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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加西亚·马尔克斯：雪地上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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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明、刘瑛译
傍晚，他们到达边界时，尼娜发现她戴婚戒的手指还在流血。在漆皮三角帽上披着一件生毛斗篷的宪兵努力挺着身子不被比里牛斯山区刮的劲风吹倒，在电石提灯的亮光下检查了护照。尽管是两本标准的外交护照，宪兵还是举起提灯照照，以证实照片和本人面貌是否相符。尼娜几乎还是一个小女孩，一双幸福鸟般的眼睛，蜜糖般的皮肤，在这一月凄楚的傍晚还保留着加勒比日照的痕迹。她用一件貂皮大衣一直裹到脖子，这件大衣全边防站一年的薪水也买不起。她丈夫比利-桑切斯开车，丈夫比她小一岁，也很漂亮，穿一件苏格兰方格外套，头上带着一顶棒球帽。与他妻子相反，他身高健壮，有一副逞强好斗的架势。但是更好地显示两人身价的倒是那辆银灰色的汽车，车内还散发着一股新车鲜皮的气味，像这样的汽车在那贫穷的边界区以前从未见过。后排座椅上塞满了崭新的手提箱和还未开封的礼盒。此外还有那把萨克斯管，那曾是在尼娜屈服于他那次浴场流氓性骚扰前生活中的最爱。
宪兵把盖好章的护照还给他时，比利-桑切斯问他哪儿能找到一家药店，好给他妻子包扎一下手指，宪兵逆着风对他喊着说，让他在法国那边的赫恩达亚问问。但是赫恩达亚的法国宪兵在一座暖融融的玻璃亭子里，穿着长袖衬衫围坐在桌子旁，一边玩着扑克，一边吃着一块块浸湿葡萄酒的面包，他们只是看了看汽车的大小和级别，就打手势让他们进入边界。比利-桑切斯按了几声喇叭，可宪兵们没明白那是叫他们，而只是他们当中一位打开玻璃窗，比风还凶地对他们喊：
——Merde! Allez-vous-en!(狗屎！你们过啊！)
于是，尼娜下了车，把大衣裹到耳朵处，用标准的法语问那位宪兵哪儿有药店。那位宪兵嘴里塞满了面包，习惯地回答她那不是他的事，更何况还这么大的风，就关上了小窗户。但是，随后他又注意地看着这位身穿裘皮大衣口吸受伤手指的姑娘，应该是把她搞混了，以为是在这恐惧的夜晚出现的幽灵，因为他突然改变了态度。告诉她最近的城市是比阿雷特兹，不过这大冬天的，还有这狼嚎般的大风，也许没一家药店开门，只能再往前一点，到巴窑纳。
——有点严重吗？——他问。
——没什么——尼娜微笑着把戴钻戒的手指伸出给他看，上面几乎看不出来那玫瑰扎的伤口。——只是扎了一下。
到达巴窑纳前，又下起雪来。还不到七点多钟，可大街上已很荒凉，由于暴风雪的发作，家家户户都是房门紧闭，他们转了几条街道，也没找到一家药店开门，就决定继续往前开。比利-桑切斯很高兴这个决定。他对新奇的汽车有一种贪得无厌的激情，又有一个有太多过失感而想使他开心的富豪老爸，他从前还从来没驾驶过像奔特雷这样的敞篷汽车，这是老爸送的结婚礼物。他手握在方向盘上是那么陶醉，以至于开多长时间也不觉得累。他打算连夜开到布尔德奥斯，他们在那里已预订了斯珀勒恩蒂酒店的婚礼套间房，想到这些，也就没有什么狂风和大雪能阻拦他的了。尼娜却相反，她已精疲力竭，特别是从马德里过来最后这段路，她简直就像一头被冰雹抽打的小羊。这样过了巴窑纳之后，她自己用一条手帕系紧受伤的手指，迫使它不再血液循环，然后深深地睡着了。比利-桑切斯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而只是望着窗外的夜空，雪刚刚停了，风也很快在松林中止住了，辽阔的天空又充满了繁星。对面已闪过布尔德奥斯沉睡的灯光，可他只是在一家公路加油站停下来加满了油箱，因为他还有精力不休息一直开到巴黎。他开着这价值两万五千英镑的大玩具觉得是那么幸福，连问都不问睡在他旁边手指裹着血手帕的女孩是否也觉得幸福，她少女般的睡态，第一次在他脑海闪现邪恶的念头。
