铁木真与呼伦贝尔草原上最强盛的部族，拥有七万户人口的塔塔儿部却有着世仇。铁木真的祖父俺巴孩被塔塔儿人擒获送给金人，被活活钉死在木驴上。铁木真的父亲也速干被塔塔儿人暗中用毒酒害死。
呼伦贝尔同时又是铁木真真正登上政治、军事舞台的吉祥之地。他在占领呼伦贝尔草原之前，一直缩手缩脚于斡难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方寸之地。当他征服了塔塔儿人，统一了呼伦贝尔五部落之后，随即打破了长期以来蒙古高原几个大部落势力均等的平衡，很快便统一了整个蒙古高原，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汗国，成为了威震天下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孕育铁木真、忽必烈建立了蒙古汗国、大元帝国，同时又成为了蒙古帝国领袖的最终归宿之地和蒙古帝国谢幕的接纳之域。元朝最后一任皇帝顺帝在朱元璋明军的进攻之下失掉了皇城大都，退出了中原，将剩下的细若游丝即将油尽灯枯的大元帝国的最后一点气息，首先选择安放在呼伦贝尔草原苟延残喘。一代天骄铁木真·成吉思汗陵墓有专家推测就在呼伦贝尔草原。据说成吉思汗的灵柩当年是用骆驼运到呼伦贝尔的，到了呼伦贝尔草原后就神秘地消失了。为什么要用骆驼来运送天骄的灵柩呢？因为骆驼可以成为非常保密的寻找陵寝的向导，这与蒙古人的丧葬习俗有关。蒙古人为了日后能找到陵寝墓地，带来一对母子骆驼，当着母骆驼的面将小骆驼宰杀，把血洒在陵墓上，然后带走母骆驼饲养起来。每当祭祀时，带上母骆驼，人们跟在母骆驼后面，就会准确无误地找到陵墓。当这只母骆驼老死后，再牵来一对母子骆驼，重复上述做法即可。这样的做法虽然残酷了些，但十分有效，也反映出蒙古人奇特的智慧。
传说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墓地选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一片密林旁，天骄的龙体置于棺木后再以三圈黄金包裹，按蒙古族传统安葬方式，埋入地下，不起坟垅，以万匹骏马在下葬处踏实踏平回填的泥土，再在坟头植一棵独树以作墓碑。一代天骄的辉煌人生，就这样在呼伦贝尔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七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他的散文名篇《内蒙访古》中说：“呼伦贝尔不仅现在是内蒙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摇篮。…… 假如呼伦贝尔草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闹市，那么大兴安岭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幽静的后院”。翦伯赞先生对呼伦贝尔的历史地位作了生动而恰当的评价。中国北方许多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从大兴安岭中走出来，在紧邻着森林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梳妆打扮，当他们再从这里走出去时，就已经不再是牧民，而是剽悍、善战的战士和拓展民族荣誉的英雄了。呼伦贝尔是这些后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游牧民族的粮仓和练兵场。
呼伦贝尔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机敏顽强和博大开阔的品质。大兴安岭以西、以北冬季漫长而寒冷，季节变化明显，自然气候相对恶劣。严酷的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按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进行了严格的淘汰筛选，使体格强健、抗御自然风险能力强的生命个体生存下来，使部落群体成为一个整体的强健者。他们在游牧、狩猎的过程中养成了极强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有足够的耐心捕捉战机，团结协作，注重实际，勇敢而又尚武，他们崇拜英雄。每一次部落集体狩猎，都是一次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的军事演习。再加上家族、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掠夺，生存危机四伏。由于所处自然环境的艰难和严酷现实的磨砺，他们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听命出征。再加上他们胯下机动能力极强，长途奔袭能力极强的骏马，他们骨子里奔流不息的血液就有了掠夺、勇猛、善战的天性。呼伦贝尔大草原辽阔无垠，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草原，天宽地阔，毫无阻碍。他们在马背行走数日，天地依然一样，如此这般的天地，造就了游牧民族宽广博大的胸襟和吞吐天地的英雄豪情。
