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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佛庄是第一个被安葬在雨花台的中共烈士，中共杭州小组成员，党的“三大”代表之一。有关他的革命事迹很少。本文揭秘他早年积极报国，寻求人生真谛，从而成为一名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在黄埔军校创建和北伐革命时期，他是深受国共两党领袖赞赏的杰出军事人才。中共建党之初他潜伏于敌营，最终为了革命事业，用鲜血换来祖国大地的飘香沁心。作者以文学之笔，为我们勾勒出这位出生于浙江东阳的志士短暂而灿烂的革命人生。
“一号烈士”之谜
何建明
走进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大厅，有史料记载第一个曾被安葬在雨花台的中共烈士就是他——金佛庄。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个也常常被讲解员一略而过的烈士：“这位革命烈士牺牲得早，他的公开身份又是国民革命军少将团长，所以有关他的事迹很少……”
于是乎，“金佛庄”烈士几乎没有人记住他。但我不甘，从第一次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我就对身着军装的他默默地产生了兴趣，这或许是同为军人出身的缘故，或者我潜意识地感觉一个身份当时比叶挺和朱德还要高级的中共党员，一个潜伏于对手总司令部之中的重要人物，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呢？
一次怀疑，二次怀疑……后来经过多方证实与调查，我不再怀疑了：雨花台的“一号烈士”果真是一位非凡人物！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当时浙江还没有成立中共组织。1922年，浙江第一个中共组织杭州党小组成立，金佛庄是这三人小组的其中一人。而此时，中共党员在全国的总数也才一百九十五人，更没有像金佛庄这样具有保定军校毕业的背景和北洋政府军浙江首脑夏超的警卫营营长之职的党员。难怪乎，参加完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作为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并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时，专门密令金佛庄如果所带的一营“要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可见，党对金佛庄所寄予的希望有多大！而另一方面也证实了毛泽东重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早有思想基础。
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施。孙中山与李大钊协商的黄埔军校即将创建。中共从实际控制的上海大学和各地中共骨干中抽调人员赴广州协助创建黄埔军校。
“金灿兄，现在我受组织之命向你传达指令：派你去广州参加筹建黄埔军校……”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书记、浙江省党组织负责人、杭州党小组组长徐梅坤（后名徐行之）突然有一天找到金佛庄，秘密通知道。
“马上就要动身？”
“当然。”徐梅坤点点头。
两人在西湖边接头之后，金佛庄回到营部，作了简单的收拾后，辗转千里，到了广州。
“你就是两进保定陆军军校、又考上厦门大学的金佛庄先生？！”正忙着筹备黄埔军校的国民党财政部长，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后改任军校首任党代表的廖仲恺先生，一见前来报到的由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推荐来的教官金佛庄竟然既军事素质高又仪表堂堂，便格外高兴，“坐坐，请坐下！”说着又给前来报到的金佛庄倒上一杯茶。
金佛庄报到之时，正是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最忙碌的时候，除了建校，还有招生。当时国民党因为没有地方组织，所以除了广东之外，连招生的“广告”都发不出去，各省军阀互不买账。孙中山生怕黄埔军校首次招生流产，于是便让廖仲恺找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希望借共产党之力，帮助招生。后来尴尬的局面很快打破。比如在上海，就由中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和恽代英亲自出面在上海秘密挂起了黄埔军校“招生办”，为首期黄埔军校输送了许多优秀学生，如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徐向前、陈赓等，也有成为国民党名将的宋希濂、杜聿明等。
黄埔军校的招生特别严，除考政治、作文和数学三门课程外，还有年龄、身体等方面的要求，而且还要初试、复试。复试则必须在广州大帅府黄埔军校筹备处由专门的教官和招生办工作人员按统一的标准进行。
那天金佛庄与廖仲恺首次见面时，廖仲恺办公室的外面就是学生复试点。这时突然从外面传来一阵嚎哭声，随即又是一个慷慨激昂的声音——
“凭什么不让我参加国民革命？革命是每个年轻人的义务！个子矮怎么着？拿破仑的个子也不高，不一样驰骋疆场吗？总理孙中山的个子也只有一米六八，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更矮嘛！国民革命怎能以貌取人呢？”
“你、你这是对总理和党代表的不敬！”
“我说的是实话，这怎么叫不敬？我看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让许多热血青年报国无门！”
“闭上你的臭嘴——”
外面这一来一去的火药味，室内的廖仲恺和金佛庄听得一清二楚。金佛庄心想：也不知哪个考生竟敢如此直呼总理和党代表个儿矮……他借机偷偷瞟了一眼正在向玻璃窗外看“热闹”的廖仲恺，以为大人物的廖仲恺一定会迁怒那位不识抬举的考生。哪知接下来廖仲恺的做法让金佛庄大为感动和感叹。
“走走，到外面看看出了啥事……”廖仲恺朝金佛庄一挥手，便出了门。
廖仲恺一看，那个大嗓门的考生是位小矮个儿，看上去也就一米五八、一米五九的模样。一问，是浙江宁波来的，名叫“胡宗南”。
“党代表，他除了个子不够条件外，年龄也过了好几岁，已经二十九岁了……”教官见廖仲恺出现在面前，赶紧报告。
“噢，个子似乎比我廖某还矮那么一点点儿，年龄嘛，倒是比我年轻好几岁……你真的很想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廖仲恺和目笑颜地将那个嚷嚷了半天的考生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问道。
“报告长官：我胡宗南跟定孙中山先生革命到底，就是死了也不后悔！”那位叫胡宗南的考生如此说。
“好，这位同学，现在我批准你参加考试，并且愿为你担保入学！”
“是！谢谢长官——！”刚才还在哭鼻子的胡宗南这回激动得又哭了起来。后来成为国民党一代名将的胡宗南在黄埔军校“靠哭鼻子入学”的事一直在国民党军队里流传。
不过廖仲恺处事的这一景，让金佛庄对廖仲恺格外敬重起来。
“来来，我们言归正传。”重新回到办公室的廖仲恺对新报到的金佛庄说，“我们学校的委员长蒋介石先生也是你们浙江人，刚才那位考生也是浙江人，你也是浙江人。浙江人才俊多啊！请用十分钟时间说说你这三年中跨两个高等学校的传奇吧！”廖仲恺笑眯眯地盯着眼前这位年轻英俊的浙江军事才俊。
“算是党代表的考试吧？！”金佛庄整整军服，端坐后肃容道：“后生佛庄自小出身贫寒，家父是一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的乡村郎中，在东阳横店四乡一带稍有半分名气，但仍不能支撑有四男二女的小家。佛庄是长子，为了少给家里添负担，从小就由叔公带养着。六岁时入本乡老贡生金洪锦先生的私塾念书。金先生去世后，又跟随老秀才吕松贵先生课读。吕老先生见我好学，文章写得还算好，老人家十分喜欢我，亲自给我取了学名‘金灿’和字号‘辉卿’，意思是希望我日后前程远大，光辉灿烂……”
“哈哈……你这位先生有远见！有远见嘛！这不，年岁轻轻，已经是营长大人了嘛！”廖仲恺这时拿金佛庄玩笑起来。
“听说你后来是在东阳中学毕业的？”廖仲恺又问。
“是的。我们东阳中学在当年很有名。我的同班同学有个叫严济慈的，他特别聪明，我们一直在班上比赛，看考试谁是第一名。他很了不起，不像我偏政治和社会学，他专攻科学，是国立东南大学第一届理科毕业生，毕业证都是第一号的。现在他在法国留学当科学家呢！”
“你同班同学严济慈的大名我听说过……现在来说说你、你自己嘛！”廖仲恺慈祥地拉回这位浙江年轻军人的话，颇有兴趣地想听其“个人传记”，“说说后来为什么去读陆军军校去了，中间又转到厦门大学了呢？”
