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沟桥事变已经过去整整八十年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驻守芦沟桥和宛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
攻，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正式开始。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天，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去，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更大更残酷的冲突正在酝酿中，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战云密布的芦沟桥畔。他用手中的相机和笔纪录了中国现代史上这一重大时刻，并且预言：“伟大的芦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这个年轻人当时25岁，他就是第一个报道芦沟桥事变的中外新闻社记者方大曾。此后数十年，他拍摄的芦沟桥战况照片一直被述说这一事变的历史著作和教科书所选用。然而，第一个报道这一事件，拍摄这些照片的方大曾却沉入了历史的忘川，他的青春和生命永远定格于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方大曾的记者生涯虽然短暂，然而他留下的很多照片和文字彰显了我们民族的艰难与抗争，光荣与梦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些纪实文字和照片，在中国的新闻与摄影史上占有辉煌的一页。如果打捞我们民族的记忆，方大曾是不应该被忘却的。
底层中国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祖籍是江苏无锡。清末，祖父入京做官，自此留居北京。他的父亲方振东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专业，在民国外交部工作，曾任科员和主事。父祖两代算不上官场要人，但在京有老宅，家境相对殷实。当时，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不久，照相馆里的全家福和仕女照都是惹人艳羡的西洋景，当然谈不上现代的摄影理念。少年的方大曾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摄影，他的母亲用七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照相机。这架折叠式相机很简陋，方大曾十分喜爱它，自此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涯。开始，他或许只觉得新奇和好玩，但在不断的实践中，他的摄影技术和照片的洗印技术日渐成熟，并且树立起关注社会现实的摄影理念。
1929年，方大曾17岁，为了征求更多同龄的少年参与摄影活动，他曾发起组织“少年影社”，并在北平的《世界画报》发表征求社员的宣言：“现在摄影艺术一天天地发达，进步，摄影人才也能在艺术上占重要地位……所以我们有组织少年摄影团体的必要。……少年影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凡有摄影器材对于摄影发生兴趣者，不论有无经验，年在十六岁以内者，均得自由加入本社为社员。”他把少年影社联系地址定为协和胡同的家。显然，17岁的方大曾已把摄影作为艺术活动而非简单的照相和留影，他发起结社的活动也足见他自由的天性和心智的成熟。这或许是当时北方首个青少年的摄影团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召唤并启迪着一个少年对艺术的自觉追求，他手中的武器是一架简陋的相机。
同年9月，北平第一次摄影展览会在中山公园和青年会相继展出，青年摄影家方大曾有几幅作品被选中参展，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晚清重臣荫昌之子，摄影家荫铁阁撰文评介说：“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风，所取色调，尤能增其冷静。”这说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的摄影团体中，在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下，更注重画面的光影色调及视觉艺术的审美感受，显然，能置办得起摄影器材者寥寥，所以这个圈子并不大，流风之所及乃唯美主义的艺术风尚。方大曾留下来的早期作品多为北平周边的寺庙、佛塔、摩崖佛龛、风景、历史建筑、人物特写等。这时的方大曾是勤奋、敏锐而充满热情的。据他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忆，他常常带一架相机、一条毛毯和一把雨伞就出发，近在北平四郊，远至天津、绥远等地去拍摄。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看，方大曾留下的摄影作品中，诸如历尽沧桑的古老长城、积雪覆盖下的燕京大学、秦皇岛海滨天真嬉笑的少年，尤其是内蒙四子王旗蒙古王爷为其子举办的具有民族风情的婚礼庆典等作品都具有珍贵的文化价值。