这样的襟怀和气概，在草原游牧的不断迁徙、磨砺中成为一种品质沉积在民族的血液里，成为整个民族的遗传基因代代传承。这样的品质，这样的民族，在他们的血根中蕴藏了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旦爆发，必然会改写人类世界的历史，造成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渔猎文化等文化间的巨大冲撞与磨合。
蒙古族是走上政治舞台后，与其他民族文化间对抗、学习、磨合中，游牧民族里坚守自己民族文化比较坚定和保守得最好的一个民族，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与文化混血于汉民族中。
从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初，蒙古社会的基本纽带是氏族，每一个氏族是同一男祖先的血族集团，氏族名称就是每个成员的姓氏。蒙古氏族，尤其是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诸氏族谱系，在13世纪由蒙古人编写的《蒙古秘史》中有完备详细的记述。根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人对自己的祖先都记忆犹深。正如14世纪波斯学者拉施德在他的蒙古史名著《史集》里所述：“他们（蒙古人）全部氏族都有详细而准确的系谱。牢记祖先的血统，是蒙古人的习惯。”由于这样的传统习惯，才使成吉思汗的后裔在历经蒙、元、明、清，一直到今天，仍然世代相传。当然，这些世代相传的蒙古后裔主要是回撤草原或本来就留驻草原的蒙古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幸运地避免了混血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厄运”，但那些留在“中原”地区的蒙古人却被彻底汉化了。
成吉思汗颁布扎撒(法律)，创立蒙文，组建护卫亲军，分封诸子，封赏众臣，推行千户制度，形成了大汗及其黄金家族对蒙古汗国的层层统治。成吉思汗在扎撒中宣部：“世界是形成中的蒙古，蒙古是发展中的世界”。根据这项法律，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先后在亚洲、欧洲建立起四个汗国。成吉思汗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又以法律的方式来严格保护蒙古民族的基础氏族与家庭。这一招十分厉害，也是区别于其他游牧民族的关键所在，从伦理学的角度上看，很像汉族儒家圣人孔子的家庭、家族、国家观。成吉思汗要求他的民族应该子遵父教，弟聆兄言，夫信妻贞，尊老爱幼，尊卑有序。在法律的规范下，蒙古社会民风淳朴，家庭稳定，氏族稳固，秩序井然。继成吉思汗之后，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继续坚守成吉思汗的法律，特别是元朝建立后，由元朝宗室建立的四大汗国都与元朝关系密切。通过四大汗国使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先后传到亚欧各国，西方的医学、天文、地理和历算也传入中国。在中外文化、经济的滋养下，蒙古人统治的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盛大繁荣的封建王朝。此时，《蒙古秘史》一书在蒙古社会广泛流传，致使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备受尊崇。
蒙古统治者将古老的氏族血统的观念巧妙地运用于统治的实践中，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歪打正着地为以后保全蒙古独立的血统和族群文化埋下了伏笔。
14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蒙古人从中原退回草原，直到清朝灭亡，这段时期是蒙古族由盛转衰再复兴蒙古传统文化的转折过渡期。退到草原上的黄金家族的大汗及诸王们试图重建已经逝去的王朝，然而在士气正盛的明朝军队加上坚固的长城和清朝分而治之政策的强大势力下，并随着蒙古社会游牧封建经济的发展，早期那种汗即国家的大汗集权时代已经再也不可能起死回生了。在经历了政治、军事失败，又面临氏族瓦解的痛苦面前，蒙古统治者开始思考并理智地从民族文化里寻找维系统治和族群生存延续的法宝。以他们在各族文化中吸纳的丰富经验和教训，在巩固汗权和克服政治权利分散的斗争中，黄金家族引进了佛教，并在草原上大力推行。他们大量翻译佛经、整理蒙古文化遗产。