金佛庄见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元老、军校党代表如此平易近人，便打开了话匣子：“这要感谢袁大头、袁世凯，他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一事传到我们东阳中学后，我就决定不再跟严济慈拼数学了，我决心舍去研究科学，转为从军报国去！就这样，1918年中学毕业后，我就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学校的第八期学员……”
“嗯，那是我们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可惜它的办校宗旨并不是为了我中华民族复兴，而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我们的孙中山总理要办一所为自己革命事业服务的军校。这不，你们这些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生就有许多才俊被招到我们这儿来了！说，往下说，说你自己的！”个头矮小的廖仲恺右手支着下颌，仰着头，双眼盯着风华正茂的金佛庄，满眼欣赏地说。
“后来、后来我去了保定，当了一名军官候补生……”金佛庄说，他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后，发现北洋军阀队伍里很黑，于是也对从军报国的道路产生了怀疑。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更使他受到猛烈的冲击，思谋另找出路。1920年，直皖军阀开战，军校一度停办，他转而考进厦门大学，改为研究教育与文学，以求改造社会。在厦门大学读书，虽然得以自由接触、探索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但生活上却困难得多，不像在军校那样一切都享受公费，学费和生活费都要靠家庭负担。父母无力供给，只能靠亲邻好友共同帮衬，这样勉强维持了一年。囿于现实，保定军校重新复课后，金佛庄于1921年10月3日离开厦门，乘海轮去天津，转道北京，重返保定军校求学。
“听说你第二次返回保定军校后，一改前非，埋头刻苦地学习与钻研哟?!”廖仲恺理了理小胡子，目光炯炯地盯着眼前这位英俊的浙江才杰。
金佛庄一愣，心想：不愧是党代表，对我了如指掌呵！于是便答道：“是是，佛庄不才。以前只是井底之蛙，并不知中国之概全，只凭鼠目寸光，赌气离开了军校。这回重返学校，便开始珍惜时光，不能再虚度年华了！所以就不敢怠慢每一天……”
“听说你在保定那里边学边思考，而且还写下了洋洋万言的《佛庄日录》……不知可否让仲恺一学？”廖仲恺这话，让金佛庄顿时脸色绯红，不好意思起来。
“党代表羞煞吾也！羞煞吾也！那都是旧学堂时的低级谬念，不值一看！不值一看！”金佛庄忙不迭地从斜挎的书包中拿出一卷用小楷写的书文，毕恭毕敬地递给廖仲恺，“这是我来广州时，准备发在《新建设》杂志上的另一篇谬文，因为说的是军官的问题，所以想请党代表校正……”
“《军官的心理》……嗯，这个好！这个好！中山先生创办本军校，就是为了培养我党军事人才，而军事人才，其心理品质其实胜于军事素质。你的这篇鸿文，我一定花上三天功夫，好好学习，然后我俩另找时间一起交流交流……”廖仲恺接过书卷，有些迫不及待地起席而别。
金佛庄赶忙紧跟其后，并连声道：“岂敢岂敢，还请党代表劳神指教，佛庄我在此洗耳恭听……”
“你等着！”廖仲恺一阵风似的走了，留下身后的金佛庄心潮澎湃。因为自当年弃笔从军后一直在寻找革命报国之路上徘徊而未见曙光，如今在广州黄埔军校、特别是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身上看到了革命的曙光，他怎能不激动？其实，作为中共党员身份的金佛庄也清楚和听说了，现在的这所由孙中山亲自创办的新型军校，不仅是孙中山先生与中共负责人李大钊一起商议创办的，而且中共派出了重要的建党人之一的张申府先生协助孙中山负责黄埔军校的筹建和招生工作。张申府在黄埔军校开学之后担任第一任政治部副主任，张本人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而且周恩来后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也是由张申府向孙中山和蒋介石推荐的。金佛庄来黄埔军校报到时，已经深深感受到这所军校不仅具有国共两党合作的标杆意义，同时军校的教学方式完全按照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方式在进行，革命的色彩和革命的朝气，处处皆是，这令金佛庄的内心格外兴奋和激动，他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归宿地。
想想过去几年寻找革命之路的曲折，金佛庄越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天、每一刻……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期的那些日子以及毕业后的峥嵘岁月里，他与共产党接触并成为其中一员的往事，更是历历在目——
那应该从金佛庄重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算起，在这段时间里，他接触了学校中一些革命的进步师生，通过他们也开始看到了如北京出版的《晨报》，还有上海的《国民日报》《建设》及《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进步报刊，这些报刊上已经有不少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这让金佛庄有了一种全新的探求革命的方向，于是他结合自己的人生观察，开始挥笔写下以“手段与目的”为主题的《佛庄日录》，记载了自己比较、寻求人生真谛的探索过程。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虽说是一所北洋政府主持的军校，但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对学员比较开放，所以进步的组织包括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也在进步的青年学员中开始发展对象。
1922年，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和倾向的金佛庄，被正式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从此这位青年军人有了自觉地投身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意识和精神。那时党组织和团组织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保密的，所以金佛庄从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宗旨出发，和校内四十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壬戌社”（金佛庄他们应是1922年毕业的学校第八期学生，这年正好是农历壬戌年），他们愿望通过这个组织，罗致各省革命军人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
1922年7月，金佛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沪护军使属下当见习排长。在上海的日子对金佛庄来说异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金佛庄来到上海之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才一年，而革命的形势则蓬勃兴起，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进步势力在上海特别有市场，进步的《新青年》《建设》等报刊几乎每期都能让人看到革命的理论文章。中共上海组织在青年中培养和发展工作也做得非常活跃。金佛庄作为受过正规训练的军事人才，自然也格外受到党团组织的重视。因为他是浙江人，在上海当了短时间的见习排长一职后，旋即被分配到浙江陆军部队当见习军官，并在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
“金佛庄同志，现在我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从今天起，你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我们一起向党旗宣誓……”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