在田野调查式的辛勤劳作中，对艺术孜孜以求的青年摄影家方大曾用镜头抚摸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时，他的情感和焦点发生了变化，他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苦难百姓和底层中国。乞丐、流浪者、船工、纤夫、锻造镐头的铁匠、肩扛麻包的苦力、人力车夫、煤矿工人、请愿的学生……这一切，都进入了他的镜头，在这一幅幅画面中，他倾注了悲悯和同情，满腔的愤懑和无声的呐喊……于是，我们从他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了八十年前的中国——她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不能单单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评价方大曾，因为他后来成为民族解放战争中一个英勇的战士。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固然不可分割，但从对光影效果的追求到表现更多的社会关怀，方大曾显然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自觉地亲近土地和人民，题材上的平民化和底层视角，是当时文学、美术、音乐等进步艺术的自觉追求。我们只要提到鲁迅的小说和他对珂勒惠支版画的推重，就可以窥见当时的思想潮流。方大曾拿起相机时就自觉地融入这个潮流并在摄影实践中贯彻始终，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温暖，对光明的渴求和悲悯的人文情怀。1930年，十八岁的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学习，大学中留下的照片，我们看到了一个开朗、乐观、时尚的阳光青年，他有目标，有追求，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此时，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手中使用的还是那架折叠式的旧相机。他已在摄影界崭露头角，除了参加摄影展，还用“小方”的笔名在画报、杂志上发表摄影品，有了一定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用发表作品的稿费买了一架“禄莱福克斯”牌新相机，这个举动表明，他的摄影活动将由业余转向专业。此时的方大曾在艺术观念上更加自觉，他的妹妹方澄敏后来回忆说，他很少给家人或朋友照相，反倒是更多不相干的底层人进入他的镜头。在他的眼里，摄影不仅是一门照相技术，更是反映社会和人生的一门艺术。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方大曾关注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他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纪录者，也是一个以相机为武器对社会不公不义的批判者。
大学毕业之后，方大曾先是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有条件接触许多国外的报刊杂志，了解更多的文化信息，西方的思想观念拓展了他的眼界。1935年，方大曾离开北平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和朋友们组织了“中外新闻学社”，并在其中担任摄影记者，从此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记者的职责就是比常人更多地关注社会和人生，他的眼界因此更加开阔，对时局和社会有了更广泛深入了解，他的镜头也转向了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了东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方大曾预感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对祖国充满了深挚的爱，深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他的镜头下出现了长城上成群结队的东北流亡学生，坐在长城垛口下的少年流浪者，青年学生呼吁政府抗日的南下请愿团，人民集会的宏大场面……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危机的真实写照。同时，更多超越时代反映人生的底层生活画面也日渐自觉和鲜明。我们看到，河堤上纤夫们艰难行进的身影；赶着毛驴，驮着棉花跋涉在长路上的农民；停靠在天津码头上走私的日本货轮；纱厂车间里的女工，矿井里用肩头推着运煤车艰难前行的矿工，赤身裸体站在船头仰望升帆的船工……这些珍贵的影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远去的时代。
