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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仁泽:一波三折,《梁启超全集》的出版

发表时间:2020-12-13  热度:

   梁启超曾作《先秦学术表》,“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梁十分满意自己的付出,“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而今我们能将梁氏零散的著述汇集成册,将含糊的写作年月考证确定,也不失为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梁还说:“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同上)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都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不可或缺。

2018年3月,20卷本《梁启超全集》,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为一部著作的编纂和出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跋涉,回忆往事一幕幕,犹如在昨天。

《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凝聚了父亲汤志钧等学者三十多年坚持和辛劳。其出版也是一波三折,成书维艰。

第一波折掀起在上世纪80年代。1981年12月10日,直属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组长李一氓,副组长周林、王子野。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将《梁启超全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进行座谈。李侃主持,近代史室刘德麟、何双生、陈铮等参加会议,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汤志钧任主编。

当时父亲年近六旬,以“梁氏撰著既富,报刊发表后,又有增改,恐无此精力”为由谢绝,但李侃先生一再相邀,父亲“限于情面,只得允之”。接着组织人力,拟出凡例。以时间为叙,系年编集。嘱参加诸人:一、将梁氏撰文各种版本编目;二、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梁氏撰文先行搜集,并将此外刊物所载先行辑目;三、以上海为基础,俟稍有准备,至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暨梁氏家属处搜求散札佚篇。

父亲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台港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83、1992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守屋图书馆等发现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又获得日本友人赠送的史料。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

至1993年,缮成者约三分之一。但由于书业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工作被迫终止。

2003年再起波折。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梁启超全集》,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天津出版社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编纂人员不足,巨大工程已成“父子合编”,又无资金支持,再次陷入困境。

两波平息,心存余悸,但编纂工作仍坚持不懈。2007年8月,《清史》编辑部王汝丰教授等来访,重嘱继续,父亲以年高辞。岁尾,王教授再致长函,因“情深意笃”,“实难相拒”。次年1月14日,戴逸先生致函:“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八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寖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3月14日,王汝丰教授、孟超副社长偕总编周蔚华来访,父亲“欲罢不成”。由于天津古籍出版社未能推进,将《全集》列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重点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梁启超全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第三波汹涌而至,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早先编纂时,用的是原始的纯手工抄写方法,搜集记录资料,校勘并标点(当年没有复制条件)。后发现手抄稿难免出错,校勘也不便。于是,部分原稿改用复印件,为此重返各大图书馆寻找资料,校勘标点,注明发表时间及资料来源。所用稿纸五花八门,稿件堆积如山。2010年9月谭徐锋编辑专程来沪取稿时,塞满了巨大的行李箱,又来回数次,才搬运完。

2012年10月,父亲和我来到北京,与孟超副社长,王汝丰教授,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人大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李红、王琬莹、曹磊等编辑共商《全集》相关事宜,为制定《编辑原则》出谋划策。两个月后,收到吕鹏军编辑寄来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校样,自此,打响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校订攻坚战。

20卷本梁集由编辑们分担校对,有李红、王琬莹、吕鹏军、吴冰华、符爱霞、罗晶、胡明峰、李文、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一致的严谨和认真。我们通过电话、短信、邮件、微信校对,为一字一句,争论不休。有时坐公交或走路,也有手机铃声响起。特别是到了杀青阶段,各卷作了大规模调整,工作量成倍增加,编辑们下班后再上“火线”,我也时不时紧握手机,配合“应战”。说实话自己备尝艰辛,苦不堪言,但受到编辑们敬业精神的鼓舞和激励,烦恼消减了不少。然而以一己之力应付一个庞大的编辑部,时有招架不住的感觉。

2019年1月18日赴北京参加“《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受到杨宗元、李红、王琬莹等的热情款待,彼此畅谈十多年来编集出版的坎坎坷坷,无限感慨。我坦言:“有编辑私下告知:太紧张了,快疯了。可我觉得,真正被逼疯的应该是我。”

十多年来的往事一言难尽,我还想说一句:“出版人,你们真辛苦,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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