“……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在庄严的镰刀与锤子的红旗下，金佛庄满怀激情地紧握拳头，用心声向他心向的党宣誓，而也在同一时刻，他决意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中国共产党。
“你现在是军队的营长，我们党要夺取革命胜利，武装斗争是必由之路，将来你的作用会比任何一般的中共党员更大，所以要学会在军队中保存实力，发展自己的同志……”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徐梅坤这样对他说。
其实，那个时候整个浙江省也只有三个党员，除了徐梅坤和新发展的金佛庄外，还有一位，他们三人既是浙江省的中共党组织成员，也是中共杭州支部的党组织成员。这时的金佛庄，不仅在杭州警备团里任营长，而且还兼任新闻记者，是《嘉言报》主笔。
1923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中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蜜月”期的开始，广州作为当时的革命中心，金佛庄作为杭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中共“三大”会议，第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他心目中崇拜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内心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也就在此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向他传达了“保存实力”的重要指令，理由是：他是当时一百多个中共党员中，仅有的几个在军队中服役的军官，且金佛庄的资格堪称最老，他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又已是有实权的杭州警备一营营长。
1923年时的中共，如果有一个营的军队，意味着这是一支潜在的巨大的军事力量啊！所以中共对金佛庄怀有特别的厚望。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也专门派员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如果所带的一营在上阵，打仗时应设法保存实力。”这是再一次重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予金佛庄的“特别指令”。一句话：你金佛庄是咱中共的“秘密武器”，保存实力第一位！
可见在建党初期的中共领袖心目中，金佛庄是个被暗藏的非常特殊的人物。党寄予他千斤重任。
果不其然。1924年初，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帮助下召开之后，孙中山听从李大钊和共产国际负责人的意见，将党的纲领确定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新政策，令中国革命阵营和整个革命形势为之一振。
金佛庄在开会中，深切感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他内心的热血早已激荡和燃烧……此时的他，作为旧军校毕业生，在思考建设军队中的根本问题，即军队军官的素质。“言军队素质，军官的素质是根本。军官的素质，其实军事素质比起心理素质是次位的，军人特别是军官，他的心理素质好坏才是关键。一个军队的素质好不好，关键是军官的心理素质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正是在这一观点下，他有了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被中共早期领导人，甚至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和廖仲恺等人所看重。
《军官的心理》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新型军事观的军官心理理论著作，是金佛庄在学习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之后，针对旧中国军队的问题而阐述的一部重要著作。正是这部著作，使他在日后的军队工作、黄埔军校任职及战争战斗中显现了天才般的军事才能，受到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赞赏。当然中共党组织对金佛庄的军事才能更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因为当时的中共缺少来自一线并有打仗经验的实际军事人才。
一百年前，金佛庄就在《军官的心理》一文中指出：“社会制度及经济组织，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只有经济的背景有解释人类行为的可能。”他进而指出：“同时人处于一个特别的环境，每起一种适应于此环境的心理。”
“‘这种军官心理，细分之，是军队组织，军队生活，和时代潮流的反映……’说得极是也！”深夜，廖仲恺在炼油灯下，一边读着金佛庄的文稿，一边赞叹不止。
“要用，要重用！这等人才不用，误革命大业啊！”掩卷那一刻，廖仲恺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第二天一早，他去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向他建议推荐开学之后需要确定的四个“学生队”队长名单。廖仲恺清楚：黄埔军校能不能办好，第一期最重要，而第一期办成啥样，师资队伍和带兵的学生队长是最关键的一着棋。孙中山对此曾向廖仲恺特别关照过，让他选好人才，不得有“次品”混入军校。
校长蒋介石对师资和带学员队的队长人选更是格外关注，他想得比孙中山更远更具体，是因为他内心有份私心在作祟：必须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尤其是不能用共产党的人。这是他蒋介石的“用人底线”。
黄埔军校第一期录取了六百四十五名学员，蒋介石的意思是每一百五十多人一个学员队，共四个队，每个队有一名队长。“队长的职责比教员和我这个校长有的时候还要重要。”蒋介石曾在与廖仲恺商量学员队配制队长时这么说过。于是谁当学员队队长这事，廖仲恺十分在意，也特别重视。金佛庄的出现令他欣喜，当然其他几位人选他也在紧锣密鼓地挑选。
“党代表啊，今天你的气色这么好，肯定是有喜讯告诉我中正了？”这一天，蒋介石刚刚在办公室的椅子坐定，就见廖仲恺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便问。
廖仲恺自己搬过一把木凳子，坐下后便说：“四个学员队队长人选差不多可以定了……今天来跟你推荐的是一位你的浙江老乡，顶优人才！”
蒋介石一听便喜色地问道：“浙江人？谁呀？”
“金佛庄，保定军校毕业的，后在杭州警备团任营长，很有点墨水，刚看过他写的《军官的心理》一文，其论点是对中国旧军队的批驳，同时也有针对性地指出了革命军队如何培养军官的方向性问题……”
“好啊，这样的人才必须重视。”蒋介石听后很高兴，说，“仲恺兄是党代表，挑人看面又看心，比我中正有经验。对了，什么时候让那个金……”
“金佛庄。”
“对对，叫金佛庄到我这儿来一趟。”蒋介石说。
“我马上安排。”廖仲恺起身。
蒋介石随即站起，并束了束腰间的武装带，将右手伸给廖仲恺，表情显得十分恳切地说：“筹备军校，千头万绪，党代表辛苦了！这一校之思想工作，全仰仗仲恺兄长了！”
廖仲恺双手作揖道：“为中山先生分忧、为革命尽力，是你我职责，当全力以赴！”
蒋介石在听廖仲恺介绍“金佛庄”此人后，心头记下了这位浙江籍老乡的名字，而且暗中派人对金佛庄作了一番细察，特别是细细翻阅了金佛庄所著的《军官的心理》后，蒋介石兴奋地拍案称道：“像金佛庄这样既有军事素质，又是管理军官的理论专家，我等革命队伍中屈指可数啊！人才，顶好的人才！”
并非蒋介石“火眼金睛”，诸读者可以设想一下：金佛庄是作为近百年前的一个旧式中国军校毕业出来的一名职业军人，在那个落后的、新一代中国军队尚处萌芽的岁月里，他能写出《军官的心理》这般如此专业和精到时的军事理论文章，加之又是“浙江老乡”，刚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能不兴奋和暗喜嘛！