身为摄影记者，方大曾有着高度的职业敏感和强烈的工作热情，为了理想和事业不怕冒险，勇于探求真相。日本为了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策动汉奸打着自治的旗号，成立冀东伪政权，方大曾以记者身份，深入这个日寇猖獗之地，揭示在日本卵翼下的冀东伪政权，经济上猖獗走私，社会上黄、赌、毒泛滥的真实场景。他镜头下的日本妓女、戒毒所里的瘾君子空洞，茫然的眼神；公然销售赌具的商店、火车站的站牌上标示着日本文字，码头上装卸走私物品的苦力……这满目疮痍的中国土地带给人深深的屈辱。
从少年时代的摄影爱好者，到正直、热情、敏感，与苦难的祖国共命运的青年记者，方大曾甫一入行，就是一个杰出的新闻战士。他只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没有任何党派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牵绊，澄澈的眼睛，纤尘不染的镜头，云翳散去，真实呈现，留下的是一个裸露的毫无矫饰的中国。
绥远前线
方大曾真正的记者生涯是从绥远前线开始的。就其摄影的成绩来说，也以绥远43天的采访所留照片最为丰富。其题材覆盖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民族风尚等各个领域。留下的战地影像，在中国抗战史上弥足珍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热河与冀东地区相继沦入敌手， 1936年2月，日本在察哈尔得手后，即把侵略的矛头指向绥远。地处内蒙西部的绥远省，是西北边疆进入中国腹地的必经通道，具有极为重要的军事意义。5月，日本人操纵蒙古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势力成立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同时拼凑了以土匪头子王英为首的一支武装，名为“大汉义军”。这些汉奸部队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别动队，由日本派出军事顾问并提供军费和武器。日本关东军制定了进攻绥远的详细计划，准备对百灵庙、红格尔图、归绥、集宁及包头等战略要地分别攻击，进而占领绥远全境。
日寇的嚣张，绥远的危机立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国民政府及地方军政官员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对日立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国土和尊严，随时准备奋起抵抗。蒋介石紧急下令中央直属部队五个师进入山西，抵抗入侵的日伪军。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伪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做了相应的部署。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绥远前线的兵力部署及作战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命令，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统领的骑兵军为绥远前线主力作战部队。11月15日，在日本军事顾问指使下，王英的“大汉义军”进抵兴和县红格尔图附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绥远战役正式打响。当天午夜，傅作义、赵承绶抵达前线指挥。18日凌晨，晋绥军全线出击，一举击溃王英所部伪军，击毙敌人千余，红格尔图初战告捷。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傅作义决定一鼓作气，发起百灵庙战役。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乌兰察布草原上著名的藏传佛教的寺庙，距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约160公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当时驻扎日伪匪军3000多人，还有日本提供的大量的军事器械和作战装备。11月24日凌晨，战役打响，经过迂回包抄、速战速决、围点打援等一系列战术的运用，当天上午九点三十分，百灵庙被一举收复。自12月3日起，日伪匪军组织多次反攻，均以失败告终。12月9日，傅作义等部进占锡拉木伦庙，19日，王英率少数残部逃归张北，“大汉义军”彻底覆灭，引起全国人民热切关注的绥远抗战以中国军队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百灵庙收复后，日伪匪军疯狂反扑，两军在激烈厮杀的时刻，中外新闻社记者方大曾立刻起程前往绥远。