从16世纪后半叶起，蒙古人的文化复兴运动席卷北方草原。他们研究历史、兴建寺院、发展文学、振兴艺术。这些有关民族存亡的文艺复兴成为蒙古人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大事。达延汗将萨满教的天命思想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联系起来，以宗教理论阐明了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和世代继承汗位的合法性；阿拉坦汗制定了《阿拉坦汗法典》，维护了蒙古社会的正常秩序；林丹汗在巨著《丹珠尔》（226卷）被译成蒙文的基础上，又翻译完成了108卷的佛经总汇部分的《甘珠尔》，这两部巨型佛教文献汇编的翻译成果，使蒙古的宗教文化堪与西藏的宗教文化媲美。明清时期，《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相继问世，这些蒙古历史的著述与《蒙古秘史》一起，被称为蒙古族的三大历史名著。与历史著作相呼应的是蒙古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可汗传》、《江格尔》被刊行并广为传唱。在民间，还有许多深受民众喜欢的传奇故事被蒙古说唱艺人到处吟唱。蒙古民歌、音乐、舞蹈、民间手工艺也得到蓬勃发展。特别是蒙古三部历史名著与两部英雄史诗对巩固黄金家族的尊崇地位和唤起蒙古民族的英雄气概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蒙古文化的复兴，蒙古民族经受住了由盛到衰的考验，抵挡住了民族文化和族群灭绝的危险，他们顽强地繁衍、生息在广大的草原上。
蒙古民族在各种民族文化冲撞的过程中，在蒙元帝国土崩瓦解的危难时刻，在强大的农耕文化汉文化的冲突、混血中，经受住了濒临灭绝的巨大危险的考验，最终依然屹立在世界之上。蒙古民族不屈不挠，置之死地而后生，最终依然屹立于世界之上的这种精神的内核，就是蒙古人在历史上形成的深厚的氏族、家庭观念，这种源于农耕文化的氏族、家庭、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拯救了自己濒临灭绝的民族。
八
民族存在与否，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否，民族的生命是文化，而不是已经被别的民族文化取代了的看不见的族群生命血统的简单延续。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在并没有被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他们或许还分散成许许多多的个体生命活着，但他们的文化却已经消亡了，那么这个族群实际便已经不存在了。
我身边也有一些源于蒙古民族血统的朋友，像成都余勋坦（流沙河）、自贡印子君、泸州银莲等。印子君祖上本是元朝宰相家族，先祖铁木健（成吉思汗铁木真之弟）官至木花元帅。根据印子君先生家谱记载：“元朝末年，因蟊贼朱元璋造反闹事，先祖为避朱之追杀，带族人逃至四川泸州，在一个叫凤锦桥的地方停留下来。因人多惹眼，为防朱贼斩草除根，大家商议，决定隐姓埋名，部分铁姓人改为印姓，改印是因为帅印在身之故。同行的金姓，为铁氏女婿族人，他们便将“金”字去掉下横，竖笔出头（古之写法，出上横），改为“余”姓。为此，铁、印、金、余四姓为“一家”也。于是，印氏支脉铁青改为印青，下面辈分已列出二十代，
丧葬、婚俗、服饰、建筑、文学、民歌等，这些文化元素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判断不同文化的民族间的差异的。我们试着看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丧葬、婚俗等方面的异同，从而感知族群文化差异。
婚俗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民俗。早期，蒙古族存在“抢婚”遗风。比如《蒙古秘史》记载，朵奔蔑儿干抢巴儿忽歹的诃阑豁阿为妻，铁木真的父亲也速干抢蔑儿乞部落的诃额仑为妻。到13世纪时，真正的抢婚在蒙古族中已经很少，更多的是将“抢婚”作为婚礼中的仪式。出嫁姑娘在婚礼宴会时，要“逃”到父亲家里躲起来，等姑娘的父亲向新郎宣布：“我的女儿现在归你所有了，你找到她就把她带走吧。”于是新郎和朋友们到处寻找，找到后，新郎要佯装使用暴力的样子，把新娘“抢”过来，然后带回家去。
过去，蒙古族中还存在着古老的接续婚。接续婚又叫转房婚，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都曾经存在过。一般说，接续婚是指父亲死后，由其长子娶其生母之外的父亲的其他妻妾，兄或弟死可以相互娶其妻妾。接续婚制度的实质是使家庭财产和劳动力能继续保留在家族之内而不致外流。据加宾尼《蒙古史》、多桑《蒙古史》中记载：“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一个人有一百个妻子，另有人有五十个，还有人有十个”。妻子的多少是由男子的地位和财力决定的，普通人家大多是一夫一妻。蒙古人求婚时，由男方家长携子到女家，如获应允，则由男方留下马匹做定礼，有时定礼是一笔很大的财富。男方家长还要将儿子留在女方家劳作数年。婚礼在女方家举行，然后新郎将新娘领回家。蒙古族实行族外婚，一般情况下本氏族内不相互通婚。其他游牧民族的婚俗也几乎与蒙古族的婚俗大同小异。
汉族人的婚俗首先讲的是门当户对，特别强调地位，当然更希望嫁娶地位向上悬殊的婚配，习惯上叫高攀，更高的高攀就是攀龙附凤了。