为了打造国民党第一军事高等学府，在黄埔军校筹备之日起，孙中山亲力亲为，并派出蒋介石、廖仲恺两位左膀右臂主持日常操办。身为校长的蒋介石自然更有自己深层的考虑，因此他在被任命为校长后，每天很早起床，从他居住地骑马到校门内的马蹄声，就是学员、教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起床号”，随后出操、吃早饭。蒋介石一直与师生一起就餐。他出现在哪里，所有下属必须站起；他坐后，其他人才能坐下；吃饭时他动筷子，其他人才能动筷子；他吃完搁下碗，其他人必须搁下碗；他走时，所有的人必须行注目礼……总之，蒋介石以此来训服所有黄埔军校的同事和下属。这与后来他所有国民党下属称呼他“校长”有着紧密相关。一声“校长”之后，其意就是“我是你蒋某人的兵”！这种“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是“蒋家王朝”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根系，它像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圣“法则”，打造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块“血脉”般的铁板。在党内，蒋介石用的是“总裁”来维系着这种“君臣”关系。
如上所言，蒋介石用人十分注重“老乡关系”，凡是浙江籍的，他总是以“亲眷”般的私情来拉拢。这不，金佛庄这样的人才，又是嫡系的浙江老乡，他老蒋怎会轻易放过！
开学前的一日，蒋介石找到金佛庄，让他到了自己的临时办公室进行“训话”。
蒋：“你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你以为中国的旧军队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黄埔军校借鉴的可取之处？”
金不曾想到蒋校长会提这等问题，于是虽心存疑，但仍然流畅回答道：“自然有一些。比如北洋军队的军装是有一定规定的，是按季节变换服装的。虽然我们黄埔军校是在南方，一套短裤短衫，但如果有条件，还是需要按季节发放不同军装，以整军威……”
蒋介石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金：“还有，北洋军队驻地将官出入营门，卫兵司令就不能离开卫兵室，将官一出入营门，就要集合列队，对将官行举枪敬礼，随时接送。同时，号兵按将级衔只奏从军乐：少将吹一番号，中将吹两番号，上将吹三番号，有时可加一番……在下看来，这些都是十分需要的。”
蒋：“好，你的这些意见非常好，对我们新型的革命军校有很大参考价值。佛庄是我们浙江东阳人，东阳出才子！但现在我们革命军队既需要理论家，更需要能打仗、打硬仗的军事人才，希望佛庄为大家榜样！”
金：“在下一定听从校长的教诲，当一名真正的军人！”
蒋大喜，站起身，拍拍金佛庄肩膀，说：“以后有什么事，尽可直接找我。”
金：“是。”
在一个告别的军礼之后，金佛庄走出蒋的办公室，突然听到身后蒋介石在发问：“你是共产党吗？”
金佛庄一听，顿时后背发凉，但马上镇静下来，转身后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势，冷静地报告道：“报告校长，现在我已经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这话找不出任何毛病，因为当时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亲自同陈独秀和李大钊谈定：中共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黄埔军校有一项特别规定：凡是入学的学员和在军校工作的教职员工，一律要加入国民党。金佛庄就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共组织同意，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金佛庄的回答找不出茬，于是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说：“这就好！这就好！”
但是金佛庄出门后，感觉后面似乎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他心头暗暗增添了一份警惕：虽然当时国共合作已在“蜜月”期，在孙中山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已经很多了，而且还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包括在黄埔军校里，金佛庄看到了几位他所知的中共重要人物，这是他在参加党的“三大”会场上认识的。但黄埔军校毕竟是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当校长的地方，而且党内同志告知他两条“基本原则”：尽可能地把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尽可能地以国民党军人的身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在场面上、工作中，做好在黄埔军校的本职角色，争取校方特别是蒋介石的信任，储蓄革命力量，窥机会为中共事业贡献力量。
由于廖仲恺的特别看重，蒋介石对金佛庄也抱有不一般的好感，金佛庄不仅很快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第三队）队长，而且还被任命为首届军校特别区党部（国民党）五名执行委员之一，可见蒋介石对他既怀信任，想拉拢金佛庄的意图也很明显。当时蒋介石在校一级层面有“八大金刚”，他们分别是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承、刘峙和张治中。这些人在黄埔军校时都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后来也都成了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内的大人物，像张治中后来还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当时的黄埔军校内，还有一种私下里的说法，那就是蒋介石在一线教员和学生中，还有“十大金刚”，金佛庄就是这其中之一，并且是非常靠前的“金刚”。
1924年6月16日，这一天是黄埔军校的成立之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大元帅亲自出席，而且这一天他与年轻的夫人，是早上６点钟就从大元帅府大本营出发的，可见孙中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成立的重视。
“赶快集合官兵到码头欢迎总理！”那天，蒋介石一上来就有些措手不及。
7点40分，孙中山乘坐的“江固号”军舰，在“江汉号”军舰的护卫下，驶入黄埔岛码头时，岸头的军校官兵齐声欢呼，锣鼓喧天。
一身白色中山装的孙中山先生拉着夫人走到蒋介石面前，摆摆手，道：“想到了我们也要建一支革命军队，所以睡不着觉……”意思是，起这么早你们没有准备好欢迎队伍，情有可原，不必拘礼了。
蒋介石是个在孙中山面前很会奉承的人，哪敢怠慢，忙说：“是学生疏于严教。”其实，这一天对国民党要员们来说，都是大事，连平时开会很少准时的汪精卫、胡汉民、林森等，这一天也从居所早早地来到了黄埔军校。因为大家清楚，黄埔军校不仅是国民党要建一所现代化新型军队之大事，而且孙中山亲自选定的6月16日这一天作为军校成立之日，意味深长。两年前的这一天，孙中山革命队伍中发生了一场差点要了孙中山命的“陈炯明叛变事件”，一向标榜是“孙中山的学生”和“最可靠卫士”的陈炯明趁孙中山不备之际，发动了叛变事件，陈炯明调转枪口，将枪炮瞄准了孙中山和大帅府。孙中山登上“永丰舰”避难。虽然最终以叛军陈炯明失败告终，但此事给孙中山造成的心理阴影非同一般，至于心头之痛更不必说，因为就在挫败陈炯明的这次政变中，孙中山也失去了他和宋庆龄的唯一的一个未出世的爱子——宋庆龄此次流产后与孙中山再无后嗣，并成了一生遗憾。
孙中山进军校后，在校长办公室便开始接见全体教员和学生队长。这是金佛庄第一次近距离与他所特别敬仰的孙中山交谈与握手。在介绍到金佛庄时，蒋介石和廖仲恺都插话向孙中山报告。
廖仲恺：“这位三队队长是位有心研究军官心理的专家。”
蒋介石：“我希望他也能下功夫在打仗上！”
孙中山听后，连声道：“好，好！能文能武者方为我们革命军人也！”
这一次与孙中山的接触，对金佛庄非常重要，尤其是孙中山的这句“能文能武方为革命军人”，对金佛庄影响很大。而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尤其是孙中山那天所作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令金佛庄和全体在场者热血沸腾。金佛庄虽为中共党员，但他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十分佩服。那个时候，会场连一台录音机都没有，但金佛庄却把孙中山的许多话一直记在心头——
建立黄埔军校，“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革命过去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了今天也还是失败。”孙中山的话振聋发聩。“这个原因，简单地说，就是由于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