他在战地通讯《绥东前线视察记》中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敌的情形，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此时的北方大地，数九隆冬，冰封雪裹，“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绥道上的火车在冽风中挣扎了一个整夜。经过张家口、大同等处，记者均从睡梦中惊醒，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得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五日晨，到集宁县，这是绥东的军事重镇，记者即在此下车。”方大曾下车后的即日午后，搭乘军用运输车经黄家村到达大六号，翌日上午，再次搭乘军用运输车由大六号到达贲红，然后徒步北行前往高家地，“塞北荒原上的路程，比起内地来总要较长一些，这四十里的路程，直走了五个多钟头才到，又因为逆着强烈的北风，所以更感觉特别的吃力，当黄昏时候到达高家地已是疲倦极了。”方大曾在此停留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我们在他的战地通讯中看到了战争的酷烈和艰难——
“天明后，敌人又作更猛烈的攻击，但我军此时自然是更有把握了，两位英勇的正副团长，坐镇火线。这时，他下令把所有的马匹都交给少数几个马夫看管。骑兵的马本来与手中的枪是同样重要的，但现在只得放弃了宝贵的马，以示死守不逃的决心，于是军心乃更稳固了。”
“张团长住在一个狭小的土房子里，在占满了全屋四分之三的土炕上，正中摆着一个炕桌，他独自睡在一边，另一边则让给记者。他的头旁，放着一架军用电话机，他随时随刻的都留心着每一次铃声，好像这东西是他唯一的伴侣一样。他为款待记者晚餐起见，特叫侍从买来一块豆腐，加入他平时的美食——盐水煮土豆中。在我们盘腿对坐在炕桌旁吃饭的时候，他拿起这足有四两重的大馒头对记者说：“这两天才有白面吃，从前都吃的是莜面和黑面。”记者询以兵士们是否也吃这个，他说是的，不过兵士们实际并不愿意吃白面，这并非是白面不好吃，而是因为它的价钱较贵，因为他们都是吃自己的伙食。本来晋绥军的规矩，在作战时应该有官家供给伙食，但现在并不是这样。
入夜，张团长拿了手电筒出去查勤，经一小时方回。归来后对记者说：“我们这团人自八月四日开到高红两镇以来，日间做工事，夜间睡在火线上，四个月来如一日，其间还经过两次主力战。从前天气温暖时，在火线上睡还不觉得如何难耐，但现在实在有些辛苦了。因为商都距离这两处很近，敌人如在黄昏时自商都起程，即使是最慢的步队，至迟午夜亦可到达，这正是夺营的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弟兄，不得不每夜都睡在火线上，以便应付紧急的事变。弟兄们的这种苦况，也只有团长以下的军官才能知道。”
我们谈了许多关于抗敌的问题，他深信晋绥的高级将领们是有决心守土卫国的。他说日本想要得到晋绥可真不容易，他劝记者将来有机会能到山西去做一次旅行，去瞻仰一下那里的伟大工事。
睡到三更时分，记者从梦中冻醒时，看见这位英勇果断的团长，正把着耳机在和红格尔图方面谈话，原来他夜间总是枕着耳机睡觉的。
（《绥东前线视察记》）
方大曾的战地通讯写自己的亲历亲见，行文朴实，没有矫饰和造作，这正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职业精神和可贵品格。从他的记述中，我们得以窥见国民政府时期军队的情况，士兵靠军饷养家，尽管在战场上舍生忘死，但为了家中的父母妻儿，宁可吃黑面，能节省还是要节省。在面对敌人时，淳朴的心灵里充满着民族大义，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在绥远前线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一篇通讯中写道：“我们的将士在这回绥远战争中，决没有一个人在考虑个人自身的利害问题，大家一致的信念是‘为生存而战争’……士兵情绪之坚决，令人可歌可泣，仅仅三五元一个月的军饷，他们已有一部兵士请求不发军饷，以减轻政府应付战争的困难！”对比来读，我们可知抗战初期民族危亡之际民气人心之可贵。
方大曾的记者身份和采访活动，得到了绥远前线军政官员的极大尊重和支持，高家地采访结束后，12月7日上午，方大曾谢绝了张团长的劝阻，决定前往红格尔图前线再行采访，当地驻军派出三十人的骑兵马队护送他，方大曾谈及这次纵马驰骋蒙古荒原的经历为平生首次。在红格尔图他采访了参加战役的军官、士兵和百姓，获得了对战役的全面了解后返回集宁，12月14日完成了战地报道《绥东前线视察记》。12月17日上午，与范长江等前线记者一起，随骑兵七师师长门炳岳同乘一辆汽车离开集宁。这是方大曾与范长江的首次会面，两人惺惺相惜，都对这次会面印象深刻。方大曾等在隆盛庄、兴和、红茂营子等地采访视察后于12月19日返回集宁。1937年1月5日，方大曾在此完成绥远前线的第二篇战地通讯《兴和之行》。此时，绥远战地采访工作已告结束，方大曾检点行囊，还剩下一些胶卷，他决心翻越大青山，到绥北一带考察民族、宗教、边疆经济、以及战争给当地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精神创伤等情况，并留下真确的历史影像。临行之际，方大曾和范长江等记者同行告别，1938年，范长江在《忆小方》一文中回顾了这个瞬间——