他们三天前结的婚，离这里有一万公里，在哥伦比亚印第安省的卡尔达赫纳城，婚礼只有感到突然的男方父母和觉得失望的女方父母参加，还有主教的个人祝福。除了他们两个自己，没有人理解这感情的基础，也不了解这不可预见的爱情的起源。实际是开始于婚礼的三个月前，一个星期天，在海滩比利-桑切斯一伙偷袭了马尔贝亚浴场女人们的更衣室。尼娜当时还不满十八岁，刚从瑞士赛恩特-布莱斯查特莱涅艺校深造回来，能讲四种不带方言的语言，熟练掌握了萨克斯管的演奏技巧，而那次是她回国后第一个海滩星期天。她脱完全部衣服，正准备换上泳衣时，周围的更衣间开始发出混乱的惊叫声，可她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直到她的更衣间门被踢开，她看见那个最漂亮的恶棍站在她的对面。身上只穿了一条假豹皮的线内裤，身体健美而富有弹性，海边人的金黄颜色。腕上戴着一个罗马角斗士的金属镯的右手，缠握着一条用做杀人武器的铁链，脖子上挂了一块没有圣像的徽章，心中害怕地沉默着。他们是小学的同学，曾经一起在庆生节里打破过很多糖果球，因为两人都属于从殖民时期就掌管这个城市的名门望族，但是他们那么多年没见了，这一见面彼此都没认出来。尼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去遮掩她全裸的身体。比利-桑切斯这时已经成熟了，他褪下假豹皮的内裤，对她展示他勃起的兽根。她看了一眼，无动于衷。
——我见过的那些，都比你的更大更壮——她极力控制着害怕说——。你要对你的行为想好了，因为跟我你自己必须要比一个黑人表现的更好。
实际上，尼娜不仅还是处女，而且到现在还从未见过一个裸体男人，可这场决斗结果有效。比利唯一能做的是用搀着铁链的拳头愤怒的砸了一下墙壁，弄裂了手骨。她用自己的汽车把他送到医院，帮助他康复，最后他们也一起学会了正确的方法做爱。他们共同在那所房子的院内露台上度过了六月那些艰难的下午，在那里曾死过尼娜家六代的先人，尼娜用萨克斯管演奏着时尚的歌曲，比里-桑切斯吊着打了石膏的手，从吊床上惊奇地望着她。这所房子整体有很多个窗户，朝着小海湾的烂泥塘，这是曼卡区一处最大最古老的宅子，毫无疑问也是最丑的。但是，尼娜演奏萨克斯管的铺设棋盘式细砖的露台却是四点炎热中一处凉爽地，它朝着一个拥有芒果树和几内亚高草丛巨大荫凉的庭院，在那树荫下有一座无名氏的坟墓，记载着这所房宅的过去和这个家族的记忆。即便是不太懂音乐的人也都会想到，萨克斯管的音调在那么高贵的世家是多么不协调。“像轮船的汽笛”尼娜的祖母第一次听见那声音时说。她母亲曾徒劳地让她以另一种方式演奏它，不要像她自己那么随意，把裙子卷到大腿上，双膝分开，给人感觉她不像是为了音乐。“我不介意你演奏什么乐器”，母亲常对她说，“只要你合上腿吹”。但是，最终还是那轮船告别汽笛声般的萨克斯管和热恋让尼娜打破了比利-桑切斯那苦涩的躯壳。在那由于两大豪门结合而娇惯养成他的粗鲁个性中，她发现了一种孤儿的胆怯和稚嫩。最终他们达到彼此更加了解，在他手骨愈合期间，他自己都惊奇那情爱的自然发生，一个下雨的下午，他们单独在家时，她把他带上了她的闺床。每天这个时间，几乎有两个星期，在身着内战戎装的祖父和祖母画像惊呆的目光下，在他们那张历史的大床上赤裸着身体做爱。即便是在情爱的间歇中，也赤裸着身体，开着窗户，呼吸着巴宜亚海港充满船只残骸烂味的爽风，在那不吹萨克斯管的安静中，倾听着那庭院里每天的噪音，有几内亚草丛中蟾蜍的声音，无名氏坟墓的水滴声，那些从前没有时间了解的生命的自然脚步。