“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事业便可以成功！”
“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要失败。今天建立黄埔军校，就是为成立革命军打基础！”
孙中山越说越激动，不停地挥动着右胳膊：“你们，所有在场的师生们，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愿，只知救国救民的事业——！”
“革命和革命军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一百个人能打一万个人。有一支一万人的革命军，就可以打败军阀！”
“我们就是要用你们这支队伍做基础，造成我理想的革命军，以完成拯救中国之大业——！”
“孙总理万岁！”
“革命万岁！”
“革命军万岁——”
孙中山的演讲虽然有些长，但丝毫没有影响整个开学典礼的隆重气氛和他那激情洋溢的革命鼓动。金佛庄后来曾对党内同志讲过：入黄埔军校，让他看到了革命浪潮的蓬勃兴起和势不可挡的潮流。
当天下午阅兵式，孙中山检阅了四个学生队，金佛庄再次进入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视线，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廖仲恺，因为他骨子里喜欢英俊而又才华横溢同时又有书卷气的金佛庄，更主要的是在同金佛庄接触过程中，始终觉得他是个意志坚强、信仰坚定的革命者。“我们的队伍和学校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为人师表皆是榜样。”廖仲恺这样欣赏金佛庄。
开学第二天，金佛庄被正式任命为学员队上尉队长。军校的军纪虽严，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员，并不是都那么听话，调皮捣蛋的仍不乏其人。就在开学典礼上，当国民党重要人物胡汉民用广东话宣读“总理训辞”时，一句“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被台下陕西籍的杜聿明听成了“三味煮鸡，萝卜大葱”。这句笑话，后来在黄埔军校里流传很久。每每开饭时，学员们都相互调笑：“今天吃什么？”“三味煮鸡，萝卜大葱！”于是一阵哄堂大笑，大伙算是来了个精神会餐。
开学之后，训练和管理学员队其实是黄埔军校最难的几件事之一，由于学员参差不齐，性格各一，加上队伍中既有共产党人，又是国民党员，左的右的，调皮的、正经的，什么样的学员都有。一首《国民革命歌》的歌词原来是这样：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学员们竟然把它唱成：
肚子饿了，肚子饿了！
要吃饭，要吃饭！
随便弄点小菜，随便弄点小菜！
鸡蛋汤，鸡蛋汤！
这样的事虽有点搞笑作恶，但也非原则问题。廖仲恺听后虽看上去一脸生气，但扭头一瞬间，“胡子”也“吃吃”地笑，因为他跟着学员腔调哼了几句，情不自禁地偷笑了起来。
“本军校最大的特点，也是我们有别于旧军校的根本点，在于军事与政治并重，这至关重要。”金佛庄在与廖仲恺交流交心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讲得好！军事与政治并重，乃我军校之根本也！”廖仲恺对金佛庄的每一个主张都十分欣赏与赞同。其实廖仲恺并不知道，金佛庄的这些办学新理念，是他按照中共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在执行——中共党组织要求金佛庄利用学员队队长之职，不断吸收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办校经验，并通过推进“政治与军事并重”的理念，在学员中不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想和信仰，同时让学员们弄清“革命”为了什么、“革命军应该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军人”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学习与理解。
其实，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学校内部的左派和右派的暗中较劲十分激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金佛庄利用自己“学员队队长”一职，积极支持和参加了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军校内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及其所操纵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埔军校开学的第一年年底，一位格外英俊的中共重要人物，从国外回来，到黄埔军校出任政治部主任，这就是后来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
在周恩来之前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是戴季陶先生。戴在国民党内是老资格的领袖级人物，在中共也很有人缘，因为他曾一度疯狂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后来“入右”进入国民党阵营后，他自感不得志，尤其是到了广东的孙中山政府后，极不满意自己的职务，所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他也不当回事，故周恩来到来之前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基本上属于“死气沉沉”。
周恩来的到来，一改旧的工作方式，全校政治气氛和学术气氛大为改观，师生活跃，正气顿增。
本来就倾向“政治带军事，军事仲政治”的金佛庄，开始如鱼得水：在军事教育方面，他训练有素的带兵经验及教学方式，使他的学员项项考核在四队前列；政治教学方面，他更是纵横驰骋，理通论明，学员们都喜欢他的课，且愿意跟着训练上课及进行军事实践活动。因为同是中共党内同志，金佛庄与周恩来和时任军校政治教员的恽代英、张秋人关系密切，并且在日常工作中相互照应、亲密无间。由于金佛庄的“保定陆军军官”毕业生身份和“浙江老乡”的关系，蒋介石一直在明里暗里拉拢他。而中共党组织根据这一特殊情况，也一直指令金佛庄在学校的公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尽量淡化“中共党员”身份，多以激进的“国民党员”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尤其是要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潜入其权力核心中央，争取日后为我党所“大用”。
这是中共建党之初的一大“伏笔”：为日后武装斗争积蓄一位重要的军事人才和深入敌对势力心脏的“尖刀”——金佛庄在黄埔军校和日后在蒋介石身边的意义非同寻常！
他，中共党员、国民党军事队伍中的军事才俊金佛庄，正按照组织的指令，一步一步地朝向蒋介石军事集团的核心迈进……
事实上，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的第一期开学之时，全校各级官佐、教官和职员，连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一起算上，也才五十来人，像金佛庄这样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背景，又在军队带过兵的人并不多，所以作为学校的中层官佐，金佛庄属于比较引人注目的一员，加之“浙江老乡”身份和相当理论功底，他受到蒋介石和廖仲恺两位主官的特别宠爱，也因此一遇重要事变，金佛庄的地位和身份便会显现出来。
军人的机会就是打仗和战争。金佛庄作为军人的才干，随着1924年7月下旬广东商团掀起的一场企图推翻孙中山革命政府的阴谋渐渐登上舞台，开始在“能打仗”的征程上，被蒋介石所看中和看重了——
某种意义上讲，还得“感谢”广东商团的阴谋：1912年成立的广东商团，经过十年发展，在广东势力很大，关键是他们有一支武装，而且人数众多，到1924年时，已经有四千余人。更由于商团的头目与香港的港英当局勾结，日渐发展成欺压民众和与孙中山革命政府对立的地方恶势力。这年夏天，也就是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广东商团便已经在密谋推倒孙中山领导的在广州的革命政府。商团此时通过港英的暗中支持，已经在为夺取和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作战争准备，大批的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广州等地，准备随时出手推翻孙中山革命政权。
