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发黄的证明书，记载着人民共和国一段难忘的史实，此张薄薄的革命文物，展示和见证着我党和政府无论在何时代都非常重视优抚工作。
这是张1951年7月1日，由刚成立不久的南京市人民政府于党的生日那天所颁发的《革命职员家属》证明书，记载了党对革命者家属的深切关怀，而此时此刻，正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头绪纷杂日理万机，百业待兴的重要时期。
面积不足半张A4纸，左面印有毛泽东，朱德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像，背璄分别是面五星红旗和面“八一”军旗。下面是由“革命（职员）家属 证明书，第03360号，南京市人民政府”等四行字组成。
右面记载着该证书颁发的日期，上盖“南京市人民政府”朱红四方大印。证明书反面，清晰记录着该革命同志的个人简历，应享受革命职员家属待遇者的姓名及有关情况说明。证明书对该同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间，曾担任过的党內外职务，目前担任的党內外职务，都有完整的记录。
这张证明书上所指的革命者，是1938年5月自动参加革命队伍的女同志。而参加工作的时间，距“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开始全面抗战才八个月，而参加的革命队伍，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刚組建不久的新四军。
而享受革命职员家属待遇者周关氏，是该革命者的母亲，证明书上有三点说明，主要强调革命者家属应享受的法定优待福利，包括该革命同志如牺牲或病故后，其家属也应照烈属待遇享受一切法定优待福利，及对其它事情具体要求等。这张证书主人就是我母亲的妹妹周兆瑜，因为在家排行老四，所以我叫她四姨妈，而家属周关氏就是我的外祖母。
抗战初期，由高敬亭、罗炳辉领导的新四军四支队，新四军七师主力在皖南地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我母亲的姊妹与表亲中的许多人都参加了新四军。而我的父母亲却在湖南长沙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直接受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
据四姨妈回忆，当年打鬼子时因为没有根据地，所以队伍常被打散而被敌人追捕，多亏亲友们的掩护；所以她动情地说，就是革命老区与亲友的人缘我才多次转危为安，坚持到解放后。
1940年春日本鬼子搞清乡，到处疯狂烧杀抢掠。她所在新四军部队被迫从大别山分散撤退。到了安徽庐江县境内距离罗家铺八里路地方，我和另位女同志一起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因为年轻没经验，随身带的几本进步书籍被伪乡政府发现了，就被扣下由伪乡长亲自盘问。但我们很机智地回答他，我们是黄麓师范学生，现在逃于鬼子清乡。伪乡长要我们出示身份证明，我俩说在慌忙中丢失了。此时伪乡长的一位当小学校长亲戚刚好进来，一问，他也是黄麓师范的校友，就与我们说一起黄麓师范往事，情况才有点缓和。这位校友见我俩处境危险，便有心帮助，他马上开了张我们是小学教师的证明，乡长才把我俩放走。
但她俩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那天离开此地刚到另个乡的境内，就被国民党的县政府扣住并关进大牢进行刑讯逼供。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
幸亏她俩被捕的消息被堂哥周兆珠知道了，他立即不顾安危赶到县政府，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把她俩保了出来。此时鬼子在县城里户口査得很凶，见状，堂哥又冒险设法把她们藏匿起来。
堂姐周兆玫在外四处打听，总算了解到在石涧铺有新四军的队伍出没，便告知她俩连夜赶去。可到了石涧铺，见街上没几个人，只是发现两位样子看上去不象当地老乡，也没新四军臂章的年轻人，于是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追随。
那两人见甩不掉她俩，就在无人处厉声盘问：你们想干什么？四姨妈立刻对他们说，我俩是新四军，现在失散了，想找部队，他们一听就说，那就跟我们走吧。到乡下见到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何为，方知终于回到自己部队。回来第二天便打响了排楼战斗，此仗新四军部队牺牲了一位参谋长。
解放初，那个伪乡长就被群众检举，说他陷害过两位新四军女干部，地方政府立刻派人找到我四姨妈核实此事。四姨妈如实证明，当时是他放了我们从而让他得到解脱。 在后来的抗战艰难岁月，四姨妈任中共盱眙区委书记，由她领导的地方游击队把鬼子汉奸的晕头转向，鬼哭狼嚎，以至盘锯盱眙县城内的日本鬼子悬赏数千大洋取她的脑袋，但她坚持斗争到解放后任中共南京委常委、南京市妇联主任，改革开放中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副市长， 2017年去世享年98岁。
1966年深秋我到南京串联，看见设在鸡鸣寺接待站内外，到处挂滿“打倒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地主子女周兆瑜”大字报，才知她的处境非常艰难。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说我外祖母是地主婆，威逼担任南京市委红卫兵接待站负责人的四姨妈，将我外祖母送回老家无为乡下去改造，我母亲知道后，不顾自己重病与同样被批的逆境，只身去南京将外祖母送回老家请乡亲们照顾。
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穿一件蓝灰色旧棉袄的母亲回来后，身体已很差的她就此病倒不起，因为精神打击实在太大了。
文革中期，作为老红军的我四姨夫田兰田与我四姨妈一起，被下放到盱眙县古城公社农村劳动，没想到当地农民得知这信息后，立刻纷纷相告；那位名叫周洪的新四军女干部又回来啦。
1975年初，我去准安农村继续插队，逢年过节就到四姨妈家去，亲聆探望她的盱眙老干部很自豪地对我说，当年，就是你姨妈领导我们打日本鬼子汉奸的，嘿，在那些难忘的岁月里啊。
忆起当年打游击的情况，四姨妈说，敌我斗争极其尖锐，很危险，生活更是艰难因苦。有一天，她与另一位同志带着枪去来安县囤昌开会，会后乘夜色往回赶，许多同志对她们说，途中有很长一段是山路，平常根本无人出没，环境非常不安全，今晚你们先住下，待明早再走吧，但她们决定还是要走。
回到驻地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赶上古城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搞针对新四军的暴动，她二话未说，立刻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
她说，类似这样的经历可说是层出不穷，我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就是这些在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的革命者前仆后继奋斗出来的。
这张屈指可数的黄色证书至今快有70年历史了，而享受者，我的外祖母周关氏也早去世多年。但无论在艰难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卓著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是伟大的解放战争时期，可说，在为祖国解放事业的奉献者中，还就都有她众多子女的身影，而我认为这张《革命职员家属》证书更珍贵的价值，还就是为我们研究我党一贯实行的优抚政策，以及几十年来该政策发生的巨变提供了有力证据，具有极其深远的文物价值，值得我们永远收藏下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