“明天我要到百灵庙去，如果走得早，我就不来看你了！”两年前在塞外著名的高寒地方——绥东平地泉的冬夜，黑黑一屋子的塞外冬装青年人，屋内发黄的烛光，被屋外如万顷波涛呼啸而来的狂风震撼得发闪，这位壮硕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方大曾先生走来和我握手。
“到百灵庙？”
“是的。”
“你怎样去法？”因为从平地泉到百灵庙，在塞上冬天如果不走归绥经武川的汽车路，那么一定要斜穿阴山，出草原，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这位平时没有被人重视的朋友，今天却来这样一个壮举，我有点不明白他如何去法，一则恐怕他太过于理想，一则恐怕他准备不够，途中容易发生困难。
“骑马去。”坦然的回答。
“几个人一路？”
“还有个马夫。”
“你带什么东西？”
“就是身上带的这一点。”
塞外的生活，我们多少经历一些，总少像他这样冬季孤身翻阴山，而且正是百灵庙战争之后。
方大曾的采访计划受到军政官员的支持，汤恩伯军长要派汽车送他，但因山路僻远，道路坎坷，汽车无法通行，因此由王万龄师长借给他两匹马，并派一马夫随行护送。零下四十度的塞外严寒没有阻退他前行的意志，方大曾终于完成了这次艰难的采访。
方大曾与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这次绥远采访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范长江是1936年11月16日赶到绥远前线的，比方大曾去的要早。范长江时年27岁，方大曾25岁，都是青春勃发的好年华，把理想和事业融入了民族解放斗争中。
很多年过去了，从方大曾留下的数百张照片里，我们依然感受到荒原凛冽的风声和呼啸的子弹声：这里有快速集结的部队；战前动员中举拳宣誓的士兵；蜿蜒在荒漠上的掩体；行进在戈壁沙漠上运送军事给养的驼队；守护在地堡边的哨兵；头戴防毒面具的防化兵、机枪射手；前线将领和各级指挥官坚毅的表情……还有，蒙古包前的蒙族牧民，雪路上装满柴草的木轮牛车，庄严的喇嘛庙和喇嘛们，天主教堂内躲避战祸的孩子，畜牧专家改良的羊群，四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天真的笑容……这是八十年前的北方中国。我们在温习这段历史的时候，深深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淳朴、勇敢和坚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
目击事变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10日，方大曾即前往芦沟桥采访。当时的北平已处于一片恐慌之中，许多京郊外的百姓为了躲避战火，源源不断涌向城里，在这纷乱恐怖的战争气氛下，方大曾骑着一辆自行车，迎着战火而去。“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我递上一张名片，加之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我被放行，穿过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这里正是战场地带，伤亡的兵士想必都由双方运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骡子，肚肠流露在腹外。”方大曾随一位姓于的中国警官各处拍照采访后，到了中午，听到了两个消息，一是大井村又被日军占领，二是日军四五百人又从丰台出动，向芦沟桥进发。
宛平采访结束后，方大曾登芦沟桥西行，中国军队已在桥的西端，桥头堆满沙袋。中国守军听说他从北平来，问日本兵撤退没有？方大曾告诉说，日军非但未撤退，而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从芦沟桥到长辛店的五里路，是平汉铁路的要道，南下北上的列车因战事全止于此，这里是个工人区。“在一条街的尽头上，排列着阵亡士兵的尸体，当地老百姓告诉方大曾：直奉战争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死这么多人。他看到当地小学生组织童子军，向商户们宣传募捐，；商户们组织起来，担着绿豆汤，带着糖果，前往芦沟桥去劳军。一个牺牲的连长的太太，看着丈夫下葬之后，就坐火车回娘家去了。在战场受伤的一名叫金振中的营长，收到了很多慰问品，他下令他的传令兵把这些慰问品分送给其他伤兵。