当尼娜的父母回家时，他们的情爱已进展到如胶似漆的阶段，已使他们觉得在这个世界除了做爱没别的事，他们随时随地做，想方设法变换花样地做。最初他们在那些跑车里做，那些跑车是比利-桑切斯的爸爸力图用来使他少犯错误。后来，等那些车里的游戏他们已玩的太容易了，就经常夜里钻进马尔贝亚海滩那些空更衣室，那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直到十一月的狂欢节期间，他们索性钻进了赫特赛马尼老奴隶区租赁的房间，在那些圣妈妈们的掩护下，到几个月前，比利那些流氓的团伙们不得不放弃了他。尼娜像从前热心于萨克斯管一样全身心的投入那些情爱，以至于使她降服的流氓终于明白了她对他说的必须要表现的像一个黑人一样的含义。比利-桑切斯总是很好地配合，以同样的激情回应。如今结婚了，完成了彼此相爱的诺言，此刻空姐们在大西洋的上空都睡着了，而他们却躲在飞机的厕所里为身体的愉悦而快活得要死。婚礼二十四小时后，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尼娜从两个月前就已怀上了身孕。
这样当他们到了马德里时，感觉还是远远得不到满足的情人，仍然有足够的能量，享受着新婚的激情。双方的父母已提前为他们准备好一切。下飞机前，一位礼仪官登上飞机走进头等仓，给尼娜带来一件有一条黑亮腰带的白色貂皮大衣，这是她父母送的结婚礼物。给比利-桑切斯带来一件羊皮外套，那是那个冬天的信息，还有一把在机场外面等他的汽车钥匙。
他们国家的外交使团在机场的官方大厅迎接他们，大使和他的夫人不仅是双方家族的老朋友，他还是参与给尼娜接生的医生，他手持一束玫瑰在等着她，那玫瑰花新鲜的连上面的露珠都像是人造的。尼娜以夸张的亲吻向大使夫妇问候，她对新婚还不太适应，然后接过了玫瑰花。拿花时，手指被花刺扎了一下，但她以一种兴奋的方式避开这小小的伤害。
——我故意的——她说——，好让你们注意我的戒子。
果然，大使夫妇非常羡慕那枚钻戒，无论从它那钻石的成色，还是它那保存完好的古迹，应是一笔很有价值的财富。但是，谁都没有注意那手指开始流血。随后大家的注意力又转到那辆新车。大使很热心地亲自把它开到机场，又用彩纸把它包好，还系上一条巨大的金丝带。比利-桑切斯没有去评价他的聪明才智，他是那么急于见到那辆车，一把撕开包装纸，惊呆了。是一辆当年最时尚的真皮座椅敞篷奔特雷跑车。天空像是蒙了一层烟灰，瓜塔拉马山刮来阵阵寒风，已不适合待在外面，可比利-桑切斯还没有寒意。他让外交使节仍留在那没有顶棚的停车场上，没理会他们为了礼节都快冻僵了，直到他详细地了解了车的部件才完事。然后大使坐在他旁边引导他开到官邸，那里已准备好了午餐。在路上大使指给他那些最有名的地方，可他只注意那辆车的神奇。尽管如此，不久后他没意识到自己已跌入第一个迷路的陷阱。当他们午饭后离开大使官邸时，外面已悄悄地下了一场暴风雪，那是进入冬季的第一场雪，他们准备去法国旅行。看见城市成了一片雪白的世界，比利-桑切斯忘记了汽车和一切，狂呼乱叫着，抓起地上的雪拍到自己的头上。
尼娜第一次注意到手指还在流血时，他们已经离开了马德里，在一个暴风雪后清澈的下午。她感到很吃惊，因为在正式的午宴后她陪伴大使夫人演奏过萨克斯管，大使夫人喜欢唱意大利歌剧，并没感到指关节的不适。后来，她一边给丈夫指引到边境最近的公路，一边无意识地吸嘬着流血的手指，直到比利牛斯山区才想起找一家药店。后来就被那几天的缺少睡眠而困得睡着了，当她突然从车在水中行驶的噩梦中醒来时，已想不起手指用手帕包裹了好长时间了。她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钟，已是夜里三点多了，她估算了一下，这时她才明白，他们已驶过布尔德奥斯，还有安古雷玛和博宜铁尔斯，正在过洪水淹没的劳宜拉大坝。月光透过薄雾洒满了大地，松林中隐现着古城堡的身影，像是仙女的故事。尼娜记起这个地区，估算出离巴黎还有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而比利-桑切斯仍旧一动不动的握着方向盘。
——你真是头野兽——她对他说——。你不吃不喝的都开了十一个多小时了。
他还沉浸在对新车的爱恋中。尽管他在飞机上睡了一会儿，也睡的不好，可他觉得有过剩的精力在天亮时开到巴黎。