汉族的婚俗，农耕文明的烙印十分显著。因为是静止不动的长久的思维方向，一切皆围绕这个方向思考问题。有专门从事婚姻介绍职业的媒人，多为口齿伶俐的年长女性。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家，都可托媒人两边说和，交换男女婚配人的庚帖（出生年月日时辰，属相等。汉文化中，认为人的命运与生辰密切相关，同时也会影响配偶），媒人会尽其能力在男女两方夸赞对方的财力、地位和婚配男女的相貌品德。如果双方家庭同意，男方家庭视其财力向女方下聘礼（又叫彩礼），聘礼可以是金银珠宝，丝绸参茸，房契田产等等。男女双方还要举办隆重的订婚仪式，仪式上邀请至亲好友出席，并举办订婚宴席。男女双方通过汉俗测算，商量确定结婚的黄道吉日，然后在商定的时间举行盛大的结婚仪式。结婚仪式上要请家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或地位显贵的亲友担当主婚和证婚人。这样手续和仪式完备的婚姻就是习惯上称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婚姻才是最体面和最有效的婚姻。结婚仪式的隆重程度，排场大小通常被看着是举办婚礼人家的地位高低，财力大小的标尺。一般情况下，新郎家抬着花轿将新娘接回男方家里，称为娶媳妇。也有因男方家境贫寒，男子去到女方家里入赘的，俗称“上门”，上门女婿一般地位都不高。婚礼结束后，男女双方都要分别用金钱财物等答谢媒人。男女双方选择配偶，必须由结婚男女的父母或父母以上的直系亲人决定，婚配的男女无权选择，所以汉族的婚姻一般情况下是父母包办的婚姻。
自宋至明清，女人一旦结婚，便终身不得再嫁，即使丈夫去世了，也要终身守寡。女人的贞洁被看着是女人人生的头等大事，有财力有地位的富家女子，过了童年期便被深锁闺房，学习女红，不与至亲以外的男子接触，此种行为也被视为“贞操”的一部分，为做一个贤妻良母做准备。婚姻实行一夫多妻制，男人根据自己的地位和财力，可以多娶妻妾。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除了嫁娶很不相同，丧葬文化区别也非常大。
蒙古族原有葬俗是进行秘密埋葬。据《黑鞑事略》、《草木子》等文献记载，这种秘葬“其墓无冢，以马践踏，使如平地。”之后“树皆丛生，后成密林，不辨墓在何树之下”。过去，无论贵贱贫富，蒙古族死者一律采用这种丧葬方式。前面我所叙述的成吉思汗陵的埋葬方式正是如此。到了元朝，蒙古族的丧葬习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贵族、官僚接受了汉族的许多葬制，不仅出现了石墓、砖墓、瓮棺墓或火葬，随葬品也发生了变化，而且都不再采取秘密埋葬，不仅墓上堆有封土，而且还有墓碑、墓志铭等。
汉族人的丧葬习俗普遍讲究坟墓显著。丧葬对于汉族人来说自古以来都是人生非常重大的事件，越是地位显赫的人越是讲究丧葬的隆重和陪葬品的珍贵。贫民活得艰难死得也不风光，因地位和财力的局限，陪葬品也很敷衍。普通百姓死后要求一口棺木和简单的随葬品，死者装入棺木中，埋入地下，一般都采用土葬。在埋入死者的地方用石头或土块垒成条形丘状，头大尾小，配以墓碑和墓志铭，墓碑上刻写介绍死者生平和功绩，有“盖棺定论”的说法，即人死了要对死者一生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只有帝王、王公大臣和地位显赫、财富丰厚的人死后，他们的墓葬才采用秘葬，主要是预防盗墓，因为死者有丰富贵重的随葬品。汉俗中“死者为大”，要求给予死者尊严。汉族人忌讳身首异处，追求全尸而葬，即使是在宫中服务的太监，死后也要将保存起来的生殖器官安放在棺材里，意即“还一个全尸”。每年的清明节是家族、家人悼念祖先亡人的祭祀日，每逢国家、地方和民族盛大隆重的节日期间，也要悼念先人和亡者，这是汉文化中“忠孝”的重要内容。
其实，在一个相同的民族中，族群虽然一样，却也因为居住环境的不同而同样存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巨大差异。
我的父亲是四川眉山地区的农村人，是四川著名的产粮区，我自己则出生在四川平武农村，成年后又去阿坝藏区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也分别在阿坝藏区的草原游牧区和山地农耕区生活过，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比较深入地了解。
我所工作的草原牧区县若尔盖，以及周边的草原县阿坝、红原、壤塘和紧邻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同属于安多藏区，自古以来他们就有几兄弟共娶一妻，一人娶多妻等等婚俗制度，他们的婚姻观和性观念跟北方游牧民族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长期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居无定所，单家独户地游牧，造成男女相见的困难，谈情说爱自然也就去除了许多繁文缛节，他们比起农民来或农民集中起来的农业化城市，就少了婚前的花前月下和婚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浪漫与复杂。“钻帐篷”是最常见也最实用的恋爱方式。