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开创以鸿篇巨制的形式书写城市底层平民的传统
龚自强
谁能想到梁晓声会在2017年写出这部沉甸甸的《人世间》呢，像梁晓声这个岁数的作家能够保持创作的势头就已经很不简单，谁能想到他卯足了劲写了这一鸿篇巨制呢，这就不禁要让人叹服了。
并非简单冲着这巨大的篇幅而对梁晓声心生敬意，敬意更来自于在这一鸿篇巨制内部流泻着的浓浓的悲悯情怀，来自于小说至始至终贯穿如一的批判性锋芒。悲悯情怀源于梁晓声对城市底层平民的一腔深情，批判性锋芒则源于梁晓声对于造成城市底层平民生活始终在困顿中挣扎的种种“丑恶状况”的愤懑与不满。只能是梁晓声，而不大可能是任何别的作家，写出这样一部城市底层平民的浩瀚生活史。115万字的篇幅，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跨度，贯穿全篇的饱满的情感，未尝稍歇的批判性思索，十几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几十年生活中的细微点滴……可以肯定地说，梁晓声从来没有过如此浩瀚而精深的作品，也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将是梁晓声的创作中不可忽视的力作，如果指称为高峰或巅峰有失妥当的话。
如此篇幅的巨作，却丝毫未曾让人感觉情感的贫乏和情节的懈怠，而是始终让人觉得饱满。情节饱满，人物饱满，故事饱满，情感饱满，在全书终了的时候，这种饱满依然久久不散。这一切只能用梁晓声对于那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与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浓烈感情做支撑。几乎任何有力的作家，都会在某个时候（通常是晚郁时期）发现生养自己的土地与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的无限馈赠。他们无法拒绝来自于那片土地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灼痛而深情的目光，他们只能还债式地写出一部饱蘸着热血与深情的作品，才能勉强慰藉自己。《人世间》之于梁晓声即是如此，这让本书具有强大而深厚的写作基础，也几乎预定了它的将要获得全面成功。
好的作家都是可以造景以至造境的，《人世间》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如此宏观又如此微观地将A市底层平民的生活给予全面细致地呈现，几乎是凭空创造了一个世界，让人悲叹，让人感慨，也让人向往，让人怀念。小说聚焦城市底层人的日常生活，着力于对其做历史性呈现，试图打开城市底层人生活的广阔世界，揭示其不为人知的充满压抑、灰暗乃至黑暗的生活史。一旦将精力聚焦于真实的城市底层生活，小说就不能不渗透着浓厚的批判色彩。即便对之投射以浓烈的感情，梁晓声依然执意直面其中的残酷与卑微，时刻将批判性思索作为温热的情感之外，小说另一不容忽略的支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致敬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其厚重质朴的写作风格，标准的现实主义叙事，还是对社会正义和民间义气的铺陈，批判现实的激烈锋芒，等等，都可以看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流风遗韵。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这样“笨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梁晓声的确让人肃然起敬：他完全可以写一些无关紧要的轻盈之作，但他非要固执地探寻自己内心的呼声，他非要固执地接纳内心那些沉重的思索，并将之一一呈现。这毕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当然这也必然地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决心与信心。
以城市底层平民周秉昆的个人生活史为圆心，广角镜头式呈现城市底层平民的生活史，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呈现作家梁晓声自身的成长史。梁晓声并未对自己曾经经历的生活予以夸张的美化，他丝毫不回避其中丑陋、卑微以至低贱、命若尘埃的部分，某种程度上写出了城市底层平民的血泪史。如果不是抱着对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深情厚谊，更进一步，如果不是觉得不写出对于家乡那片土地的既爱又恨的复杂感情，梁晓声就不会在精神上如此刁难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人世间》，也是作家直面自己内心的一次勇敢之举。正因如此，比之于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我倒更为欣赏其中的批判性色彩与锋芒。任何一个简单的个人生活问题，只要我们愿意深入思索，就不难从中发现不容回避的批判性可能。面对1972-2016这一充满历史裂变与剧变的历史时期，作家就更无法禁锢自己的批判思索了。