抵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识到，自己是芦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午后四时，他采访了这次战役的指挥官吉星文团长，对方手里正拿着一封电报，匆忙地对方大曾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你从北平来吗？要不要回去了？”战事确实愈发紧张了，在一座高坡上，方大曾看到已经架设好的机关枪，路上的人都在往家跑，芦沟桥又发生激战，已无法通行。方大曾一心急着回去发稿，不得不沿着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返回北平。“离长辛店十二里，至卢井村，正是下午六时，隆隆的炮声从芦沟桥方向传来，激烈的战争又在进行着了。十日下午开始的第二次总攻，日军扔未能得逞，反而遭到了比第一次战役更大的损失。计两次战役死伤达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军伤亡则为一百五十余人。二十九军在这次抗敌战争中，其悲壮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方大曾实地采访和记载，八十年后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就在方大曾采访的当天（7月10日）日军二次进犯芦沟桥“记得日军二次进攻的夜里，我军有一排人守铁桥，结果全部牺牲，亦未能退却一步，及后援军赶到，始将铁桥再行夺回。一个伤兵告诉我：他在那天参加夺桥的战役，他冲到日军战壕里，把一个敌人用刺刀扎死，没有急把刺刀拔出来的时候，旁边一个敌人把他左背刺伤，他就放弃了枪，右手从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那个敌人斩去半个头，并且接连还杀伤两个敌人……”（《芦沟桥抗战记》）
这年酷热的七月，方大曾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自己二十五岁的生日。完成了战地通讯《芦沟桥抗战记》，八月一日，这篇通讯发表在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上。
1937年7月28日清晨，再次奔赴芦沟桥时，与方大曾同行的，还有《实报》记者宋致泉和《新闻报》记者陆诒。在50年后撰写的回忆录中，陆诒仍记得当年方大曾的样子：“小方身上挎着架相机，头戴白色帆布帽，穿着白衬衣和黄短裤，足蹬跑鞋，年少，英俊，显得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三人所坐的列车距长辛店还有25里时，前线的炮声隐约传来，方大曾噌地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解放的炮声！”为了目击真实的战争，方大曾不惜离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
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向中国腹地大举进攻。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方大曾的命运。二次芦沟桥采访中，由于战局变化，方大曾已回不去北平的家。自此，他随中国军队共进退，见证了战争和国土沦陷，也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和牺牲。他把这一切及时地告诉世界，留下了国人永远抹不去的战争记忆。
战地失踪
1937年8、9月间，方大曾奔走于两军拼杀的战场，外敌肆虐的土地，目睹侵略者的暴行和人民的死亡，国土沦陷，瞬间生死，内心焦灼而又愤懑。此时的他既亢奋又勤奋，一篇篇真实而又带血的文字如子弹飞出枪膛一样喷涌而出。他成为了一个深情的爱国者，一个对时局充满忧虑和洞见的时事评论员，一个出没于弹雨之中用笔和手中的相机作战的杰出战地记者。在极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他写下了《前线忆北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北》《保定以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文字，并有《我们为自卫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芦沟桥发生后之北平》《被日军占领前之天津》《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摄影报道。这些亲眼目睹并被镜头纪录下的惨烈悲壮的场面向世界揭示了战争的真相。今天，我们怀念和寻找方大曾，更多的是从摄影家和摄影艺术的角度来谈论他留下的影像作品，然而，我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一个用文字和影像纪录他的时代的人，他目睹真相并如实地纪录了真相，使我们得以窥见那个年代——
日军侵入平津后，二十九军驻防南口的只有两营步兵，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奉命抢防南口，于八月一日自绥东防次开拔东下，先头部队为八十九师王仲廉部，他们于三十日到达八达岭的青龙桥，次日抵南口。将士们离别绥东时，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东西全部抛掉了，除了战场上所需要的武器外，别的什么也不带，以示决心。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想到抗战以外的事。……南口的重要，谁都知道，绥东的民众送走了十三军之后，大家就彼此议论着：“有老汤（汤恩伯）去，我们就对南口放心了。”