——使馆的午餐我还没消化完呢——他说。又毫无逻辑地补充一句——总而言之，在卡达赫纳这会儿才刚离开电影院。应该差不多十点吧。
不管怎么说，尼娜还是怕他开着车睡着了。她打开在马德里人家送给他们的礼盒中的一盒，想往他嘴里塞一块橙果脯。可他吐了它。
——男爷们不吃甜食——他说。
快到奥尔良前，雾已消散，一轮巨大的月亮照亮了白雪覆盖的大地，但是路更难走了，拥堵着开往巴黎的运送食品蔬菜和葡萄酒的大型卡车。尼娜想过替换一下丈夫开车，但是她连提都没敢提，因为他一开始就提醒过她，一起出门对一个男人来说最大的侮辱就是让他的女人替他开车。她睡了几乎五个小时，感觉清爽多了；另外她很高兴没在那些法国省城旅馆停留，因为她从很小就跟父母旅行过多次。“在世界上没有比法国更美的风景了”，她说，“但就是一个人渴死了也遇不到有人会免费送你一杯水”。她自信的临行前最后一刻把一块肥皂和一卷手纸塞进她的挎包，因为在法国的小旅馆里从来不放肥皂，就连手纸也是前一周的报纸剪成方块挂在铁钩上。此刻她唯一遗憾的是浪费了一整夜没有情爱。她丈夫的反应倒很快。
——我现在正想着应该躺在雪地上干干——他说。——如果你愿意，就在这儿。
尼娜严肃地想过这事。在这公路边上，月下的雪地有一处松软的草垫，但是随着巴黎郊区的临近，车流越来越密集，还有灯火通明的工厂和众多骑自行车上班的工人。要不是冬季，这会儿已是大白天了。
——最好还是等到了巴黎——尼娜说——。热乎乎的，在一张被褥干净的床上，像结了婚的人那样做。
——这是我第一次失败——他说。
——当然——她反驳说——。这也是我们结婚的第一次呀。
快天亮前，他们在一家路边小店洗漱了一下上了个厕所，又在吧台上喝了杯咖啡吃了几块热月牙酥，吧台上那些卡车司机在喝着葡萄酒吃早餐。在厕所里尼娜注意到衬衫和裙子上有血迹，但是她不想洗掉。她把浸满血的手帕丢进了垃圾桶，把婚戒换到左手上，用水和肥皂洗了洗受伤的手指。那刺伤几乎看不出来。可是，他们回到车上不久，伤口又开始出血了，于是尼娜就把胳膊伸出车窗外，以为田野的爽风有疗伤的功效。还是不行，可她还是不在乎。“如果有人想找到我们很容易”，她以她自然的开朗劲儿说。“只要他顺着我留在雪地上的血迹。”随后她想到自己说的话，他的脸在那黎明的晨曦中绽放出花儿般的笑容。
——你想想——她说：——从马德里到巴黎的雪地上一条血痕。你不觉得美的像一首歌曲吗？
她没有时间再去想象了。在巴黎的近郊，伤指像一眼止不住的泉。这会儿她真的感到冰冷，冷得灵魂逐渐在离开她的躯体。她力图用带在手包里的那卷卫生纸擦干流血，但是不等包好，就得把浸透鲜血的纸丢出车窗。身上穿的衣服，大衣，汽车座椅上，慢慢也都沾上了血迹，可还是无法止住。比利-桑切斯害怕了，坚持要找家诊所，可她知道，在那个时刻那是徒劳的。
——我们就快到奥尔良的大门了——她说：——你继续往前开，沿着这条勒克莱尔将军大道，它是最宽树最多的大道，然后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做。
这个计划是整个旅行中最艰难的。勒克莱尔将军大道成了小车和摩托车的一个死结，堵满了力图到达中央市场的巨型卡车。比利-桑切斯急得徒劳地按喇叭，大声辱骂一些司机，甚至还要下车跟一个司机打架，但是尼娜劝住了他，告诉他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粗鲁的人，但从来不会动手打架。这是一次最好的验证，因为那一刻尼娜正在努力挣扎着不失去知觉。
只为了离开里昂-贝尔佛特街心公园他们就花费了一个多小时。那些咖啡馆和小商店还亮着灯光，仿佛还是午夜，因为是巴黎阴呼呼脏兮兮的一月份一个典型的星期二，天上下着结不成雪的毛毛细雨。但是扥菲尔特-罗切尔奥大道就通畅多了，过了几个街区后，尼娜指挥丈夫向右拐弯儿，把车停在一家大医院的急诊楼前。