姑娘未出嫁时，过路的小伙，当地的青年都可以去到姑娘的帐房，姑娘小伙们更直接，更自然，父母再侧也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那些众多的青年小伙中，如果姑娘相中了谁就会给他定情信物，而姑娘婚前生下的孩子无论是不是跟她结婚的男人的骨肉，孩子都会跟之后出生的所有兄弟姊妹一样，不会受到歧视或虐待，在父母心中和抚养上跟亲骨肉没有丝毫的不同。这让我这个在农耕文化环境里长大的人十分震惊和敬服。我的许多朋友他们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大约是1985年的时候，我在若尔盖的一所牧场小学里当教师，当时学校里只有我和另外一位汉名姓李的老师，他的藏名我记不清楚了，李老师就是那个牧场里的人，他有很多同龄的伙伴，这使我有机会见识了“钻帐篷”的部分情形。他们怀揣“握可”（一种系着牛皮绳的金属打狗棍，收放自如，专门对付藏獒），手持长电筒，在我们的寝室里喝下许多江津白酒或毛梨酒后，就去到了草原里的帐篷处，接下来就是一片狗叫声此起彼伏。那时我也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极力怂恿我也去尝试一下草原的爱情，说不定还能找到意中人呢！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就想到白天上课时教室外的窗口上紧贴着玻璃的那些少女们美丽的脸，眼睛里那种特别的期待与火焰，而当我走近她们时，她们便会像树上的鸟一样一下子飞走了，在飞走的过程中发出放肆的清澈见底的清脆的笑声。只是最终我也没有能够成为草原的男人，但是那些日子我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幻想，过着煎熬的日子，留下了永远的遗憾。这样的婚俗和恋爱方式，我现在之所以能够认同，是因为我学会了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是离开农耕文化作为唯一审判标准后的觉悟，更确切地说，是因为内地的很多人也将我看成草原人，而事实上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草原，更不可能设身处地地去认识草原民族。我能被误认为是草原藏族人，我感到自己很荣耀，说明我在草原工作生活是用心的，真诚的，实际上我也知道我并没有得到多大改造，骨子里仍然是农耕文化的，不同的是懂得了站在别的民族立场上认识世界，认识文化。
在这些草原上，藏族人的丧葬习俗一般都采用天葬、水葬、火葬。他们的丧葬习俗跟北方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表面上看各不相同，其本质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同样是藏族，生活在岷江河谷、杂谷脑河谷、梭磨河谷、大小金川河谷的从事农耕的嘉绒藏族人，他们的丧葬、婚俗跟成都地区、中原地区等农耕文明的婚姻、丧葬等等习俗却并没有多少不同。游牧文化族群的蒙古族采用以马踏平墓地的秘葬和四川草原藏族采用火葬、水葬和天葬的方式，都是游牧性质所决定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在不断的迁徙中生存和发展，就不可能像农耕定居地区那样，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可以周期性地去祭祀、悼念先人或亡者。
所以，在相同或相近的环境里，产生的文化也会相同或相近。正是基于此种原因，进入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还是生活在民间底层的普通百姓，你一旦进入这个环境，被改造就会成为必然，这是生存环境所决定的。鲜卑人如此，乌桓人如此，女真人如此，蒙古人也如此，满人还是如此。无一例外。
九
猎人狩猎，牧人游牧，农人开垦，渔人捕鱼，不同的生存环境，孕育出的是不同的文化。如果各安天命，安分度日，便可安享太平，但人类历史就会静如死水，循环往复。关键是永远不可能。这些文明相互碰撞，世界就变得五彩缤纷，别有生趣。但这种文明碰撞的时候又是十分痛苦，惊心动魄。人类的历史已经这样做了，现在也并未停止，将来还会继续碰撞，只不过冲撞的文化类别更多，地域更广罢了。这就是人类。
草原是游牧民族的故乡，游牧民族像天空的流云一样，在马背上带领着自家的牛羊，不断地迁徙。他们的历史被马蹄带到不同的草原，他们的家是流动的，他们的心也是流动的，他们永远没有固定的家园。游牧文化是移动的文化，移动的文化是没有遗址的文化。游牧文化思维是运动的思维，他们永远不会静止地去认识世界。他们的婚姻是适应游牧规律的，他们的丧葬是适应游牧规律的，他们的房屋是适应游牧规律的，他们的生产是适应游牧规律的，他们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适应游牧规律的。游牧民族的一生是迁徙的一生，游牧民族的发展是在迁徙中发展，游牧民族的世界观也是运动发展的世界观。