北平美国使馆陆军参赞处随员FrankDorn（宝尔恩），陪着一位美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这天由北平通过日军阵地到南口来，他们和我们新到的生力军谈话，那位美籍记者说：“来到你们的阵地上，我是很大胆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军阵地去，因为没有把握他们是否会危害我。”……美国武官又诚恳地嘱告我们：“日本的飞机不可怕，但是你们要小心一点大炮和坦克车。”他的见地确是很对，以后的战役中果然如此。我们很感谢这两个中国友人给我们真挚的鼓励和忠告。
（《血战居庸关·抢防南口》）
惊心动魄的南口战役在亲临前线的方大曾笔下展示了它的惨烈和悲壮，当日军坦克向我军阵地进攻时，战士们冲上前去，把手榴弹塞进坦克的射击孔，以血肉之躯与这可怕的“铁怪”搏斗，一整排战士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搏斗中死去，缴获了六辆坦克，在我军阵地放了两天，无人会驾驶，又无法销毁，又被敌人拖了回去。我军武器装备的落后于此可见。忠勇的中国军人面对凶恶的侵略者，完全在以命相搏。“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也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是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一座新的关口！”（《血战居庸关·新的长城》）方大曾写到两军的肉搏，写到军队前赴后继死守不退，写到指挥战役的高级将领亲临前线的情景——
王仲廉师长，他有强壮的体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坚实的脸。师部设在居庸关山洞里，一辆火车作了指挥所。他本人和两位旅长四位团长，都在前线指挥，炮弹把他的头打伤了，若不是还有一个钢盔戴在头上，就不堪设想了。战争剥夺了他睡眠的权利，又瘦又黑表现他是一个为国宣劳的忠勇的将官。
汤恩伯，这个铁汉子，他不要命了。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他们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条命决心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了。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见到他的那样状态（方大曾绥东采访曾拍有汤恩伯给部队作战前动员的照片——作者注），他穿一件短衬衫和短裤，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的时间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维持着，瘦得像“鬼”一样，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衣领肥大的可以伸进一只手。只有两个传令兵跟着他，卫兵和勤务兵早已上了火线。
（《血战居庸关·“铁汉”之泪》）
方大曾写道，汤恩伯到前线去指挥，见了官兵，只能用嘶哑的嗓音说出一句话：“你们好好的打呀！”已经说不出第二句话，见到阵地上的士兵，两眼满含泪水，又强噎了回去。而官兵们几乎已认不出眼前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长，待认出他时，都流下泪来。汤恩伯后来与日寇打过多次硬仗，除南口血战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以及豫南会战等大型战役，重创日军。华北日军对汤恩伯所部十分忌惮，以为第一号劲敌。汤在抗战中，一直被誉为“抗日铁汉”，其源即出自方大曾的笔下。
从1937年7月10日到9月18日，方大曾足迹遍布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哪里有战役，哪里有热点新闻，他就赶到哪里去。这次采访中，他和范长江再次相遇，8月下旬，范长江电邀方大曾前往大同商议工作，听说方大曾去了绥东，原来，他听说八路军挺进热河，他赶去采访，后来听说消息不确，又返回大同与范长江会面。勤奋的方大曾并没有放弃记者的职责，一路上写了《保定以南》《从娘子关到雁门关》等长篇报道，将强敌压境的太原等地抗战情况做了详细的报道。他在《保定以南》中写道：“我们现在的战争不是内战，因而以往的那些应用于内战的军事作风应该从根本上改过。这是一个全民的抗战，是一个生死关头的民族解放斗争，每一个国民都应该并且必须组织在抗战行动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握着最后的胜利。”这警醒的深刻的洞见今天读来，仍令我们动容。大同战事吃紧，范长江和方大曾先后赶到石家庄，作为协调正面战场报道任务的著名记者范长江与方大曾商定，仍由他挺进平汉线，负责战地新闻的采访工作。范长江回忆到——
那时保定已万分吃紧，卫立煌将军所部三师增援南口落空，正与敌激战于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带。小方当时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范长江《忆小方》）