站在城市底层平民的角度重新结构这五十余年的历史，梁晓声无疑打开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的面向。不同于正史中的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人世间》几乎是无奈又痛心地“发现”了历史更为卑微更为渺小的一面。这是历史的另一方天地，与正史同在，却几乎与正史的昂扬高亢无缘，这里低奏着的始终是低沉、喑哑的小调，偶尔的快乐与知足常乐而来的幸福总是转眼即逝，陷入更大的、更加无法掌控的黑暗与悲伤。
虽然以绝对温情的笔墨聚焦周秉昆等城市底层平民，小说还是敢于撕开对于城市底层平民的温情脉脉的情感羁绊，正视其在历史各个时期遭遇的种种冲击，从而写出一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真实。小说上中下三部分别聚焦三个历史时期，上部聚焦上山下乡运动，中部聚焦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东北国企改革，下部聚焦21世纪以来城市“贫民区”的改造。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平民的生活水平的确在不断提高，但从生活的精髓来看，平民生活的压抑感、动荡不安感等却是几乎一层未变。从阶层流动的可能性来看，几十年来反而是日益走向了阶层固化。以周秉昆家为例，虽然其哥哥姐姐借助高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阶层垄断，经过周聪一代人的“消化”，到周聪的下一代人则又几乎注定又要重新回到本原的阶层。
“……可秉昆那孙子，塌鼻梁，小眼睛，厚嘴唇，大嘴巴，没一处像你们周家的人，哪儿哪儿都像他妈。将来肯定是个丑男，又不是生在有钱人家，那就只能娶个丑老婆，再生个……”
相貌与阶层在小说中经常有相应的对应，作为一种坚韧而普遍的民间道理，被城市底层平民虔诚地信奉。这里借蔡晓光之口说出这些对秉昆孙子的评价，无疑有一种轮回说的阴影笼罩其上。秉昆的孙子几乎已经注定只能再回到城市底层。秉义妻子冬梅在秉义去世后的改嫁及远走美国也是对这种阶层固化的另一言说。冬梅只能离开周家，她身上的阶层属性决定了她不可能再在周家居留。这是与秉义的遗言并无关系的残酷现实。如果阶层不能流动，城市底层平民一生的奋斗就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言，他们对于权力与地位、金钱与物质等的追求也就将注定毫无希望可言。在这个意义上，梁晓声写出了城市底层平民最为让人惊心的绝望感。
除了阶层固化之外，城市底层平民还要受到权力的倾轧、物质的匮乏、金钱的短缺等种种制约，通向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景和其现实可能性每每构成巨大落差。梁晓声虽也试图写出城市底层平民获得幸福美好生活的可能，但几乎是很无奈的，他却要每每触及底层平民生活的各种艰难与悲哀。无论哪一个历史时期，底层平民的生活都没有任何保障，时刻在惊慌不安之中。光字片这一居住区域之所以能够烙印在读者脑海，就因为其最为真实地展现了城市底层平民的艰难生活。最关键的在于，这种生活几乎是停滞的。三部之中，每一部中这些城市底层平民都在栖栖遑遑地发愁，失业是家常便饭，居无定所某种程度上也是普遍现象。周秉昆家的两间房子已经足够简陋了，但依然是光字片一带比较上等的房屋。正是在这里，小说中的底层人有了一个经常集合的地点，砥砺友谊，共渡艰难。像《长恨歌》中“围炉夜话”的旧时上海小姐王琦瑶一样，周秉昆们也与他们所在的时代疏离以至隔离。大历史的波谲云诡当然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又看似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干系。他们永远都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只能在一种被限定的情境下生活。藉由这种几乎停滞的底层生活，梁晓声可谓穷形尽相地写出了城市底层平民的痛苦与悲哀。
但城市底层平民的生活并不止步于痛苦与悲哀，通过对围绕在周秉昆身边的底层平民友情、爱情、亲情的厚实叙写，梁晓声也写出了底层平民生活的某种坚韧与顽强，甚至也写出了底层平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绵延不绝的温情、温暖与互相滋养、知足常乐的快乐。尽管每一种明亮的颜色背后都有一种灰暗的色调伴随，也充满了难以尽说的利益纷争，流荡着嫉妒、贪婪甚或无耻的气息。梁晓声爱城市底层平民，但并不将这种爱上升为溺爱，通过对底层平民的大胆剖析，梁晓声也不放过对于底层平民劣根性的直书。秉昆妈、德宝爸对权力的崇拜让人无语，龚维则和龚宾对名利态度的剧变让人不寒而栗，周玥对于钱、亲情、权力的势利眼光让人只能哀叹，更有甚者，从小叛逆、文艺气质浓厚，且成为知识分子之后的周蓉在冬梅妈面前却也能够表现出十足的市侩范儿……正因为爱之深，梁晓声才更加“恨之切”，也才能够将对底层平民的书写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因为生活艰难，亲情、友情、爱情尤其是肉体之爱便多少具有了某种保护城市底层平民的作用。