孙中山再次面临革命危急时刻，想到了动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然而这些刚入校的“学生军”到底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赢，这事孙中山心里没底，其他国民党要员心里更没底。而这个时候，具有政治野心的蒋介石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他要亲自挂帅出征，并向孙中山保证平息暴乱，铲除商团。然而当时学校开学才两个来月，有兵力吗？没有。因为四个学员队中有一个队要被派去保卫孙中山的安全，真要打仗的话，黄埔军校本部还得有一支队伍留守，因此蒋介石所能调动的就只有两个学员队的人数，也就两百多人。
“兵不在于多少，而在于勇；仗并不在于怎么打，而在于智谋。”蒋介石本人是在日本军校毕业的，非常重视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时的智谋与勇敢的发挥。然而面对十倍兵力于自己的商团及地方军阀，他有些拿不准。初步决战方案这样确定：学员一队负责保护孙中山，二队留守学校本部，只有三四两个队跨出校门去作战。
三队队长便是金佛庄。蒋介石自然要听听这位“浙江老乡”的意见。
“我们人少兵薄，但我们整齐划一，战斗作风和战斗形象胜于敌方民团及军阀军队，只要我们出师撼敌，并民利秋毫不犯，就会获胜……”金佛庄如此这般地向蒋介石谈了自己有关消灭商团武装的战略与战术。
“娘希匹，我看行！”蒋介石听后，频频点头。随后他跃身跳上马背，挥动指挥刀，在军校内飞奔了一圈，而后高声命令道：“为了保卫革命政权！保卫孙总理！三队、四队的官兵们，跟我冲锋杀敌去啦——”
“跟着校长冲锋杀敌去啊——！”蒋介石的身后，是金佛庄率领的学生队众官兵，他们一个个英姿威武，杀敌的战斗激情昂扬，大有所向披靡之势。
出战的第一役，是他们首先斩获了商团私运枪支的丹麦商船“哈佛号”，从船上收获了九千支步枪和三百万发弹药。这不仅彻底武装了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备，而且沉重打击了商团的武装后备力量。
之后，金佛庄带领的队伍进入广州市区后，处处以威严之师出现在街头，同时又对群众和市场秋毫不犯。于是在日后的打击商团战斗中，市民们纷纷倒向孙中山革命政权这一边，使得反动商团无立足之地，直至最后被“学生军”打得落花流水。
原本已经认定广州沦陷的孙中山，在此役中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判断大为赞赏。而名震广州的“学生军”的战斗力，也让蒋介石对金佛庄异常满意和宠爱了。
然而，尽管“学生军”平息了商团的阴谋，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和革命政权仍然并不稳定，尤其是叛将陈炯明不仅贼心不死，反而勾结军阀和各种反对革命政权的反动势力，汇聚了人数达七八万之多的兵力，企图趁孙中山“北上”商定国事的机会，自封“救国军总司令”，准备向广州进军。
一时间，广东特别是革命中心的广州，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在孙中山的号召下，国民革命第一次“东征”也由此形成，“学生军”的黄埔军校师生们再次出征。蒋介石、廖仲恺和周恩来是此次“东征”的总指挥。金佛庄出任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带领部队冲锋在东征最前线。金佛庄本人更是身先士卒，杀敌在前。
淡水城一役最为惨烈。这个小镇在深圳东北不远处，当时的小镇四周筑有六米多高、厚三米的石头城墙，另加城墙外是一片三百多米宽的洼地，守敌顽固，一时难以攻破。
蒋介石亲自来到小镇前线督战。可是面对如此坚固的守敌，无奈东征部队受挫。
“怎么办？怎么办？你们给想个办法呀！”蒋介石急得团团转。周恩来与苏联顾问加伦在商量……
“只有一个办法：组织敢死队！”队伍里传来一个不高不低的声音。
“谁？谁说的组织敢死队？”蒋介石急红了眼，忙寻找谁出的这主意。
“校长，是我，金佛庄……”金佛庄从队伍中走到蒋介石和周恩来等指挥官跟前。
“你认为要组织多少人才够？”蒋介石问。
“一百人左右……”金佛庄说。
蒋介石用目光向周恩来、苏联专家等指挥官征求意见。他得到的回应是一致的：行！也只有这法子了！
“何应钦，你负责组织百人敢死队，给我拿下淡水城！”蒋介石军刀一挥，一道寒光在教导团团长何应钦面前闪动着。
“是！”何应钦向校长蒋介石敬了一个军礼后，转身跑到教导团面前喊着：“革命的兄弟们——现在考验大家的时刻到啦！我们马上要一支奋勇队！一百人的奋勇队——去端掉前面的这垛阻挡我们前进的淡水城！谁报名？报名的站到这边……对了，金佛庄，你报名了没有？”何应钦见金佛庄站在他身边，就问他。
金佛庄一个立正:“报告团长，我第一个报名！”
“好！还有谁？”
“我！”
“有我！”
“还有我……”
生死关头，黄埔军校的师生，在金佛庄的带头下，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敢死队”，这场面让蒋介石、何应钦等感动不已。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自然更不用说，他清楚，这报名的队伍中，有他最亲爱的同志。
最后何应钦一点报名人数，共一百零五人报名参加了“奋勇队”——这名称是“小诸葛”何应钦临时改的，原本“敢死队”有点太冲，所以他临战改的口，生怕一说到“死”就把人吓了回去。
“奋勇队”列队出发之际，面对这群去赴汤蹈火的“学生娃”，深为动情的周恩来走到队伍面前，激动地说：“……你们就要去向淡水城里的敌人冲锋了，你们都有不怕死和踏平敌城的精神，这是我们革命军所有的，是其他一切军阀部队所不可比的，因为你们明白是为了谁去攻城，为了谁去牺牲……”
“请长官放心！我们一定拿下淡水城！”
“我们一定拿下淡水城！”
站在队伍最前面的金佛庄振臂高呼起来。他这一呼，一百零五位勇士便齐声高呼起来。
奋勇队果真不负众望。他们在一阵炮火的掩护下，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到城墙根下。但是城内的敌人也不含糊，机枪的子弹在金佛庄他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
“营长——这墙太高了，上不去呀！”贴在墙根边的勇士们一时无法前进，而且时间一长，更容易暴露在敌人的枪子面前。这是十分危急的战局，一百多名勇士随时可能被敌人“一扫而光”。
“怎么办？营长快想办法呀……”勇士们连连急呼。
这可怎么办呢？金佛庄突然想到了在保定军校苏联专家指导过的“叠罗汉战术”，也就是说由几个人肩搭肩地竖起一个“人梯”，从而突破敌人高墙的封锁线……想到这儿，金佛庄一声大喊：“来——从我肩上往上冲——”
他这么一蹲身子，随手又揪过一个学生兵往他肩膀上一推，于是身边的人就知道“叠罗汉”了！
“快快！学金教员的样子——往上冲啊！”
于是，整个“奋勇队”迅速搭起几组“人梯”向墙上冲锋……
“掩护！机枪掩护啊！”这一幕被远远站着的蒋介石等清楚地看在眼里，他挥舞着军刀，命令何应钦等后援部队。于是，一边是金佛庄他们敢死队的奋勇冲锋，一边是何应钦后援部队的枪炮齐鸣，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之后，敌人的高墙封锁线被革命军冲破。随后，蒋介石、周恩来带领的革命军大部队向城内敌人发起总攻，并同顽敌进行了长达半天左右的激烈巷战，最终获得了全胜。
淡水城之战，让黄埔“学生军”再度名声大振，因为这场战斗确实不易，敌我兵力的悬殊是十比一，教导团损失惨重，伤亡半数以上，九个连长中有六位阵亡、三位负伤。在此次战斗前线指挥的长官中，表现最突出的应该数何应钦，营职长官中当算能战能谋又一直冲锋在前的金佛庄。同样是教导团的一位团长王柏龄，则成为战斗中可耻的逃兵，最后被撤职查办。
通过“东征”之战，金佛庄的英勇善战给蒋介石等留下深刻印象，并亲自为其“学生军”营授予“英雄善战旗”。而作为党内领导者，周恩来则暗暗地赞赏，因为这正是他所期待的——以实际行动，让自己的同志更为蒋介石集团接受。这是革命的需要，攸关革命未来和前途之最重要的所需！
果然，第一次“东征”之后，由于孙中山在北上过程中不幸病逝，广州反革命势力再度向新生的革命政权反扑，而且当时的势力远在革命军之上。面对急剧变化的时局，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再次组织了以黄埔军校为主力的第二次东征战斗。国民革命军同时宣布成立，蒋介石出任东征革命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金佛庄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不久又被改任为第二团团长。
