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我们整整30年了，但在我的心里，母亲一刻也不曾离开。30年来，总有样东西难以释怀，那是因为，这期间我陆陆续续为老红军父亲写过七八篇回忆文章，却没有为母亲像样的写点东西。虽然在写父亲和写老家的文章里写到过母亲，但母亲总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每每想起这些就心生愧疚。
每年清明为母亲祭扫过后，倒也有拿起笔的冲动，但手中的笔却异常的沉重。这么多年来我一次次扪心自问，是不是母亲太平凡了，没有东西可写？是不是自己才疏学浅，唯恐写不好母亲？前者是否定的，后者才是难以下笔的真正原因。因为写母亲的文章报刊网络不计其数，我心里非常清楚要写好母亲，特别是我的母亲并非易事。
今年清明去会同老家为母亲祭扫，儿子因种种原因不能参与，只有爱人与我同去，这样反而与母亲呆的时间更长。爱人善解人意，见我坐在墓前接连抽起烟来，便悄悄到一边等我。此时此刻，偌大空旷的山场，几十年来我第一次在这独自陪伴母亲，倾诉我的思念之情。回家后，我才鼓足勇气，重又坐到案前，拿起笔来……
一
1917年秋，母亲出生在会同茶子山下一户彭氏家中，外公家境贫寒，没有生育儿子，3个女儿中母亲排行老二，13岁那年被送到县城一连姓人家做童养媳。说是跳出了农门，不承想又做起了菜农，种菜卖菜成了母亲的主业，稚嫩的肩膀几乎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女儿，也是这一年，年长母亲5岁的丈夫当了红军，一别十六七年杳无音信，直至解放后母亲才得知丈夫光荣牺牲了，自己成了革命烈士的遗孀。十六七年的念想破灭了，十六七年的谜底也终于解开了，母亲只好带着相依为命的女儿回到了茶子山下的娘家。
1950年冬，离妻别女参加红军20年、出生入死带着一身伤残的父亲回到了排上老家，迎接他的除4个弟弟和一双女儿，却不见妻子和父母的身影。原来，作为红属的父母早已被迫抱病去逝，妻子因丈夫久无音讯也无奈改嫁他人。双耳失聪的父亲好不容易弄清原委后，面对物是人非的境况和变故，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父亲，也流出了辛酸的泪水。
回乡几个月后，弟弟们便张罗着为年近五十的父亲重建家庭。有人介绍了一个国民党营长的遗孀，父亲耳聋不明就里，组织上知道后出面干预，最后还是经媒人撮合与离排上村两里地的母亲见了面。虽然母亲小父亲14岁，但相似的命运，相同的遭遇，使他们一见钟情，母亲便带着17岁的女儿嫁给了父亲，重新组建了新家。
父亲当兵离家长达20年，弟弟们都以为父亲成了“烈士”，除父亲名下的那两间老屋，其它家什都被弟弟们瓜分了，面对空荡荡一贫如洗的家，重建家庭谈何容易？刚回来的那几个月，父亲都在弟弟家搭伙，现在娶了老婆，生产生活用具用品都要重新置办，而父亲刚刚返乡，国家还没有施行供给制，身边又没有什么积蓄，政府拨付的作为安家费的一万五千斤稻谷，当时全部寄存在弟弟们的家中，已有部分被他们食用了，也一时难以变现。母亲并没有怂恿父亲去向弟弟们求助并要回原来的家具，而是不声不响变卖了自己的细软和首饰，才将新家支撑起来，母亲的举动，使排上村的人刮目相看。
排上村与富家窑村隔河相望，相距不足3华里，那是个大村庄，一色的黄姓人家，父亲原来的老婆彭氏就改嫁在那里。父亲返乡后多次到那里看望过前妻，再婚后父亲也曾去看望过，但比较隐蔽了。父亲的心思哪里能瞒过精明的母亲，一次母亲主动提出要陪父亲前去看望，弄得父亲措手不及，此后，母亲每年都有一二次同去，她们以姐妹相称，像亲戚一样走动。我们懂事后，曾听母亲跟人说过，她这两姐妹是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她为肖家生女送终，很不容易，于情于理都应该感激她。所以她在世时，父亲或母亲都多次带着我到她家做客，母亲的宽宏大度，在乡里一时传为佳话。
像我们家与其他的再婚家庭比起来，成员关系还要复杂。父亲参军前已有两个女儿，母亲改嫁带过来一个女儿，再婚后父母又生了我们3姐弟，这还不算，后来又带了一个养女。这一大家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和养女及父母亲生的子女，姐妹之间、姐妹与父母之间微妙的关系若处理不周，很容易在姐妹大人中产生矛盾和间隙。父亲再婚前的小女儿与母亲带过来的女儿及养女在五六十年代先后出嫁，虽然家里的条件不断改善，但在为她们置办嫁妆等方面，母亲认为都是肖家嫁出去的女儿，做到一碗水端平，不另眼相看，使她们一个个都心存感激，与娘家与姐妹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融洽。
二
父亲抗战时双耳被炸全聋，左手与日军拼剌刀负伤成了二等乙级残废军人。父亲常抱怨说，少条腿或少条胳膊都比这耳聋强，还能继续为党工作。的确，就因这要命的耳聋，不仅使父亲赋闲在家，而且与人交流困难，且常常产生误会。正因如此，几十年来父亲家里家外的事情一概不管，大事小事均不过问，过着拿工资的“农民”生活，一天到晚垦荒种地，栽树养鸭。而教育子女、操持家务、人情往来等自然而然便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母亲不负重托，为人处事在乡里有口皆碑。
我们家在排上老屋生活了几年，两个姐姐都在那里出生，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两间老屋显得拥挤不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区政府对圩镇进行改造，安排我家在会同街上建了新房，从此搬离了排上老家。