她需要人帮助离开汽车，但还没失去知觉和神志。等着值班医生，她躺在滑轮担架上，回答了护士对她身份和健康史的常规询问。比利-桑切斯拿着她的包，握着她的左手，这时左手戴着婚戒，他感觉到她的无力和冰冷，嘴唇失去了颜色。他待在她身边，手握着她的手，直到值班医生的到来，对伤口做了快速的检查。值班医生是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古铜色的皮肤，光头。尼娜没去注意他，而是朝丈夫微笑了一下。
——你别害怕——她以她那无以伦比的幽默对他说。——唯一可能发生的是这个食肉动物把这只手指割下来吃了。
医生检查完，这时让他们吃惊的是他标准的西班牙语，尽管带一点怪怪的亚洲音。
——不，年轻人——他说。——这个食肉动物宁愿饿死，也不愿割下一只那么美的手指。
他们慌乱了，但医生用一个热情的表情使他们平静下来。医生命令推走滑轮担架，比利-桑切斯想跟着她，抓着妻子的手。医生用胳膊阻止了他。
——您不能进去——对他说——。她要严密的护理。
尼娜又对丈夫微笑了一下，对他说着再见，直到滑轮担架消失在走廊的深处。医生在研究着护士写在小黑板上的资料，晚走了一会儿。比利-桑切斯叫住他。
——医生——对他说——。她怀孕了。
——多长时间了？
——两个月了。
医生没有给以比利-桑切斯所期望的重视，只说了句：“您告诉我这件事很好”，就在滑轮担架后走了进去。比利-桑切斯站在那满是消毒水和病人汗味的厅里，眼望着带走尼娜的空旷的走廊，不知道该做什么，随后，他在一排木靠背椅上坐下来，那里还坐着其他一些等候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那儿待了有多长时间，但是等他决定离开医院时，已是又一个夜晚了，又下起了毛毛雨。他仍旧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觉得自己背负着世界的重量。
根据我几年后在医院的档案中能核实的资料，尼娜是一月七日星期二上午9：30进去的。那第一个夜晚，比利-桑切斯睡在汽车里，车就停在急诊楼门前。第二天一早，他在附近找到一家咖啡馆，吃了六个煮鸡蛋，喝了两杯牛奶咖啡，因为从马德里出发他就没吃过一顿整饭了。
然后，他又回到急诊大厅要看看尼娜，但是人家告诉他应当去主要进门口。在那儿，总算找到一位讲西语的阿斯图利亚人帮助他跟看门人沟通明白，看门人证实，确实有个叫尼娜的在这家医院登记过，但是只允许每个周二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拜访。也就是说，要六天后。他力求能见到那位会讲西语的医生，他向人描述他长得像一个黑人，光头，可是只靠那么普通的两个特征，谁也无法告诉他。
有了尼娜登记在册的消息他就平静了，他回到他停车的地方，一位管理交通的人让他把车停往前两个街区，一条窄道的单号一侧。对面人行道旁有一出翻新的楼房，门牌写着“尼科莱旅馆”。只有一颗星，一个很小的接待厅，厅里只有一个沙发和一架练习钢琴，不过嗓音洪亮的主人能以任何一种语言跟客人弄明白该怎样付钱。比利-桑切斯住下来，把十一个提箱和九个礼盒搬进九层楼上一个三角型的单间，沿着一条煮菜花味的小楼梯，一口气爬上去。墙壁上挂着陈旧的帐子，唯一的一个小窗户透进内天井的亮光。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把普通的椅子，一个自来水浴盆和一个佩带水罐的洗脸盆，这样在房间里就只能躺在床上。一切都很陈旧，但却很洁净，带有一股医疗的健康痕迹。
比利-桑切斯是不可能解析生活中在以智慧创建的这个世界的那些神秘。他始终没弄明白楼梯灯的秘密，那灯会在他到达第九层前自动关掉，也没发现再打开的方法。他要花半个上午的时间学会使用厕所，每层的一个小房间，他本来准备摸黑使用，碰巧发现从里面插上门插时，灯就亮了，这就防止了有人上完厕所忘记关灯。淋浴在走廊的一头，他还像在家乡一样每天冲洗两次，要用现金另外付钱，热水有管理人员控制，三分钟结束。尽管如此，比利-桑切斯心里清楚，虽然这种秩序与他的习惯是那么格格不入，但要远远好过于那一月份的外面。此外，他感到很迷惑，直到这时他才明白没有尼娜的陪伴还真不知道该怎样生活。
