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省城驱车千里回到农场探望母亲。母亲说，你回来得正好，不要整天就知道出去喝酒，给我干点活，搬家。
母亲今年已经80岁，性格开朗，身板硬朗。前些年农场搞城镇化建设，盖了好几个居民小区和别墅区，住在生产队的职工都陆续搬到场部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楼房。我们兄妹几个凑钱给父母在场部买了套八十多平方米的楼房。老人恋旧，舍不得离开生产队的老屋，楼房装修好一年多，一直没有搬新家。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好冬天在场部楼房里住，夏天仍要一个人回到生产队老屋里住，养点鸡鸭鹅，侍弄屋前的小菜园。看着母亲年龄越来越大，一个人在生产队，我们自然不放心，就催她搬家，她总是说，趁我还能动弹，就让我在这老房子多住几天吧！
听三弟说，为了让母亲搬家，他可谓绞尽脑汁，最后请在电业所工作的同学带着电工工具来到母亲居住的老屋假装安全检查，说这个房子线路老化严重，如果继续供电就有发生火灾的危险，并当场掐断了电源。母亲害怕了，终于决定搬家。
找来一辆搬家车，来到我们一家曾经居住几十年的生产队。一生勤俭的母亲并没有多少东西可搬，无非是一些不舍得扔的老物件。从仓房里往车上搬东西时，我看见屋角有一对破烂不堪的铁皮水桶。其实，我对水桶是有印象的，它三十多厘米见方，半米多高的样子，桶口对应两侧分别有一个耳朵，安着半圆形的提手把，用于手提或者挂扁担钩。我用脚踢了一下那两个铁皮水桶，对母亲说，妈，这东西你还留着干啥，底都烂掉了，卖废铁人家都不要，扔了得了。母亲急忙把我推到一边，说，给我留着，可别扔。然后一手一只轻轻提起那对铁皮水桶，转圈反复端详，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情，说，这对洋铁皮水桶还是你爸那年出差，在萝北县供销社花5块钱买的，新的时候可好看了，银光锃亮的，为我们家出了不少力呢。那时候生产队将近60多户人家，就有一口露天手摇轱辘井，吃水可费劲了，每天早上挑水要排好长的队。水还不干净，下雨刮风，经常有鸡鸭鹅毛等脏东西掉进井里，打水的时候要把水桶放下去，在水面上来回荡好几下，才能打上一桶干净点的水，凉水要烧开喝，要不喝了就闹肚子。你们还小，你爸每天上班前都要挑着这对水桶挑一担水回家，你爸不在家的时候就我去挑，开始挑不动，磕磕绊绊的，一次只能挑半桶。这不你看——母亲指着一只水桶腰部的一个凹陷处说，这个印还在呢，是那年冬天我挑水的时候，井口边上冻的全是冰，我一下滑倒了，水桶磕在一块冰坨上，磕了一个大坑……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打铁管井，是十几米深的浅水井，生产队每家都打了铁管井，露天手摇轱辘井就不用了。生产队的水质不好，每家的井水压出来都有一股腥臭味，浑黄浑黄的，上面漂一层油一样的水锈，要撒上一层石灰过滤沉淀好几天才能吃。水锈严重，衣服都不敢洗，洗一水白衣服就变成了黄衣服，晾干了还硬邦邦的，像刷了一层浆糊。那时候我虽然已经高中毕业上班了，但工资很低，每月只有32元，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买存水的缸，母亲就把这对洋铁皮水桶用来当水缸用，轮流沉淀饮用水。那些年，我们全家洗衣做饭烧水全靠这两个水桶沉淀水。后来，这对铁皮水桶由于常年存水，底部腐蚀严重，出现了许多米粒大小的洞，开始漏水，母亲就用棉花将那些洞堵上继续用。进入新世纪初，我们都搬到场部住进了楼房，吃上了干净的自来水，这对铁皮水桶就用不上了。几十年过去，这对洋铁皮水桶镀锌层已脱离，露出里面生锈的褐色铁皮，灰暗斑驳，不再光鲜闪亮，水桶底部已经烂得像筛子。
这对水桶可是我们家的功臣，可别扔了，给我留着，母亲说着，像提着两个宝贝似的，将这两个水桶放在搬家车的车厢一角。我问，你把它搬到楼上有啥用？又占地方又碍事的。母亲孩子似的笑了，神秘地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搬家后的第三天，我在母亲的楼房阳台上发现了那两只铁皮水桶，它们被擦拭一新，静静地分别站立在阳台的两个角上，走进一看，里面装了大半桶黑土。母亲见我一脸诧异，得意地说，我要在里面种上两棵花，怎么样，挺好吧，不比买的花盆差吧。我想说，好看啥，难看死了。但一想，只要老人高兴就好，就说，真不错，挺好挺好，妈，你可真有才！
母亲听了我的话并没有笑，而是平静地叮嘱说，等我死了，你们也不要把它们扔了，捐给农场场史馆去，让后代人看看，让他们知道今天的生活变化多大呀！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北大荒发展建设到今天不容易呀！
(原载《黑龙江日报》2018年11月20日7版《天鹅》)
作者简介：刘宏，祖籍重庆垫江，生于黑龙江农垦绥滨农场。曾任《北大荒文学》编辑，黑龙江省作协会员，北大荒作协秘书长。先后在《人民文学》《黄河文学》《章回小说》《作家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多篇。箸有短篇小说集《雪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