刚开始的几年，父亲在老屋还留有床铺，隔三差五回去可以歇歇脚，遇上兄弟姐妹们归亲嫁女，还能在老屋住上一晚。后来母亲觉得四叔家子女最多，住房紧张，没与父亲商量，把老屋的钥匙交给了四叔，让他全家搬过去居住。四叔逢人便说，我这命就贱，住上大哥那翻修粉刷一新的“小洋楼”，全家人几个晚上都没睡好，他这不经意的调侃话，却使村里村外的人羡慕得很。几十年中，老屋也发挥了最大的效能，四叔的几个儿子都在老屋铺的婚床，迎亲生子，使四叔一家很是风光。
对待兄弟姐妹如此，对待乡邻街坊又何尝不是这样？“真心待人，尽心帮人”，这是人们对母亲一生的评价。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月子会”是解决群众急需用钱的民间主要筹款方式，类似现在的“零存整取”。发起人邀集10个人，请一桌“月子酒”，每人每月凑10元钱，但要邀齐10人也不容易，毕竟那时每月准时拿出10元也不是小数目。而母亲总是有求必应，甚至同时参加过几个月子会，且往往主动最后归钱。那时，只要发起人说母亲参加了月子会，这个月子会便能组织起来，且没有风险之虞，若是中途有人手头紧张，母亲还会先垫付出去。街坊们娶媳妇、做房子，也少不了向母亲借钱，少则一百元，多则数百元，只要他们登门相求，母亲都不会驳人家的面子。母亲常说，成全一柱婚姻，比做什么善事都强，做房子是百年大事，能帮则帮，人家几代人都会念你的好。
计划经济时期物质匮乏，像面粉、面条、猪肉一类的食品凭票供应，且很难买到。街坊中哪家来了贵客或生了小孩，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母亲，所以那时我家的购粮证上，记录的几乎都是面粉面条。十日两圩我家买的猪肉也最多，这两个部门的人都知道父亲在北方生活惯了，爱吃这些东西，虽很为难，但也都尽量满足。对于这类事情，我家帮了他人，往往还要垫上粮食指标，好在家里有一亩多稻田，可以弥补全家的口粮。
我出生时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母亲属于高龄产妇奶水不足，那时乡下没有奶粉，每天靠煮粥喂养，父母为这现在看来极其普通的米粥，竟然吵起口来。吵口的原因，是母亲多煮了一碗粥给大我3岁的二姐吃，父亲埋怨母亲将粮食接济了乡邻才造成了粮食紧张，母亲责怪父亲把粮食拿去开孵化厂了，才使家里粮食不够吃。那时父母为节省粮食，也像其他群众一样靠糠团、杂粮充饥，父亲因此经常便秘，严重时需用手抠排便。对此，父亲却满不在乎，说困难是暂时的，比起长征时吃树皮草根好多了。
在我孩提时的印象当中，时常有排上老家孙叔和同姓本家或街坊们发生矛盾纠纷，跑到家里找母亲给评理的，也有搬母亲到老家去调解的。母亲对此从不厚亲薄友，偏袒一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不知化解了多少矛盾，但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开玩笑说，母亲是个不拿薪水的民间妇女主任。
三
父母再婚后生了我们3姐弟，五十年代后期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出生时，父亲已是56岁的高龄，母亲也有42岁。老年得子的父母疼爱归疼爱，虽然在生活方面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但对我的教育与两个姐姐相比一点也不含糊。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时，铅笔用得只有一寸多长，我嫌不好握不肯写字要母亲换新的，母亲没依我便哭闹起来，将笔摔到地上。母亲并没有打骂我，而是一边耐心地给我讲勤俭节约的道理，一边捡起地上的笔，找了根小竹竿将铅笔绑在一起便于抓握，重新哄着我写字，这样又用了两天，直至铅笔不能再削了，才给我换新的。区区小半截铅笔的小事，却反映出母亲不拘小事、精打细算的品格，也以此从小培养了我们姐弟3人“小处着手，大处着眼”的处事作风。
榜样是无形的力量。在老家会同，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可以算是全乡数一数二的，全家的衣食住行县乡政府关怀备至。按理，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应该安享晚年，过上悠闲自在的老年生活，可恰恰相反，我家在河滩上开垦的稻田菜地从起初的一亩变成了近两亩，春秋种水稻，冬季栽油菜，除耕种请人帮忙外，平常的耘禾、施肥、喷药、收割，都是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所以对农业知识、农时节气，我们姐弟都非常清楚，也从小培养了我们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们姐弟受益终生。
我们3姐弟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期高中毕业的，“文革”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赶上了。那时政治挂帅，上课时断时续，母亲却要求我们不能赶潮流、凑热闹，更不能放松学业，所以我们通过自学，都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文化基础。虽然我们高中毕业没能赶上1977年的恢复高考，但通过自身的努力，大姐当上了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二姐下放后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我自己留城分配后也曾获全省职工“自学成才奖”，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在当时我们3姐弟也算没辜负母亲的一片苦心。