在一无所有、物质上赤贫的城市底层平民之间，亲情、友情、爱情之花开得更为绚烂靓丽，也更加让人感慨万千。某种程度上，梁晓声之所以念念不忘生养自己的那片土地及生活于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应该正是因为有这些温暖的力量的支撑。梁晓声笔下的城市底层生活史几乎就是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的高调礼赞，这是一部“情”字当头的小说，多有让人感喟再三、甚难忘记的情感故事。将每一段友情、每一段亲情、每一段爱情经营得恰到好处，梁晓声也便可以说写出了城市底层平民的生活史。在所有的艰难生活里，都可以看到底层平民之间厚重的亲情、珍贵的友情以及宝贵的爱情，如同生活之经纬线一样，它们将底层人的生活穿插得细致缜密，自成一体，成为一个有情有义的“民间”世界。
这其实也是现实主义的力量所在。经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梁晓声依然执着于现实主义的创造，可以说相当不易。以如此笨拙的方式去触摸接近以至深入五十余年的中国当代史，梁晓声真是执着得可以。应该看到，在葆有现实主义基本框架的同时，小说也试图增加心理要素，人物的思想活动也常常占据大量篇幅。再者，任何对现实主义的重写其实都是对现实主义的改写，因此也都可以称作是对现实主义的再造与发挥。《人世间》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在这方面，小说给人印象深刻的起码有两点：一，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作品如无鲜明生动人物形象，几乎是无法自我确立的。《人世间》至少写活了十几个人物，除了周家人每一个都性格鲜明之外，周秉昆的那些朋友们也是个个有其自我标记，让人过目难忘。最难能可贵的是，即便那些仅仅出现一次或几次的人物，也能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比如攀附有权者的德宝爸，再如对周志刚有着浓厚同志感情的郭诚。正是一个个鲜明的、有着灵魂律动的人物形象使得《人世间》真正立得住。二、具有明显的物质性。小说的叙事略显细碎，有种底层生活流的感觉。生活流动到哪里，叙事便游走到哪里，有一种任意散漫的任性。某种程度上，小说对于典型环境的塑造有所欠缺，更进一步说，小说的整体结构缺乏更为周密的安排与规划。很多情况下，时间的历时性成为结构小说的主要方式，人物只是在时间的流逝之下做一些应然的举动。一切似乎只是“随波逐流”，并无任何周密的建构，因此便多少缺乏典型叙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物质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也可以说，正是小说的物质性使得其典型叙事匮乏的缺陷一定程度上得到弥补。所谓小说的物质性，来自王安忆的说法，大意是说一个小说要做好一切物质性的计算，使其有始有终，严丝合缝。《人世间》篇幅巨大，容量众多，但却是十分精于物质性计算的，因此而有了无数传神的、甚至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描写。比如周家祖传的一对银镯子的去向，再如周家在光字片拥有两间房子的强调以及日后这两间房子的各种可能用途。虽然细小，小说的物质性却在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上体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也更为让人见识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力道所在。
光字片这样的城市平民生活区一般不会被人注意到，正如城市平民尤其是贫民，一般不会被人注意到。当代文学不乏对于城市生活的叙写，更不缺少对于乡村生活的表现，对于城市底层平民（非外来打工者）的呈现却并不多见。城市底层平民既不同于城市市民，也不同于乡村人，是一个介于城乡的复杂群体，有城市人的自大与虚荣，也有乡村人的苟且、勤劳与自卑。像《人世间》这样充满历史感、时代感，具有宏观视野的对于城市底层平民生活史的呈现尤其不多见。非有梁晓声这般浓重的家乡情结，不足以真正深入到城市底层平民那痛苦的灵魂去一探究竟。梁晓声还债式的书写其实也是当代文学对于城市底层平民的还债，《人世间》之后，当代文学终于有如此厚重之作，可以告慰城市底层平民了。
以现实主义的坚实，《人世间》最终写出了城市底层平民五十余年的生活史，委实可钦可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世间》自创了一个传统：一个以鸿篇巨制的形式书写城市底层平民的传统。这样的厚重之作，之前少见，未来也不会多见。梁晓声无疑以自己固执的热情硬生生开创出了一条道路。对他来说，是聊慰己怀，对当代文学来说，则是卓然成体，自当号引更多来者。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