适者生存，崇尚英雄是游牧文化的内核。谁是英雄就投奔谁、归附谁，反之就背叛谁，分裂谁。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哲学，这是所有游牧民族的哲学，这也是千百年来草原各种不同民族得以在同一片草原上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融合和没有灭族之害的法宝的内在原因。这是呼伦贝尔的性格，是蒙古草原的性格，是草原所有游牧民族共同遵循的哲学思想。所以英勇的蒙古人、鲜卑人、女真人、契丹人、突厥人都会归附在当时最为强大的某个民族麾下，在他们的哲学范畴里丝毫不会影响他们那个民族的气节和勇猛。从草原哲学的这个观点出发，来看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征服亚欧的战争中，在灭杀西夏国、苏丹国等的战争中采用的残酷的屠城政策，就是游牧文化对拒绝归附的极大不适应而出现的极端政策，是游牧民族的文化思维。
一年一度春草生，世世代代迁徙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主人换了几茬，草原依旧如故，曾为草原霸主的民族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生存踪迹了无痕迹，他们惊天动地的生存奋斗轨迹也成了让后人猜疑推测的历史烟尘。只有那些祖祖辈辈在迁徙路上传唱不息的幽幽怨怨的民歌，还露出些许先祖留下的蛛丝马迹。这正是游牧文化的典型特征。
土地是农耕民族的根本。农民在开垦的土地旁定居下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翻耕着同一块土地，祖祖辈辈被同一块土地养活，春耕秋收，循环往复，永不停息。他们面朝黄土背朝青天地躬耕于不动的土地，他们的历史紧紧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家是静止的，他们的心也是静止的，他们永远生活在安定的家园，不适应漂泊的生活。农耕文化是静止的文化，静止的文化是拥有许多废墟、许多遗址的文化。农耕文化思维是静止的思维，他们不习惯用运动的观点去认识世界，虽然他们有时候也要求自己运用运动的观点，但静止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婚姻是适应静止规律的，他们的丧葬是适应静止规律的，他们的建筑是适应静止规律的，他们的生产劳动是适应静止规律的，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适应静止规律的。农耕文化的一生是固定不变的一生，农耕民族的发展是在固定不变中发展，农耕民族的世界观也是相对静止的世界观。
积极进取而又崇尚中庸是农耕文化的主流。仁义治理天下，品德至高无上，上下尊卑长幼有序。这是中原农耕文明崇尚的哲学，这是所有农耕民族遵循的原则，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原汉民族在地貌不同、气候不同、东南西北习俗差异很大的广阔国度里共同形成和共同遵循的民族意识、文化意识。这是中原人的性格，是汉文化的性格，是所有农耕民族共同遵循的哲学思想。所以勤劳、智慧、包容的汉族人在他们的哲学范畴里，他们坚持道德至上，中庸处世，效忠民族和祖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民族大义民族气节至高至上，人人都做仁德君子。从汉文化的这个观点出发，来看汉族人对外族入侵的誓死抵抗，对游牧文化进入农耕文化核心区发生冲突的忍辱负重，忠于大义的杀身成仁，广纳各种文化化敌为友，相互学习的包容宽厚，就是农耕文化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的农耕民族的文化思维。
江月年年只相似，人生代代无穷已。世世代代躬耕于同一块土地的农耕民族，田地里的粮食种了又收收了又种，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春去冬来土地依旧不断长出新的庄稼，他们的房屋，他们的水磨，他们的邻居，他们的城堡，垮了又建建了又垮，一层一层在旧有的废墟上往上垒砌，连祖坟也埋成了坟园坟山，留下无数遗迹。他们的生存踪迹清晰可考，他们的奋斗记忆历历在目，正史野史记录在案，文学艺术排列有序。时序穿越千年，民族记忆深刻而显著。
去年12月，由开江贾载明先生耗时数年编撰的《中华贾氏人物传》（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书出版问世。该书收录了自春秋战国到公元2010年上半年间两千多年来贾姓人物的传略。众所周知，家谱反映的是同姓家族传宗接代的人物记录，跟国史、地方志一样重要。试想这样长的历史跨度，要搜罗一个家谱姓氏是多么艰辛而又难以办到的事情。在游牧文明中，别说是一个家族近三千年的繁衍历史，即使是一个庞大英雄的民族，也有许多族群烟消云散无从查考了，要编写一个民族的兴衰存亡尚且不能，何况一家一姓的族谱名录。而贾载明先生则轻而易举地花费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完成了，这充分说明农耕文化是善于遗留生存痕迹的，而贾载明先生起心动念做的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农耕文化的注意力。农耕文化是用静止的观点看待记录一切事物。民族文化、姓氏宗祠传承、地名名称、建筑兴废、朝代更替等等，都要讲依据说渊源，这是用一个不变的观点、标准衡量判断一切事物。这正是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混血磨合的过程中也是十分艰难的。
