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那年，迟子建写作了有生以来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70万字的《伪满洲国》。小说首发在南京的《钟山》杂志，作家社和人民文学社曾先后出版，近日又由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就有了这次采访的由来。
迟子建拒绝了面访和电话采访的要求，这位成名已久、获得过茅奖和三次鲁奖的东北作家偏爱笔谈。记者不得不用邮件提问，这同时意味着交出了报道的主动权。好在数日后得到的回答翔实恳切，对于其中不便回复的问题，她又打来电话进行了解释。
她坦言，比起她的另外几部长篇，《伪满洲国》受到的关注和评论不算多。首先70万字的体量就让人望而生畏。但对于迟子建来说，这部长篇难以忘怀，不仅因为这是她婚姻的纪念，也是她文学青春的最好纪念。
说起写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期间，不过当时想法并不成熟。那时，她的同学莫言、刘震云、洪峰等人已是著名作家，而她尚未有足够分量的代表作。
1990年年底，迟子建去日本文化交流，一位白发老人问她，“你从满洲国来？”她觉得刺耳，又觉得受到了侮辱，“他显然把这片土地当作了他的故土。”
回到哈尔滨，她准备《伪满洲国》的写作。这次写作，与她既往凭借经验去创作的方式不同，她耗费大量精力收集伪满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民俗和生活细节方面的笔记，以求能真实还原当年的味道。
但她筹备了7年，一直没有动笔，“我知道这是块难啃的骨头，很担心写作会损伤健康。”直到1998年，迟子建与塔河县委书记黄世君结婚，婚姻带来的幸福和稳定，让她有信心开始写作《伪满洲国》。
以编年体形式呈现那段历史，是她消化素材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认识。“因为这十四年的历史可叙述的东西太多了，我用编年体的方式，可以删繁就简。” 她至今认为这本书是她30年写作生涯遭遇的最大挑战。“我选择了婚后的幸福时光营造它，因为那是心情和体力最好的时期，可挑重担。”
两年以后，当迟子建创作完毕拿到样书时，送给了丈夫，她在扉页对丈夫写下：把我目前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送给你，它是我的，更是你的！
2002年，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因车祸意外去世。如今，迟子建送给丈夫的《伪满洲国》依然摆在两人故乡的书架上。“如果是在故乡，我会从卧室的书架上，取下我送他的这部长篇，轻轻翻动书页，希冀与他留下的指纹重逢。”
2010年，迟子建当选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这个身份的好处是，“可以为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同类，做些有益于他们文学发展的事情”，不过因为要做一些事务性工作，也牵扯精力。做了8年作协主席，现在她基本适应了工作和写作的节奏，两部长篇《白雪乌鸦》和《群山之巅》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
现在，迟子建依然不用微信，手机只收发短信和接打电话。她并不担心这会影响一个作家对时代的把握，“作家了解时代，更多地应该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而不是资讯。”
对话
有如在漫漫长冬，一次持续的文学燃烧
读品：写作这部小说，缘于一位在伪满生活过的日本老人的询问，在您看来，这些在东北生活过的日本人，对东北怀有一种怎样的情绪？
迟子建：其实想对这段历史做文学书写，上世纪80年代在鲁迅文学院求学时就萌生了。但那时无论是资料准备还是写作储备，都很难实现这个愿望。而写作火苗的燃起，是1990年年底，冬天的时候，我参加中日友好青年的交流活动，到日本访问。有天在东京，晚宴结束后，一个两鬓苍苍的老者朝我走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30年代在东北的一家日本通讯社做过记者，他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就是这句话，刺痛了我，击中了我，他显然把这片土地当作了他的故土。我归国后开始了资料的准备。从筹备到写作出版，历经十年。当年这期间我也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但毫无疑问，这十年的文本中，我个人最为看重的就是《伪满洲国》，创作这部长篇，有如在漫漫长冬，一次持续的文学燃烧。
读品：有不少日本人抗战胜利后没有回日本，而是留在了东北，您跟他们有过接触吗？
迟子建：选择留下的，多种多样。但从资料来看，因为婚姻的缔结留下的居多。有的是抗战胜利之时，仓促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有的是因为喜欢中国，早就娶了中国人做老婆的日本人。当然，这里还有战争遗孤，寄养在中国人家庭。
读品：日本翻译出版过这部小说，它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哪些评论或反响？
迟子建：日本翻译出版这部长篇，是在2003年，由日本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书名是《满洲国物语》，译者是《邓小平传》的作者孙秀萍女士。书籍出版后，她来哈尔滨，我接待过她。她是记者出身，主业并不是文学，可能在翻译上会遇到一些障碍吧。在翻译之前，我跟出版社和译者都强调，不能删改，他们也尊重了我的想法。十几年过后，日本又翻译出版了我的另外两部作品和一些中短篇，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而《满洲国物语》没再加印，我想影响有限吧。去年韩国一家出版社已经买了《伪满洲国》的版权，目前在翻译中。看来亚洲国家对书中涉及的这段历史和人物遭遇，比较感兴趣。
