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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新生:初春,蟋蟀东渡

发表时间:2018-04-07  热度:

  19世纪初,文坛鸳鸯蝴蝶派笔下常出现的早春二月,通常指的是阳历3月。有人说,这是让人奋力耕耘的时段,有人却说,那是让人情绪低迷的季节。

无可置疑,时而春阳乍暖、时而风寒料峭的朝朝暮暮消磨着百花的耐性。我常常仰天凝视气象莫测的苍穹,认真寻觅李清照的一首首伤春诗。

那日,闲步在潘家园收藏市场,穿行于旧货纷杂、花鸟鱼虫的摊位间。忽然,我听到既陌生又熟悉的蟋蟀声。

这个季节,本不是人们关注蟋蟀和炫耀斗虫的之时。然而,资深玩虫人有言:“只有立春之后、春分之前鸣叫的蟋蟀,才可称之为“珍虫儿”。有资格伴着文物、藏品一同展示在潘家园花虫市场。

蟋蟀的骁勇善战与雌雄唱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永难抹去。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护国寺的“百花深处”胡同有个蟋蟀市场。每逢仲秋,与我同龄的孩子,常用小手攥着日常积攒的几分钱钻挤到围观的人群里,认真寻觅着斗志昂扬、振翅亮牙的蟋蟀。然而,用买一包玉米花的3分钱,很难购得“开牙”的秋虫。由此,我眼睁睁看着一只只“虎将”被年长的人用5分钱或一角钱带走,心升淡淡的酸楚。直到秋风渐大、虫市冷落、夕辉无力,几个孩子也只好伴着无奈与惆怅,端着不善鸣斗的小虫离开那里,边走边不时回头,聆听一会儿散落在暮霭斜晖中那阵阵秋虫的鸣唱。

半个世纪竟如弹指一挥。当今,外出参会、讲课之路路遇的噪声、人与时间赛跑的焦虑,是与非之间的飞短流长连同精神、形体的不堪重负,使我无暇再留意花鸟鱼虫,蟋蟀的叫声自然也渐渐成为遥远、模糊的记忆。今日偶然听到,像是听到了老朋友的一声声呼唤。

我寻声望去,蟋蟀的鸣唱,是由一老者的怀中发出的。一时间,自诩是资深淘家,自以为老谋深算的藏家们,一同把目光射向老者的胸前。

的确,能熬过一冬的蟋蟀,身上已浸润了万千关爱与期盼。惊蛰后的寸虫,由乏力到亢奋的鸣唱,早已替代了搏杀的节奏。其实,岁月消磨了戾气,越发显出品位和价值。

我努力思忆着相关史书,沉浸于这类“斗虫”的过去时。上古时期,它仅仅作为鸣虫被诗人欣赏。《豳风·七月》在描述这种声音时,意境很轻松:“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床下。”随着江河东逝、英雄迭起,人世间的杀戳也无休止的蔓延,曾伴读书人展卷诵读或持剑起舞的雄鸡,被驯化为斗鸡。曾在田间俯首前行的耕牛,被选出斗牛。曾在悠闲秋风里相互唱和的蟋蟀,也成了斗虫。它们的声音渐渐变得凄厉而凶狠,身价随着残害同类的程度而大幅提升。

说来有趣。在那个腐败又孱弱的南宋王朝,把蟋蟀写进诗文的大人物有一文一武;一将一相。大将是高吟“昨夜寒蛩不住鸣……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岳鹏举;宰相则是著《促织经》的贾似道。前者虽然痴迷过秋虫的闲唱,却面对强敌骁勇善战、战功卓著;后者尽管对蟋蟀斗狠的状态颇有研究,收罗无数“五虎上将”,也只落个误国降臣的骂名。一只小虫,竟然在漫漫长史中,演示出复杂的人物个性与一朝兴亡的情节。

其实,一个国家的破败,决不能以几只蟋蟀作为成因,喜爱蟋蟀,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颓落。景德镇珠山路的明代御窑厂遗址,曾出土过宣德官窑蟋蟀罐。经专家鉴定,是皇家极品瓷器。明宣德帝不仅在烧制青花瓷、祭红瓶方面有过人之处,玩虫也是行家。宣德一朝,总体说来应被称为盛世。何况唐之李、杜,宋之苏、秦,连同那携虫出游的倪云林,都在赏玩蟋蟀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咏物篇。大王竖降旗,蟋蟀哪得知?