在平息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战役中，金佛庄带领“学生军”在广州街头成为名噪一时的革命“宣传队”。这个时候，曾经在第一次东征时被讨伐过的陈炯明死灰复燃，再度危及革命政权，于是革命军又向陈炯明部进行了二次讨伐的“东征”。
二次东征战斗异常惨烈。
身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介石最心腹的部队自然是他的黄埔军校师生，所以他把此次东征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重要一役，一则消灭革命政权的敌人；二是在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部势力斗争越加严重和分裂的情况下，想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战争的砝码开始向蒋介石个人的天平上倾斜了……
但中国共产党是支持“东征”的，因为那些向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进行反扑的敌人必须彻底地消灭，否则革命会再度陷入低谷。
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中的中共最高职位者，他肩负双重责任：既要把黄埔军校的师生“学生军”带好，同时又要动员和发挥好中共党员在东征战斗中的作用。
金佛庄便是周恩来“双重责任”的直接践行者。
“军人最后的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在出征前、出征途中，金佛庄手捧《重征东江训诫》，向所属的二团官兵们喊话道，“革命军的官兵，就是要不怕死、不怕穷、不怕冻、不怕痛、不怕热、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重、不怕险！”这“十不怕”，后来被蒋介石搬过去，成为东征队伍的“十不怕”战斗口号。
1925年秋天里的“东征”战斗，先从广州出发，再向广东的博罗、惠州进军，一路战斗激烈，敌我呈犬牙交错之势。身为总指挥的蒋介石也多次陷入重围，周恩来等高级指挥官皆随时处在危险境地。为了保护长官，金佛庄建议加强总指挥部的警卫，同时建议要从学员队中挑选一些英勇机智的人担任总指挥部的贴身护卫。一期学员陈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任到蒋介石身边当护卫官的。也是在这次东征中，蒋介石一度身陷重围，准备“杀身成仁”之时，是陈赓一面指挥自己的部队全力阻击掩护，一面将茫然不知所措的蒋介石背出危险绝境。由此，陈赓将军大名传扬，与蒋介石之间也有了一次次传奇的际遇。若干年以后，陈赓已经是红军师长时，一次受伤后到上海治疗期间，被国民党逮捕，蒋介石立即接见了他，并且劝降。陈赓不从，蒋介石无奈，最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将陈赓放了。陈赓后来成为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将。这是后话。
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中，金佛庄引以为豪的还有许多人，其中一位叫陈明仁的学员，在此次东征惠州战斗中，表现特别勇敢。他在敢死队里第一个冲锋在前，成为翻越城墙的第一人。战斗结束时，蒋介石带众将士入城后看到城内皆是血痕斑斑，人迹难觅时，忍不住潸然泪下。在召开攻城庆祝大会时，蒋介石动情地大喊道：“陈明仁上台！”等陈明仁上台后，蒋介石以少有的气吞山河之声，命令全体将士向这位攻城英雄“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这一刻，金佛庄是欣慰的，因为这些都是他学员队的队员；这一刻，金佛庄也是激动的，因为他看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向他轻轻地招手致意……
“佛庄，现在我要你到我的身边来工作了！”蒋介石对金佛庄的考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他知道这位“浙江老乡”对共产主义信仰有些“执迷不悟”，但绝对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在黄埔军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教员和为校长编写教材之后，金佛庄被蒋介石调到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这是蒋介石的核心部门。老蒋显然已经十分赏识金佛庄的杰出才华，并企图利用“浙江老乡”这层关系极力拉拢金佛庄，暗示要他脱离共产党，并予以更大的重用。
金佛庄迅速把蒋介石的这份心思报告给了党组织，得到的指令是继续取得蒋的信任，潜伏于他身边。金佛庄对自己的使命更加清楚了。表面上他要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更加忠诚，同时还要努力工作。
蒋介石显然越来越满意这位“老乡”了，不久又任命金佛庄为他的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而且是少将军衔。
这个职务太重要了！也就等于他是蒋介石的“御林军”长官。而这时蒋介石任总指挥的“北伐革命”开始，既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蒋介石坐稳其国民党“大佬”交椅的大行动。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挑选自己的警卫团长的重要性，远比挑选北伐先遣部队的团长重要得多。我们知道，当时在北伐先遣部队中有一位团长后来赫赫有名，他就是叶挺。
叶挺后来成为了南昌起义的重要指挥员之一。而金佛庄作为潜伏在敌人心脏的中共党员，1926年已经在国民党内部任“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相比之下，一年后南昌起义时的朱德才是南昌城守军教导团的团长。
北伐革命时的政治风云激荡起伏，对当时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是严峻的考验。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日益暴露，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政治选择也变得异常错综复杂。金佛庄作为深藏在国民党核心机构、每天生活和战斗在蒋介石身边的一员，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而当时的革命对象，主要是北洋反动军阀政府。
身处北伐军总司令部警卫团，金佛庄时时刻刻坚守在蒋介石等一批北伐要员的身边，负责着总部指挥机关行动，任务十分艰巨，因为当时反动军阀势力和北伐所到之地的地方武装顽抗抵制北伐革命军。作为“总部”警卫团团长，责任重大。那个时候，除了蒋介石等一批司令部人马外，还有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大帮人，他们的安全皆由金佛庄的警卫团负责。他们的行动时而保密，时而暴露在大众面前，所以需要金佛庄随机应变，迅速作出调整。然而金佛庄安排得井井有条，令蒋介石十分放心。
1926年秋，北伐军进攻南昌不利，一时得而复失，十分被动。金佛庄的警卫团也被奉命调去增援，他率领全体官兵，以猛虎下山、锐不可当之势，直扑敌军，一举攻克了南昌外围蛟桥，压迫敌之侧背，会同各友邻部队，齐向南昌城进发。11月8日，北伐革命军再次胜利攻克南昌。金佛庄的警卫团又一次立下卓越功勋。
然而革命形势仍然非常艰难。军阀代表人物孙传芳部仍盘踞在苏、浙、皖诸省，负隅顽抗，令北伐军难以继续北上。
“已经快要入冬了，我们这些军队都是从广东过来的，穿着单薄，如果遇见寒流，必造成战斗力自毁一半的危险境地，所以必须早早攻克孙传芳部！”北伐军总司令部再次召开首脑会议，金佛庄列席参加。
“我发言！”金佛庄举手请示。
“佛庄你说说，有啥见解！”蒋介石很高兴地点名让金佛庄说。
“外打强攻是一种战斗，内联暗攻同样也是一种战术。”金佛庄从争取北伐战争早日胜利的大局着想，在会上主动提出，愿意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过自己以前在浙军中服务时的旧交关系，秘密策动浙军部队迅速起义。
“佛庄兄这个建议好！我们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在江浙一带北洋部队中都有一些老同学的关系，如果利用这层关系，策反孙部，那该有多好嘛！”与会的总司令部参谋长白崇禧，以及金佛庄在保定军校的一些老同学，纷纷赞赏并热烈支持金佛庄的这个建议。
蒋介石与苏联军事顾问团专家一商量，觉得金佛庄这主意很好，值得去做一做。