星期三上午，他爬上楼梯回到房间，穿着外套趴倒在床上，想着街道对面还在流血的奇异女孩，很快进入了梦乡。醒来时手表上是五点，但他弄不清是下午五点还是清晨五点，也不知道是周几和什么城区，风雨抽打着玻璃窗。他在床上等着，一直想着尼娜，直到弄清楚是早上。于是，他去了前天喝咖啡的咖啡馆吃早餐，在那儿知道了是星期四。医院还亮着灯光，雨停了。他待在医院正门对面一棵栗子树杆旁，看着进进出出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希望能看见那位接待尼娜的亚裔医生。没能看见他，午饭后下午也没看见他。
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种等待，因为他都快冻僵了。七点时他又喝了杯牛奶咖啡，吃了两个煮鸡蛋，自己从柜台上拿取，他已经在这同一家店待了四十八小时，吃着同样的东西。等他回旅馆睡觉时，发现只有他一辆车停在一侧便道，而其它所有的车都停在对面的便道，前挡风玻璃上放了一张罚单。尼克莱旅馆的看门人费了半天劲儿给他解释，每月按单双号停车，单号可以停在这边，第二天就要停在相反的一面。那么多唯理主义的花样，对一个像比利-桑切斯这么单纯的人很难理解，他两年前把市长的公车开进了社区一家电影院，造成众多伤亡，令警察目瞪口呆。他更不明白看门人劝他交付罚款，但此时不要挪动车位，因为半夜十二点后就该改变停车的方向了。那天清晨，他第一次不只想着尼娜，而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回想自己在加勒比卡塔赫纳大众市场那些小酒店的那些不安分的夜晚，想起停靠阿鲁巴三桅帆船的码头饭馆里炸鱼和椰壳米饭的美味。想起了他的家，墙壁上布满了三色堇花，那里这会儿可能是昨天的傍晚七点，他看见父亲穿着丝绸睡衣在露台乘凉阅读着报纸。
他也想起了母亲，对她从来弄不清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他母亲是个馋嘴话多的女人，穿着周日的服装，耳畔从黄昏就插着一朵玫瑰，浑身被华丽的布裹得紧紧的，热得透不过气来。他七岁时，一天下午，他突然进了母亲的房间，看见她赤裸裸的跟她那些情人中的一位在床上。那件事，他们后来从没提起过，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比爱更有用的复杂关系。尽管如此，他不是常遇到这种事，也没有独生子的孤独感那些可怕的事。直到这个夜晚，他身处巴黎这间一个天窗房间的床上，翻来覆去，没人可以倾述他的不幸，心中升起一股针对自己的怒火，因为他不能忍受想痛哭的欲望。
那是一次有益的失眠。周五醒来深感疲惫，被那一夜失眠闹得，不过确定了他的生活。为了换衣服，他决定撬开手提箱锁，因为钥匙都在尼娜的手提包里。拿出大部分钱和电话本，也许能找到巴黎某个熟人的号码。在那个咖啡馆他学会了用法语问候和要火腿三明治和牛奶咖啡。他也知道他是不可能要黄油和煮鸡蛋的，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是学不会说那两样东西了，好在黄油总是和面包在一起，而煮鸡蛋就在柜台上看得见，自己拿不用要。另外，三天过后，服务生跟他熟了，常常帮助他解释。这样周五午饭时，他一边在想着位置，一边点要一份小牛肉牛排加油炸薯条和一瓶葡萄酒。此刻他感到很舒服，于是又要了瓶葡萄酒，喝到半瓶，他穿过街道，硬闯进了医院。他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尼娜，但在他脑海里清晰地记住那位亚裔医生的面孔，肯定能找到他。他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从急诊门，那里他觉得没人看守，但是还没等他到达那天尼娜向他挥手告别的那条走廊，一位身着沾了血迹的白大褂的男看护走过来问了他点什么，他也没理睬。那位男看护跟着他，总是用法语重复着同样的问题，最后索性用力拉住他的胳膊，使他不得不停下来。比利-桑切斯用一招反擒拿想挣脱开他，这时男看护用法语骂了句娘，把他胳膊扭到身后，嘴里不停的骂着婊子养的把他拖到门口，痛的他直发脾气，然后像扔一袋土豆似的把他扔到街上。