清朝康熙时，浙江汉族学者吕留良反清，他在著书、讲学中宣扬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这个提法，于是曾静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几个学生，筹划反清。这时已经是康熙的儿子雍正当皇帝了，曾静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代，他们断定岳钟琪一定能继承岳飞的遗志，就给他写了封策反的信。岳飞抗金是南宋的事，此时已经过了元朝、明朝两个朝代，清朝开国也有八、九十年了，他们还指望着岳钟琪凭着一个“岳”字高举反清大旗。岳钟琪是清朝高级军官，其尊宠是取代大将军年羹尧的军事地位，安能造反？岳钟琪收信后立即报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曾静这个谋反集团。又如，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在号召国人起来参加革命时，鼓动口号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谁都知道，此时的满清早就是汉文化的捍卫者了，满人曹雪芹创作的文学名著《红楼梦》，满人老舍先生创作的小说《茶馆》，里面的汉文化元素比汉族还汉族，满人身上已经很难找到满文化了，“鞑虏”已经没有实在意义。但辛亥革命启蒙者们，曾静们，他们就是静止不变的农耕文化思维的典型代表。
农耕文化中，婚姻对于女人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特别是明清两代对女人制定的“三从四德”和围绕三从四德编写的《女儿经》、缠小脚和狭隘偏颇的贞洁观。即使普通人家的女子也必须遵守这个道德规范。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女授受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和遍地的贞节牌坊等等，这种畸形的违背天性的民俗制度和道德标准，虽然极大地损害了汉族女人和关内满族女人的身心健康，但却在汉文化中时间久长、根基深厚。游牧文化环境里的女人则天性自然，有很大的自由人格。由于游牧民族的生存坏境，培育的婚姻观是迥然异于农耕文明的。前面我们已经大体了解了蒙古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的的历史婚俗，那种父死母嫁子，妯娌互嫁兄弟，兄弟同娶一妻，婚前自由野合等等游牧婚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定居的农耕汉文化所接受。可以说直至各种文化共存的今天，这种游牧文化的婚俗也不能被农耕民族所接受。这其实就是迁徙与定居派生出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即使像皇帝皇后那样身居最高统治地位的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中龙凤也不能享受“特殊”。如：隋朝时的母妃、皇嫂转婚下嫁皇帝杨广，唐朝时的母妃武则天转婚下嫁高宗皇帝李治，也不能被汉文化所容忍，也被汉族文化界定为大逆不道的“乱伦”，“昏君”，而这样的事情，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据考证，隋朝、唐朝皇帝就是鲜卑血统，其祖上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只不过也像祖上过去的婚俗效仿了一下而已。鲁迅都说：“唐朝皇帝多胡气”。
十
纵观历史，游牧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反倒显得放达得多。他们也同样具有祖德文化的荣辱观，他们也需要继承和守护民族的文化，他们难道就没有民族文化流失、灭亡、汉化的疼痛？从几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来看，北魏鲜卑、大元蒙古、清朝满人，他们所率领的民族进入中原农耕文化核心区后，认真努力地学习汉文化，他们不仅被完全汉化，而且上至皇帝下至平民，很多人都修炼成了著名汉族学者，他们对于汉文化的接纳、浸润积极主动，其捍卫程度、热爱程度、饱学程度丝毫不比土著汉族逊色。更可贵的是，他们没有强行推行自己的游牧文化，没有在汉族聚居的城镇、乡村，雕塑或书写代表自己民族文化记忆的先祖、符号和图腾，反倒是请出汉族人的圣人，运用汉族人的哲学文化治理国家。爱新觉罗•康熙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颁诏在全国各地维修或新修孔庙，兴办官学，通学儒家文化，修《明史》，整理刊刻汉学典籍集成《四库全书》等等。最为难得的是历代清朝皇帝祭祀汉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情真意切地书写祭文，歌颂汉民族祖德。