读品：书中的溥仪也是作为小人物来写，他的传记《我的前半生》里面有没有一些细节触动了您并运用到小说中的？
迟子建：我将能找到的关于溥仪的资料，大都看了。《我的前半生》当然看过，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我不能完全认同它是溥仪心灵的证词。我从一些他的随侍的回忆录中，了解了更为真实和人性化的溥仪，这对我塑造他帮助更大。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洁癖，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外出，随侍都要备好酒精棉盒，所以我写到苍蝇落到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他会立刻唤随侍用酒精棉擦拭留声机，他外出“巡幸”，觉得四处是灰尘，也要用酒精棉擦拭手。也许他深陷肮脏之中，所以才有这种对洁净近乎强迫的癖好。这类细节就是小说所需要的。
读品：历史赋予小说以广度和深度，却并非谁都能驾驭。您写作这部历史小说，无意去还原那段历史，但同时又要保持历史的真实，如何做到这一点？
迟子建：这个问题很好，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小说赋予历史以别样的深度和广度。因为对历史的开掘，每种艺术所呈现的风貌都不同。即便都是文学的方式，切入的角度、钩沉的往事，也都不同。历史的真实在我的《伪满洲国》，当然有呈现，而我采取的方法，就是把事件放到生活之流中，去捕捉它的波澜。
读品：小说采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伪满洲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如抚顺平顶山惨案、日本拓荒团、清乡并屯、关东军细菌战731部队、抓劳工建要塞、东北抗联等等，也都嵌入小说当中。您查阅了大量资料，有没有采访一些亲历者或见证者？
迟子建：小说发生的主要场景，集中在当时的新京、奉天和哈尔滨，当然它还辐射到你说的抗联队伍踪迹以及日本开拓团等。这些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景，我大都去过。我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消化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艰难过程。因为它们是这部小说不可或缺的土壤，但不是种子。种子还是艺术之光，也就是这部小说的核。以编年体形式呈现那段历史，是我消化素材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认识。因为这十四年的历史可叙述的东西太多了，我用编年体的方式，可以删繁就简。而对那个年代的复原，很多得益于当年老一辈亲人所讲的故事，比如我小的时候，爷爷讲过，日本人侵入东北时，有一天我奶奶在院子洗衣裳，日本人投下一颗炸弹，奶奶被吓破了胆，不久便离世了。
读品：小说写到1945年为止，但这段历史的影响远未结束，您觉得这段殖民历史给东北以及这个地方的人民带来了什么？
迟子建：我在《伪满洲国》中写到一对双胞胎兄弟杨昭和杨路，他们各持一面铜镜的半块，他们的爷爷希望这两兄弟不要离散，这面铜镜能够圆满。但事实是，他们一个参加了抗日队伍，因为叛徒出卖牺牲了，一个出家为僧，被胡匪饕餮了。这两面铜镜在结尾时重逢了，但持有者却不是两兄弟了。战争带给人民的，就像那两块离散又相聚的铜镜，无论怎样，都有一道看见或看不见的裂缝，透视着岁月曾有的阴霾和凄风苦雨。
读品：写作数十年，您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您个人心中，这部作品处于怎样的位置？
迟子建：迄今为止，我发表了七部长篇小说，《伪满洲国》是我长篇中字数最长的，有七十万字。在我心目中，这部作品是处于我长篇前列位置的。我筹备这部作品时还不到三十岁，写它的那年三十四岁，能够耗时两年，在三十五岁完成这部作品，对我的文学青春来讲，是珍贵的纪念。当然，这部作品也有遗憾之处。但我交与译林出版社时，在重读的过程中，依然觉得，即便时隔二十年后我重写这个题材，未必有当年做得更好。它的浑厚和朴素，以及编年体的结构，我依然满意。如果现在处理这个题材，可能在人性层面的复杂性上，会把握得更好一些。
读品：有何新的创作计划？
迟子建：写作是我持之以恒的爱，而爱的表达也需要机缘。所以当作品没有面世之前，所有的计划还都是计划。何时进入下一部作品，要等到这种爱汹涌澎湃的时刻，因为自然流淌出来的“爱”，才不会令自己和读者失望。
迟子建,1964年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出版有九十余部单行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小说集《北极村童话》《白雪的墓园》《向着白夜旅行》《逝川》《朋友们来看雪吧》《清水洗尘》《雾月牛栏》《踏着月光的行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散文随笔集《伤怀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获得第一、第二、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文学奖励。作品有英、法、日、意、韩、泰、荷兰、瑞典文等海外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