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必须具备包容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从来只能认定伟大的文学是我们所热爱的文学，却不能认定任何一种文学是正确的文学、神圣的文学，没人能续写《圣经》，也没人有权利裁定世界上出现了第二部《圣经》。所以，包容才是唯一可能正确的接近神圣之路，也只有包容两个字，才可能是世界上第二部《圣经》。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写作，但过分强调某种意识形态的排他性，过分强调独立的民族性，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文学应有的包容的品质，无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文学，都应该是开放性的，可以漂流，可以放飞，等待陌生人的赞美或者等待陌生人的否定，这是文学应有的命运。而我今天着重要谈的是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端：作家自己本身，其实也是我们普罗大众的陌生人，他们往往需要被包容，因为他们常常冒犯公众。
多年以前V·S奈保尔发表了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句话：感谢妓女。我认识的好多人尤其是一些女作家对此非常反感，深受冒犯。我对其的判断是下意识的，习惯性的，只是哗众取宠吧？但我仔细一想，不一定就是哗众取宠，也许他只是诚实。作家们的私生活本来就南辕北辙，可以坦陈，可以保密，他只是大嘴巴说了出来，如果是妓女赐予他爱，赐予他故事，他为什么不可以感谢妓女呢。
问题在于场合，问题在于燕尾服。一个作家在平时说这句话，别人会认为是一个作家特有的玩笑，但当你穿着燕尾服在瑞典学院的讲坛上发表授奖演说，“作家的玩笑”便不存在了，人们需要你像一个他想象的作家那样说话，可以开点玩笑，但要适度得体，稍微狂野也能接受，但不得冒犯侵害他们。
所有人都这么说，写作一定要诚实，好的文学必定是诚实的文学，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关于文学的话语，天生是反诚实的。诚实是传统，反诚实是另一种传统。
昆德拉有句著名的自述，说他的作品是在抒情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废墟，其实很重要。而我们很多人文学观的成长，大概是在纯洁一次次被戳破，正统一次次被颠覆之后，才有了那一片可贵的废墟，以供我们再生，获得真正的栖息。
作家不可以冒犯众人，不能侵略读者吗？我以我个人的角度投票，大概是赞成票。我想说，不是所有的冒犯都会带来伤害，有时候你会受益。
记得我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偶尔读到了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被这个陌生的美国作家的小说吓傻了。我简短地替大家回忆一下小说：一个独居小镇的老姑娘艾米丽爱上了一个外来的包工头荷默，艾米丽爱得热烈而诚挚，而荷默似乎爱得三心二意，从小镇彻底消失了。小镇的居民都认为他们的爱情无疾而终，但当艾米丽小姐死后，人们有机会进入她的尘封的暗室，发现荷默的骷髅躺在床上，他身边的枕头有明显的长期的压痕，而且，请大家一定要记得，福克纳先生写，枕头上有一绺女人的灰色的头发，人们都认得出那是艾米丽小姐的头发——
请大家想象一个十五岁的比较纯洁的文学少年，读完这样的故事，他究竟怎样想？会做多少噩梦？必须说，这个小说摇撼了我简陋的文学基础，也给我制造了某种混乱。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还是一个凶杀故事？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艾米丽，她到底是因为爱一个人，与他的骷髅睡在一起，还是因为恨一个人，才要在他的骷髅边入睡？还有一种混乱相对深刻一些，我明明认为这很变态，为什么不觉得恶心？我明明感到了惊悚，为什么又有一种感动？我明明受到了某种冒犯，为什么却对这种冒犯本身很感兴趣？这是福克纳带给我的一个谜团，事实上也是我遭遇的最早一个文学的谜团。我年轻时候习惯把小说分为两种，奇怪的小说，正常的小说，作者也分为两种：奇怪的作者、正常的作者。无疑，福克纳在我心目中曾经属于一个奇怪的作者。今天，四十年过去了，我试图用某种更加成熟的词汇描述所谓奇怪的小说、奇怪的作者，其实不过是作出了几个字的修正，那就是：冒犯我的作者，侵犯我的小说。
好的，再谈一下文学的包容。所有严肃的文学作品都应该包容我们人类的历史，无论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都应该包容我们人类的人性，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一点不言而喻。而阅读这一端的包容性，其实对于文学也很重要。正常与普通的文字不需要什么包容，普通的正常的作者也不需要包容，凡是需要包容的，一定是冒犯过我们的，触痛过我们的，而且因为冒犯与触痛，带给我们深刻记忆的那些事物，包括那些奇怪的、反常的，甚至黑暗的人与事物。
最后请允许我套用一下小说的名字，当我们谈论文学的包容性，其实就是在谈论一朵玫瑰。一朵玫瑰很重要。玫瑰要献给艾米丽。玫瑰要献给荷默。玫瑰要献给V·S奈保尔。玫瑰要献给福克纳。当然，我要为四十年前那个读《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的我自己，献上一朵最大最鲜艳的玫瑰，作为迟到的安慰，也作为永恒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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