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张宗子很久了。他的读书随笔写得很好，又与被黄裳称为“绝代散文家”的晚明张宗子同名，不知是不是巧合。最早读他的随笔集《书时光》《垂钓于时间之河》，十分畅快，甚合我意。2012年为花城出版社编随笔年选，立即想到了张宗子，觉得文坛对他关注不多。后来经出版社朋友的介绍，终于联系上了张宗子，才知道他供职于美国纽约的一家图书馆。张宗子对我选他的文章很高兴，他来信说，之前已经读过我为其一册文集所写的评论，并表示要送我一册新作留念。考虑到他人在海外，十分不便，就婉谢了。后来有一阵子，我很想收集几本心仪作家的签名本，便想到了张宗子，于是就有了他寄来的这册《往书记》。
我之喜欢张宗子的文章，或许还在于从读周作人的书话文章而培养的趣味。各类报刊文章读多了，当代写作随笔文章的，尤为青睐的几位，老一辈的，我喜欢北京的谷林、长沙的朱健和锺叔河，太原的李国涛，以及上海的黄裳和鲲西，年轻一些的，便有北京的止庵、孙郁，苏州的王稼句、东京的李长声，以及远在纽约的张宗子。这几位作家都热衷于写作读书随笔，介于学者和作家之间，他们笔下的文章书卷气极浓，但能够言之有物，娓娓道来，看似漫不经心，闲话闲说，实则又是苦心经营，这或许就是一种“如面谈”式的文章风格。关于这册《往书记》，乃是张宗子谈过往之书的回忆，这令我很想起周作人的系列文章《旧书回想记》。其实对于写作的人来说，有时候颇需要一些谈话的主题，谈自己的读书记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我们读这些有关读书回忆的系列随笔，也或许会有些“嚼饭于人”的感受，即使有不敢恭维之处，也会颇有些令人着迷的兴味了。
近来又将宗子先生的这册《往书记》找了出来，粗粗翻读一过，便发现有不少的共鸣之处。虽然他年长我许多，阅历也很丰富，读书的经验和心得自然要高出我不少，但我很为这些相同的感受而感到庆幸。书中有一篇谈钱锺书《管锥编》的，他写自己追随多年的作家，只有“两个半”，其中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钱锺书，而另外的“半个”，则要算是周作人。这令我想起去年我们见面时的闲谈，我曾提到自己最喜欢的现代作家，仅有鲁迅、胡适、周作人和钱锺书四位。他听到我谈及此处，立即从座位上起身，与我紧紧握手，以此来表达他的认同。我记得他此时的眼睛，非常的光亮。读书的共鸣，可能就是这种感觉了吧。但我与张宗子也略有不同，他对于鲁迅和钱锺书的评价最高，我在排序上则是略有区别的。对于他认可的那“半个作家”周作人，他对其文章的评价是“似淡而腴，余味深长”，这个还是很妥贴的，我亦甚是赞同。
颇有共鸣之处，还有不少。诸如他谈木心，便有这样很犀利的论断，“以时代论，他是自觉的‘遗民’，始终窝在民国时代的沪上不肯出来；以地域论，他人在海外，是很满足的游离。因此之故，他以《诗经》和《楚辞》接古希腊罗马，自然而然。中间虽缺少必要的过渡和衔接，然而也能成立。总之他在精神上与当代的中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最大的好处便是，身上没有这个时代的烟火气，在此意义上，他几乎是纯洁的。”我读此处，想到大约十年前，木心热初起，一位很要好的批评家朋友赠我了一册评论集《读木心》，我在读过后曾做过一篇《木心之所以为木心》，所写与宗子的此番感受如出一辙。我当时认为木心的文字为精雕细刻的“盆景”，也算是初读木心的感受了。我对木心的认识，从起初的漠然，到后来的逐渐认识，乃至热衷，最终直至淡然。这样例子，还有董桥一家，虽然他们未必是同类的作家，但带给我的阅读体验，却是很相似的。
我编花城出版社的随笔年选，张宗子的文章选得最多。从2012年起，陆续选了他的《重读<水浒>》《秋天的湖》《梦中的忽必烈汗》《天涯风雪林教头》。这些都体现了我对他的关注和偏爱。特别是那篇谈外国文学的《梦中的忽必烈汗》，写得真漂亮。我曾在年选序言中这样评论：“这位身在异乡的中国作家，心静气古，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毫不吝啬自己对于西方文明的喜爱和赞赏。”
读张宗子的文章，又有幸与他结识，读其书又识其人，故而我对他的读书写作，也逐步地加深了理解。我很佩服他的安静，远离故土，远离母语，也远离所谓的文坛和读者，却始终保持了一种纯粹的热爱与专注。对于写文章，他建议我不必在意小圈子里的赞誉，那样往往会产生一种自我陶醉感，而有时一些不认识的读者在微博上的评议，往往真实而随性，却是值得注意的。我在见面时请他在《往书记》上题跋，他写了“博观约取，得从容之趣”几个字，并以此与我共勉，但我知道这是他的忠告与期待。记得第一次见面聊天时，他谈起在纽约，常可见到王鼎钧先生，便问他可否帮我求一册王先生的签名本。我随口一说，没想到一年后，他归国约见，特意带来了鼎公的两册签名本，分别为散文集《左漩涡心房》和《意识流》，都是鼎公早年的代表作，系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初版本。我得到这两册跨越万里而来的著作，以为这就是文人的一份真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