1976年刚参加工作时，供销社领导安排我到集体商店做会计，我一听便懵了。那不是八九个老头老太太的商店么，我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天天与他们厮守，如何相处啊。我垂头丧气回到家，母亲问明原委，开导说：“组织上让你去做会计，说明那里需要你；他们年纪大，却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学习。只要你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组织上自然会器重你。”正是母亲的教诲，使我爱上了供销社，从基层到县里，一干就干到退休。
1987年初，我家在县城买了房子，为了让我的几个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把3个小孩的户口迁进了城，准备将他们转学到县城读书。可我们夫妻的工作在乡下，谁来进城照顾孩子们的生活，成了一大难题，这时年逾七旬的母亲挑起了随孙女们进城的重担。也许是我们夫妻年轻无知，也许是我们太过自私，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母亲毕竟也是年迈之人，也有生病的时候，照顾3个孩子的生活谈何容易！从此，虽然老家离县城不远，但我们与母亲却成了天各一方。
两年后1989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出差进城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看望了母亲和孩子们。母亲虽然很高兴，但看上去气色不好，人也憔悴，问母亲是不是生病了，母亲才说这几天比较疲乏，手脚无力。我说带母亲去医院看看，母亲赶紧说不碍事，你工作忙下午还得赶回去，别误了班车，我自己会去诊所开点药。临走，我叮嘱母亲下午要去看医生，还将身上仅有的二十几块钱硬塞给了母亲。母亲站在门口，一直目送我走出巷子，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一走，竟成了与母亲的诀别！
次日清晨5时许，我们还没起床，离我家不远的邮电所的老黄就到我家门口大声呼喊我接电话。我赶紧跑到邮电所拿起听筒，是县城岳父打过来的，他说你母亲病重，赶紧过来。放下电话回到家，我心里总有种不祥的预感，留下爱人在家照料87岁的父亲，我便急匆匆找了辆车子叫上大姐夫直奔县城，气喘吁吁踏进家门，只见岳父母和几个孩子神情黯然的站在楼下等我们到来。我和姐夫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去，只见母亲盖着毛毯双眼紧闭，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我一下扑上前去，紧紧握着母亲冰凉的双手，放声痛哭起来。母亲啊母亲，您怎么就这样匆匆忙忙的走了，您怎么舍得撇下您最疼爱的且不懂事的儿子？母亲啊母亲，做儿的三十来年让您操碎了心，却没有照顾您一天，为什么不给我机会，那怕一天让我尽尽孝啊，您这一走，却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擦干泪水，我与姐夫将母亲抱到楼下的厅堂安放好后，一边安排母亲的后事，通知乡下的亲人赶来县城，一边着手清理母亲的遗物，因为下午要将母亲的遗体送回老家。当我从母亲的裤袋里摸出叠得整整齐齐的我头天中午给她看病的二十几块钱时，我又一次泪水夺眶而出……
几天后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大姐夫好意的提醒我，生前都是母亲管家理财，现在还没有看到母亲的存折借据，要不去银行查询一下？我一直沉浸在顿失母亲的悲恸之中，摇了摇头。这时，数百人为母亲送葬的场面又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忽然发现，母亲生前为人处世的宽宏大度、乐善好施、勤俭持家，不正是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财富么？！
作者简介：肖兆生，江西宁都县人，《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家在线》注册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尤以散文、报告文学、诗词为主，至今在全国各级报刊和网络发表文学作品130余万字，新闻作品3000多篇，30余篇（首）文学作品获各级奖项，有散文入选《中国作家网》“一周精选”和“平台推荐”，出版个人文集3部，曾获江西省职工“自学成才奖”、全国行业宣传信息工作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称号，九十年代至今先后兼任县作家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