这是两位记者最后的告别。方大曾9月18日在山西蠡县向上海《大公报》发出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后，杳如黄鹤，再也没了消息……
837张底片
据方澄敏回忆，他的哥哥方大曾1937年7月离家后，中间曾回家一次，席不暇暖，又匆匆离去。自长辛店被日军轰炸受阻，接着就是平津陷落，他有家难归，母亲和家人音讯不通，正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唯有将全部身心投入抗战中去，才能稍稍纾解对亲人的思念。方澄敏说，哥哥带走了平时积存的四十个胶卷，他本来准备用它去拍摄四川大饥荒的，据说四川百姓断粮，以观音土充饥。外敌凶恶入侵，他只好把它用于抗敌前线。内忧外患的中国的纪录者方大曾用他全部热忱和生命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们注意到，方大曾自辗转于平汉线战地报道始，影像报道明显减少。居庸关隧道里的前线指挥官，瘦得像个“鬼”，含泪巡视他的士兵的将军，敌机轰炸下逃难的百姓，美国驻华武官大战前夕对中国军队的访问……这一切，理应进入他的镜头，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作为战地摄影师，当他眼睛看到这一切时，他的相机不可能停止工作，可是，弹雨横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哪里有洗印它们的条件呢？那些珍贵的影像在他的相机里，在他布满战地烟尘的背包里，它们等待着曝光，等待着显影，等待着进入世人眼帘和内心的时刻。但是，这永远也不可能了，随着方大曾谜一样的失踪，它们也永远地消失了……
日寇进入北平后，为怕敌人加害，方大曾的父亲把他存留的一些照片烧掉了。妹妹方澄敏坚信哥哥有一天会回来，出于对哥哥的思念，保存下一个小木箱，里边珍藏着哥哥拍摄的837张底片。这些底片保存得很好，每一张都分别装在一个纸袋里，整整齐齐摆放着。这里有哥哥的手泽，哥哥的温度。经历漫长的岁月，经历动乱的年代，多少牵肠挂肚，几次失而复得，谢天谢地，它还在。方澄敏从一个活泼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个小木箱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抚摸它，端详它，有时对着光亮，看底片里模糊的影像……她一直住在协和胡同那座老宅里，即使那座不规则的四合院搬进很多人家，变成大杂院，她也没离开那里。她幻想着25岁的哥哥像从前一样推开院门，满面春风地走进来。在她走向暮年的岁月里，她知道这些底片曾经纪录过一个时代，它们是珍贵的，她整理它们，到处奔走，期待它们能重见天日。台湾的摄影师阮义忠先生知道后，登门拜访，说服了方澄敏，带走了58张底片。返回台湾时，遭遇台风，飞机剧烈颠簸，无法降落。生死之际，阮义忠先生仍然记挂着挎包里的底片。转危为安后，阮义忠先生返回台湾，洗印了这些照片，并把它们刊登在由他主办的《摄影家》杂志上。这些照片面世后，引起轰动，方大曾的名字和经历方为世人所知。这之后，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冯雪松拍摄了《寻找方大曾》的纪录片，失踪在抗战前线的战地记者方大曾，那个以小方的笔名发表战地通讯和图片报道的25岁青年才进入我们的视野。最终，方大曾留下的837张摄影底片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成为我们民族永久的记忆。
与方大曾同时代的法国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被称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他比方大曾仅大四岁，当方大曾拿起相机摄影时，布列松或许正在法国军队里扛着来复枪服役。我们深感惋惜的是，方大曾如流星划破夜空，消失于硝烟弥漫的中国土地上，他消失得太早太早，他的记者生涯仅仅有两年。而布列松却活了96岁，见证并用相机纪录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成为了世界著名人文摄影大师。布列松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的抓拍理论，方大曾没有理论，但他有决定性瞬间的实践。布列松说，经过加工和导演的照片我没有兴趣，相机是直觉和自发性反应的工具，他还说，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拍摄者与对自己的最大尊重。这一切，方大曾在职业生涯中都本能而自觉地身体力行。方大曾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法预测他的命运和事业，但是，在他活着并工作着的最后时光里，他无愧于一个战地记者和优秀摄影家的光荣使命。他留下的，是值得永远记忆的东西。为此，我们感谢他。
2017年5月8日于萨尔图
（在线责编 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