也许帝王是为了自己家族的统治，惺惺作态，但客观上对于民族文化的磨合、混血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内迁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都融合于汉族之中，这是因为自华夏民族形成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高于周边各游牧部族，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内迁的各个游牧民族对汉族在文化上的认同，其实是汉化的过程。当然民族融合也不是单向的，它具有双重性。游牧民族融合于汉族，给汉族注入新鲜血液，从自然人种学上改变了汉族的血统和成份，在文化上也使汉族受益。北魏时，汉人的语言、衣、食、住、行等方面无不打上鲜卑文化的烙印。今天我们各族的风俗中，还保留许着多鲜卑人的习俗。后来的蒙古族、满族对汉文化也同样有影响。
总之，迁徙，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的追求与性格，定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耕的特点和品行，这两种文化一旦相遇，势必会发生巨大冲突，而最终又会磨合、混血，这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结果。试看今天的北京紫禁城、洛阳龙门石刻、呼伦贝尔的现代建筑…… 哪些是汉？哪些是满？哪些是鲜卑？试看今天的西安、北京、洛阳…… 车水马龙，人潮如涌，你能洞悉谁有女真血统？谁有鲜卑血统？谁有满族血统？
尾 声
然而文化的冲撞还在继续。民国初期，满人建立的清王朝统治中国已经三百余年，被汉化了的满族朝廷已经不再是当年关外那个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外族人了，此时的汉族人也像满人一样，人人都拖着一条长辫子。然而，出生于浙江海宁的汉族大学者、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却为清王朝覆灭而自尽了。
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研究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1927年6月1日，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北京之时，王国维留下了“经此事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拖着一条满人的长辫子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了。
王国维的自杀不值得嘲笑，这是文化冲突出现的极端结果，而此时的满清已经完全是汉族人的国家和朝廷了。
民族文化冲突、融合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无论你适应或不适应。民族文化的冲撞、磨合、混血的最大好处是增进了文化的了解，促进了民族的团结，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呼伦贝尔孕育了北方民族，培育了北方民族，使这些壮大起来的北方民族，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舞台上出尽了风头，成为中国不可磨灭的民族历史。呼伦贝尔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
最后，我用明朝布衣才子徐文长的《咏梅》诗来结束这篇散文吧：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梅花都不见。
作者简介：牛放，本名贾志刚，1963年5月出生，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作协第5、6、7、8届全委会委员、第7、8届主席团委员。散文、诗歌入编《中国散文年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散文诗年选》《中国诗歌白皮书》《中国诗歌排行榜》等数十种选本。著有诗歌、散文集《诗藏》《落叶成土》等5部。获冰心散文奖、四川文学奖、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等。多次担任四川文学奖等奖项评委，系四川省专家库专家。历任四川阿坝州作协主席、阿坝州文联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草地》主编、《四川文学》主编等职。中国作家在线签约作家。现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四川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互联星空中国书画院四川分院院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