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框定了这个题目，思维准备往里纵深拓展时，心竟莫名地踯躅起来。唯恐运笔之轻，难以承载主题之重。
7月中旬，我应邀参加一个文学交流会，会间有幸邂逅知名作家梁晓声。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与我们交流期间，每当要酝酿一个话题时都会双手托起脸腮，是那种掌心朝里，腕前区相抵，十指相扣脸部，托举出一个孩子般若有所思的，表情却很凝重庄严的脸。这样的托腮手势，好像早已从成年人，尤其中老年人中绝迹。他们大多善于双臂交叉在胸前，或大拇指相抵，其他指交错，双臂支在桌上，一副城府难测、讳莫如深的姿态。而当你看到一个备受关注的作家托举着下巴，并因喜闻乐见的某个话题两腮不自觉地现出一片绯红时，是难能可贵的内秀。
面对作家梁晓声，我既然喜欢以鱼的姿态仰视他，那么我就更在乎他是否会以鹰的思维来俯视我及我们，这样对我及我们便是一种安抚和砥砺。比如说他对活在低处亦能陶然自得、行文自由的我及我们，因无需背负时代和社会赋予的文学使命，亦无需时时处处吻合公众目光切割出的行文标准和尺度，以及无需在越来越重口味的当下读者中，随着时移世易，与时俱进地调剂咸淡适中的口味，以便迎合并突破更多文学人士和爱好者众口难调的心理。若如鱼般滑翔浅底，游刃有余，偶尔冒个泡也不必担心引来更多的非议。这些若都能成为他羡慕我及我们的个中缘由，那我及我们该是多么自豪和快乐。而实际上，整个交流过程中，他不是俯视我们，而是用平易近人的目光与我们等量齐观，尤其当他托起双腮时，就是我们的邻家大哥。
所以，在我们仰慕他纵横长阔、捭阖高远的文人气度时，无需添加任何附加的情愫，一切源自人性自然的流露，发乎于情理中，甚感荣幸。多年前，在文学追梦路上就耳闻到梁晓声的名字，后来由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雪城》，在我成长的那个日新月异的乡村乡镇里基本是家喻户晓。但那时我从没有正儿八经地去读他的散文或小说，总觉得他及他的作品离我很远。因为那时我并没有走近他。
尽管身处不同的社会背景，但我对他塑造的或写实的人物能求同存异，并能感同身受。从他笔下走出的人物，大多背负着繁重的生存信念和生活目的，悲苦深重，劳苦终生，但他们又都不甘受制于时代和社会的捆绑，多与多舛的命运抗争，不甘沉沦，所以他们的性情都很耿直、温良、执着、厚道，当然也不乏倔强、刚愎。尤其他字里行间中的“父亲”，对家人近乎不近人情的父严道尊，说一不二，凸显了他一家之主的权威性。这样的一个看似粗暴武断，信奉劳动者是至高无上的群体，且宁愿信守命中克女的宿命论也不审时度势的父亲，一度把“我”推上失语的边缘，也将大学未竟的哥哥逼上精神崩溃的深渊，眼睁睁看着病患中的姐姐被病魔一口口吞噬殆尽也放任自灭。然而这样刚硬的父亲，却是一家人赖以生存下来的大恩人。为了一大家子人，在环境恶劣的大西北，尽管劳苦沉重，他也能将一块臭豆腐分成三顿来吃。如此节俭持家的父亲，梁晓声只是以平实质朴的笔触，徐徐道来，无需浓墨重彩却能一层层渲染开他对父亲那抹敬重和感恩之情。
正如他在文中写道的那样：“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疑于溶淡骨血深情的衡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而穷困之所以该诅咒，不只因为它造成物质方面的债务，更因为它造成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债务。”
即便后来，父亲以他为荣，来北京与他们一家厮守的岁月里，也不丢失性情里的说一不二。会因为“我”一次次推迟入党，大发雷霆，让“我”似乎又看到了从前那个威严而易怒的父亲。由此及彼，由父亲反衬出的母亲，是一位隐忍负重，勤俭顽强，对儿女的成长能倾尽所有而无怨言的女人。
若说当初因《父亲》让我走近了饱经磨难的梁晓声，那么，当今天我们的距离从天涯越过咫尺，再次捧读梁晓声的《父亲》时，就不是隔着彼此触摸不到的空间，而是在他鲜活的形象下，感念着他笔下的父亲在自我与非我，平凡与伟大，荣辱并存里颠沛跌宕的一生，是千千万万的父亲中的一员，就像面对着托着双腮的他那样，如此亲和可敬，真实可触。
（原载《散文选刊》下半月2018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