那天下午，受了这次疼痛的教训，比利-桑切斯开始成熟了，他决定像尼娜所做的那样，去找他们的大使。旅馆的看门人，尽管长相丑点，可很殷勤，而且还会用各种语言待客，帮他在电话簿上找到他们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给他记在一张卡片上。接电话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在她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比利=桑切斯一下就听出那安第斯山口音。他开始报上自己的全名，肯定他的双姓会引起了那位女士的注意，但是在电话里凭声音察觉不出来。听见她背诵式的解释说大使先生此刻不在办公室，也不能等到第二天，也就是说不能接待他，而要提前约会，只可能在一种特殊的情况。比利-桑切斯这时明白了，通过这条路也没可能见到尼娜。于是他也以同样和蔼的口气感谢了她的介绍，然后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大使馆。
大使馆在爱丽舌街22号，是巴黎最宁静的区域里的一处院落，但是留给比利-桑切斯的唯一印象，据多年后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他本人对我讲的，是自从他到了巴黎第一次觉得太阳和加勒比的一样明亮，埃菲尔铁塔高耸云天。使馆接待他的官员像是得了绝症病的样子，不仅是由于他身穿黑绒服装，领子紧紧的，系着葬礼的领带，而且还从他的举止的神秘和声音的温和。他理解了比利-桑切斯的不安，但是他还是不失温柔地提醒他，他们是在一个文明的国家，它的规章制度建立在古老和智慧的基础上，而不同于野蛮的美洲，那里为了进入医院只要贿赂一下看门人就行了。“这儿不行，我亲爱的年轻人”，他对比利-桑切斯说。没别的办法，他只能服从这理性的霸道，等到周二。
——总而言之，已不过就是四天了——他最后说。——借此机会，去卢浮宫看看，值得的。
走出使馆，比利-桑切斯徘徊在契约广场不知该做什么。他看见埃菲尔铁塔高耸于那些瓦房之上，觉得很近，他企图从码头上走路到那里。但他很快就发现比他原来想象的要远很多，此外还随着你寻找它而变换着方位。于是他在塞纳河畔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开始想念尼娜。看见桥下划过的游船，觉得那不是船，而是移动的彩色房顶的房子，窗台上摆着花篮，铁丝上凉嗮着衣服。他久久地望着一个一动不动的垂钓者，鱼竿纹丝不动，鱼线在水流中也不动，他厌倦了等待他活动一下，直到天开始黑了，他决定乘出租车回旅馆。这时他才发现他不知道旅馆的名字和地址，也不知道那家医院在巴黎的什么区域。
惊慌失措的他，遇见第一家咖啡馆就进去，要了一杯鸡尾酒，极力想缕顺一下思路。想着想着，就从墙壁的镜子里看见自己在不同的角度折射的面容，惊恐和孤独，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死亡的现实。但是喝下第二杯他觉得好多了，天意地想回去使馆。他在兜里找到那张卡片想看看街道的名称，却发现卡片背面印着旅馆的名称和地址。这次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使他整个周末除了吃饭和改变车在便道的方位，从不离开房间。从他们到的那天上午，三天来一直没停过下着脏兮兮的毛毛细雨。从来没读过一本完整的书的比利-桑切斯，也想有本书能躺在床上消磨无聊的时光，可翻遍了妻子的箱子，找到的书籍都不是西班牙语。就这样继续等着到周二，反复望着墙壁糊墙纸上的那些孔雀，一刻不停地思念着尼娜。周一他整理了一下房间，想到尼娜要是看见那个样子会说他，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了那件貂皮大衣浸满了血迹。