“佛庄啊，这是一次危险之旅啊，你可要小心谨慎，万无一失地给我回来……”蒋介石专门把金佛庄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五一十地作了周密的交代。末了又说：“你是我信任的人，又是我的警卫团团长。此次去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如果能够见到孙传芳的高层官员，可以代表我向他们做做工作，希望他们投奔到我们革命队伍之中来。如果到南京还能见得着孙传芳本人的话，更是可以直接代表我本人跟他陈述我们革命军的立场……”
“是，校长！我一定按您的指令去执行！”金佛庄向蒋介石道别。
“早走早回啊！”蒋介石看着远去的金佛庄，又特意叮嘱了一句。此时的蒋介石内心是矛盾的，他既不愿让自己的“亲信”去冒险，可另一方面又觉得金佛庄是这一工作的最合适人选。
其实，此次金佛庄主动提出到孙传芳部做“策反”工作，也是中共组织指派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江浙一带的旧军队中，有不少是他金佛庄的保定军校老同学。“让他们脱离反动军阀政权，有利于革命和我党在江浙与上海展开工作。”组织上这样交代他。
身负重任的金佛庄，带着一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顾名世，两人于1926年12月9日晚，化装成上海的洋行买办，离开南昌，从九江搭乘英商“太古号”轮船的官舱，顺流东下。
这本来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次秘密行动。但是后来获悉的历史证据证明，此英商轮船上的外国间谍（秘密警察）把金佛庄的行动秘密报告给了南京的孙传芳情报部门，因此金佛庄他们上船之后的行踪其实已经被泄露。等待他们的是一次砍头的结局……
果不其然，11日，英商“太古号”轮船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孙传芳部的军警早已在码头上荷枪实弹地戒严了。船一靠岸，武装军警立即上船搜查，当即将金佛庄、顾名世二人逮捕。
“哼，蒋介石他有本事噢！竟敢派奸细到我这儿来捣乱！那我就让他感觉点儿痛……”孙传芳获悉蒋介石的革命军高级“间谍”被活捉，兴奋不已。
“坏了坏了！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金佛庄给我救回来！”蒋介石得知孙传芳抓捕了金佛庄，万分焦急，通过各种关系，想法营救！
“他孙传芳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可以用人换人嘛！”一向不在对手面前屈服的蒋介石这回真的急了，一方面委托当时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另一方面亲自出面，特意发电给孙传芳，希望善待金佛庄，并提出可以用孙传芳军被俘的高级将领相交换。
我中共组织对金佛庄的突然身陷敌营亦焦急万分，积极组织各方营救。
哪知军阀孙传芳看透了北伐革命阵营的心思，知道金佛庄是蒋介石的一位得力“心腹”和干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12日晚上（也就是金佛庄被捕的第二天），就将其及随行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一起秘密杀害于雨花台……
“娘希匹，孙传芳他不是人！是野兽！”蒋介石获悉金佛庄被害消息后，悲痛欲绝，气得破口大骂孙传芳，并马上将原先准备交换人质的孙传芳军的一名被俘师长拉出去当下斩了！
金佛庄在南京被害的消息经上海的报纸披露后，很快传到了广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国民革命阵营中，尤其是北伐革命军队伍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1926年12月21日，广州黄埔军校校刊《黄埔日刊》第220号，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突被孙逆传芳枪毙》的报道。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该报主编宋云彬所写的评论《杀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者何？》。第二天，该报又发表了金佛庄邻居张宝琛所写的《金佛庄同志事略》。这些报道和评论高度称颂了金佛庄英勇而光辉的一生，号召同志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孙传芳等反动军阀。
1927年1月1日，上海《申报》刊载了广州革命政府就金佛庄遇难通知各军举哀的电讯。与此同时，在汉口《民国日报》上，也连日刊登武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同仁发起的《金佛庄同志追悼会筹备处启事》，颂扬金佛庄的功绩。
在北伐军前行的战斗途中，蒋介石还以总司令的名义挽赠了“为国捐躯”的描金红漆巨匾，派人送其东阳老家。
作为秘密身份的中共党员，金佛庄也是第一位牺牲在南京的我党革命烈士，同时他也是最早牺牲的中共党员身份的黄埔军校将官。早在1945年4月，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的《死难烈士英名录》中，就已把他登载入册。然而，由于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破坏造成国共两党决裂，之后又经历了长期的敌对状态，所以一直以来，包括金佛庄家乡的人在内，很少有人知道金佛庄此人的真实情况。
英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如飘荡的一朵云，默然地在天空上宛若消失。
共和国成立之后，金佛庄的老母亲为此专门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查明金佛庄的真实身份和牺牲情况。经有关部门认真调查，国家民政部门于1963年追认金佛庄为革命烈士。
1973年，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再次向有关人士和部门确认金佛庄为革命事业献身的情况，其中致信给曾在黄埔军校工作的聂荣臻元帅。
聂荣臻元帅及时给了回信，证明了金佛庄的身份和革命功绩，指出“知道金佛庄情况的还有周总理”。
之后的八十年代初，包括中共早期组织领导人之一的茅盾先生、浙江省建党创始人和金佛庄的入党介绍人都出面作证，使金佛庄的“革命烈士”身份，得以证明。
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收集到金佛庄弟弟金为周的回忆，记载金佛庄妻子严瑞珍在雨花台找到丈夫的墓地，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在雨花台安葬的中共烈士。
雨花台“一号烈士”由此一直被固定下来。
然而，关于“金佛庄”这位“一号烈士”的事迹，人们又了解甚少……“一号烈士”似乎只剩一个符号或标志。
想不到的是，在我书写此稿时，当我一次次站在这位穿着黄埔军校军装的革命军人面前时，看着他那平静和智慧的目光，我一直在想，这位烈士一定不同寻常，他的流血牺牲和生前的经历也一定非同寻常。果不其然，我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人物。我甚至一直在猜测，假如金佛庄不死，他会在蒋介石身边潜伏到何时？假如他不死，第二年的南昌起义时他会是怎样的角色？假如他不死，会是井冈山上的什么人物呢？假如他不死，共和国成立之后军人授衔时，难道他没有资格为元帅吗？一切皆有可能，然而一切又不可能了……金佛庄就是这样一位在北伐革命时就深受国共两党领袖们赞赏的杰出军事人才，为了革命事业，他过早地断头在雨花台上……
男儿之血，已洒上主义之花了，
看啊！主义之花，将日见发荣滋长，吐艳 含葩。
男儿之血，已灌溉民族之心了，
主义之花，日见芬芳。
日见芬芳……
这是金佛庄在黄埔军校的一位“东征”战友写的战场诗句，而当我读它时，仿佛感觉金佛庄就是这样一位“日见芬芳”的革命烈士，他用鲜血换来我们伟大国家的芬芳，仍然在祖国大地上飘香沁心……
何建明，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院长、茅盾文学院院长。全国劳动模范。一九七八年开始创作，出版五十余部文学著作，代表作有：《革命者》《浦东史诗》《大桥》《爆炸现场》《国家》《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忠诚与背叛》《国家行动》《共和国告急》《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等。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出版。十二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曾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