蟋蟀的威赫与畏缩,在斗虫市场改变着人们的眼神。蟋蟀的暴戾与柔婉,多因那根轻不足克的探须。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将才”们,只有在静野如画、暮草萋萋的半坡下终老天年,一任往昔的铿锵渐渐舒缓,尖利的色齿逐步圆滑。它们或许想起,雌虫一直在期盼着情真意切的情韵;或许想起,寒风将至,或许该提醒人们赶制些御寒的衣裳,面对月白风清下的点点村火,被农家称为“促织”的它们,声音总是显得殷切而苍凉……

一阵丝雨,让我从沉思中醒来。但见一位怀揣宝虫的老者,斜倚在被雨珠浸透的墙角。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怡然自得的神色。一位日本游客凑上前去,盯着那只曾在《促织经》里被称为“三段锦”的蟋蟀,请老者说个价钱,同时询问着老者的家乡。老者脸上泛出亮色:“我是山东宁阳人,这就是立冬落汤后返老还童的宁阳虫。”

听他们交谈,我又长了些知识。原来蟋蟀有北虫南虫之分。当年贾似道在杭州葛岭半闲堂玩儿的是南虫,而以皮壳枭老、色泽苍秀、牙刃坚硬,斗性凶悍。前些年,在全国名虫大赛上被推为种子选手的,多为北虫中的鲁虫。

老者家乡的宁阳,有一种蟋蟀名伏山虫,出将率最高。离宁阳不远的济南周边也是“上将”的聚集地。比如,泉城东部的姚家集产“雪瓦青”;北郊的赵庄产“紫横梁”;西郊的段店产“麻头”;济南的长清县曾是“皇封名虫地”……近年随着虫市繁盛、藏家迭起、价位惊人、赛事频频,齐鲁大地的捕虫者,面对群虫争鸣蜂拥而上,其中不乏有急功近利的人把成虫、若虫“一锅端”。如此扫荡式的捕捉方式和城建外延等原因,导致一些珍品蟋蟀产地已无虫可捉,仅存的“上品”也大不如昔。捉虫致富、变野为厦,尽管给人们带来欢欣,也导致乐陵名虫“乐陵黄”和几款秋虫名著《秋战韬略》里腾越的“上将”,消失的无影无踪。

蟋蟀一族,因好勇斗狠而兴,相当一大部分,也会因“愈战愈勇”而亡!说起来,的确是一场悲哀。荀子曾对斗蟋愤愤而言:“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鸳鸯蝴蝶派的散文大家张锦剑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蟋蟀的好勇斗狠,同类相残,无非是为了解决食色两项简单的生活问题罢了。而人类就利用这些小小秋虫的斗争,以为笑乐。不过,到底是人类玩弄蟋蟀呢?还是蟋蟀玩弄人类?这问题我至今也不敢作肯定的断语。”

想到此,见那位怀揣宝虫的老者拿出一本《斗蟋秘要》。此书是一位以养虫、听虫为乐的玩虫儿大家所著。老人指着书中一行别有心裁的字句念起来:“品质上乘的蟋蟀本不嗜斗,它一般独处一隅,在通风润雨、土质佳良的树坡下声韵超群。古谱中的“佳虫不与凡虫聚,每择高冈独自居”可以为证。老人对那位日本游客说,真正玩蟋蟀的人,应排斥“斗狠”。

日本游客若有所思地连连点头,以数千元的高价,买走了那只刚刚熬过冬季的鲁虫。

我伫立在略带寒意的春风里,默祝跨洋而居的“三段锦”,能沐浴在祥和、博爱的阳光雨露中,成为昆虫学家法布尔笔下的“精美的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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