他用整整一下午用在手包里找到带香味的肥皂洗大衣，直到把它恢复到他们在马德里上飞机时的样子。
周二早晨，空气混浊而寒冷，但没下毛毛雨，比利-桑切斯六点就起了床，跟一批病人的亲属一起等在医院的门口，那些亲属都带着礼物和鲜花。他跟着纷乱的人群进了医院，胳膊上嗒着那件貂皮大衣，什么也不问，也不知道尼娜会在哪儿，但他坚信一定会找到那位亚裔医生。他进到一处很大的庭院，里面鸟语花香，一旁就是病人的住院楼，女病人在右侧，左侧是男病人。他跟着探访的人们进了女病人住院楼。看见一长排的女病人，穿着医院的睡衣坐在病床上，被大玻璃窗的光线照着，这时他还想到那里一切都是从外面不可想想的快乐。他走到走廊的尽头，然后又重新折回来，直到确信没有一个病人是尼娜。然后他又在外走廊里查看了一边男病房，直到认出他要找的那位医生。
是他，没错。他正在跟其他医生和护士一起，在给病人做检查。比利-桑切斯进了大厅，扒拉开一位护士，站在那位正弯腰查看一位病人的亚裔医生面前。他叫了他，医生抬起头，想了一会儿，认出了他。
——真见鬼，你钻哪儿去了？——医生说。
比利-桑切斯困惑了。
——在旅馆里——他说——就在这附近一拐弯处。
于是他知道了所发生的一切。尼娜经过法国最好的专家七十个小时的努力，因流血过多医治无效，于一月9号周四夜晚7：10去世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都神志清醒，让人去雅典广场酒店找她的丈夫，他们在那家酒店预订了房间，还给了同她父母联系的资料。大使馆周五就接到他们外交部一封紧急电报，通知他们尼娜的父母正在飞往巴黎的路上。大使本人亲自负责尸体处理过程和葬礼安排，并和巴黎警方保持联系，查找比利-桑切斯。一份有关他个人资料的紧急通告，从周五的夜里到周日的下午，通过电台和电视转播，整整四十个小时，全法国都在寻找这个男人。他的照片，在尼娜的包里找到的，被四处张贴。三辆同样型号的奔特雷轿车被找到，但没一辆是他的。
尼娜的父母是周六中午到的，在医院的小教堂里守着女儿的尸体，等待着寻找比利-桑切斯到最后一刻。比利-桑切斯的父母也接到了通知，准备好了要飞来巴黎，但是由于电报的误差而未能成行。周日下午两点举行的葬礼，而此刻在仅仅距离二百米处的小旅馆的那间小屋里，比利-桑切斯正在为了尼娜的爱而受着孤独的煎熬。多年后，那位在使馆接待过他的官员对我说，他那天接到外交部那份电报时，比利-桑切斯刚离开他办公室有一个小时，他赶紧在圣-欧诺雷区那些酒吧找他。他坦诚的对我说，他接待他时就没太重视他，因为他就没想到那个海滨青年会是巴黎的新闻人物，胡乱穿着一件羊皮外套，会有显赫的身世。那同一个周日的夜里，他还在强忍着痛哭的欲望时，尼娜的父母决定放弃了对他的寻找，带走了装在铁皮棺材里经过了防腐处理的尼娜的遗体，见过尼娜遗体的人多少年里都常说，他们从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不论活着的还是死了的。就这样，当比利-桑切斯终于等到周二进了医院时，尼娜已被安葬在拉-曼卡的墓地，离他们初尝幸福禁果的那所老房子只有几米远。在医院的大厅里，那位让比利-桑切斯身陷悲痛之中的亚裔医生想给他几片镇静药吃，他拒绝了。他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连句感谢的话也没说，一门心思想着的是遇到什么人打他个满脸花，以解脱他的不幸。当他走出医院时，几乎没觉察到天空正在下雪，一场没有血痕的雪，洁白的雪花像是满天飞舞的白鸽，巴黎的街道一片节日的气氛，因为那是十年来的第一场大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