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读者和文学后来人,我更认同一个文学上的鲁迅,一个也彷徨也呐喊的鲁迅,一个也会面对人生很多无言以对时刻的鲁迅,一个在《社戏》和《故事新编》等篇章中,洋溢着动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的鲁迅。
在我这样的外地人眼中,上海是中国城市历史中,最具沧桑美感的一册旧书,蕴藏着万千风云和无限心事。这里的每一处老弄堂,都是一句可以不停注释的名言,注脚层叠,于我来讲是陌生的。但有一处地方,在记忆中却仿佛是熟知的,就是四川北路。这条路留下了许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而其中最难抹去的,当属鲁迅先生了。鲁迅曾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提到这条路:“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好极,但搬来搬去,不出拉都路,正如我总在北四川路兜圈子一样”;而萧红1936年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一封信中,也提到它——“在电影上我看到了北四川路”,她也因之想到了鲁迅先生。
2017年岁尾,在《收获》杂志六十周年庆典上,在太热闹的时刻,很想独自出去走走,有天上午得空,我吃过早饭,叫了一辆的士,奔向四川北路。
我先去拜谒原虹口公园的鲁迅先生墓,这座墓从当年的万国公墓迁葬于此,已经一个甲子了。天气晴好,又逢周末,园里晨练的人极多。入园处有个水果摊,苹果橘子草莓等钩织的芳香流苏,连缀着世界文豪广场。红男绿女穿梭其间,不为膜拜文豪,而是踏着热烈的节拍,跳整齐划一的舞。他们运动许久了吧,身上热了,大多将外套脱掉,只穿绒衣。广场边一棵粗大的悬铃木,此刻成了衣架,被拦腰系了一圈白带子,穿着吊钩,紫白红黄的外套挂在其上。我努力避让舞者,走进广场。文豪们的铜雕均是全身像,或坐或站。可怜的托尔斯泰,他右手所持的手杖,挂着一个健身者的挎包,一副苍凉出走的模样,可惜我不吸烟,不然会在他左手托着的烟斗上,献一缕烟丝,安抚一下他。与他一样不幸的,是手握鹅毛笔的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鹅毛笔成了天然挂钩,挂着色彩艳丽的超轻羽绒衣。最幸运当属巴尔扎克,他袖着手,深藏不露,难以附着,这尊雕像也就成了一首流畅的诗作。
出了世界文豪广场,再向前是个卖早点的食肆,等候的人,从屋里一直排到门外。想着多年前萧红在这一带,有天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先生一篇译作的原稿。萧红愕然告知鲁迅,先生却淡然,复信调侃道:“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也不知这里的早点铺,如今用什么包油条?还能包裹出这拨云见日般的绮丽文事么?
绕过食肆向前,更是人潮汹涌。我望见了推着童车散步的中年妇女,玩滑板的疾驰而过的少年,聚集在电动车上打牌的老人,立于树间吊嗓子的小生,以及在路中央手持毛刷、蘸着水写下“江山如此多娇”的歪戴帽子的男人。当然更多的是占据着每一处空地,跳广场舞的人。尽管立在路旁的音频显示器,提示分贝不超,但各路音乐汇聚起来,还是无比喧嚣,将自然的鸟语湮灭了。只见鸟儿一波一波飞过,却听不到它们的叫声。
这幅世俗生活的长轴画卷,在渐次打开的时候,我也领略了背景上的植物风光。槭树正在最美时节,吊着一树树红红黄黄的彩叶,被阳光照得晶莹剔透,看上去激情饱满,像要与旧时代决裂的起义者。除了槭树呈现壮丽之色,也有耐寒的杜鹃绽放,那红的粉的花朵,在我这个刚经历了哈尔滨十二月飞雪的北方人眼里,无疑是日历牌上被漏撕的春日,零零散散,却透着春的消息。
鲁迅墓很好寻,无论哪条甬道,都有通往那里的指示牌。赏过如火的槭树,直行约三百米左转,绕过一群咿呀唱戏的人,再右转北上,在公园的西北角,就是鲁迅先生的墓地了。
墓前广场比较开阔,最先看到的是长方形草坪上矗立着的鲁迅塑像(这块草坪是不是一册《野草》呢),他坐在藤椅上,左手握书,右手搭着扶手,默然望着往来的人。由于塑像有高大的基座,再加上草地四围,有密实的冬青做了天然藩篱,肃穆庄严。不过基座过高了,感觉鲁迅是坐在一个逼仄的楼台看戏,让人担忧他的安危。
墓地两侧的石板路旁,种植着樟树、广玉兰和松柏,树高枝稠,长青的叶片在阳光下如翻飞的翠鸟,绿意荡漾。我随手摘下一片广玉兰的叶子,拈着它走向鲁迅先生长眠之所,将它轻轻摆在墓栏上,想着烘托了一季热闹花事的叶片,是从花海中荡出的一叶扁舟,心房还存有花儿的芳香吧,权当鲜花。何况在我的阅读印象中,鲁迅是不怎么写花儿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秋夜》中,提到蜡梅一类的花儿,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对所描述的花儿,连名字也叫不出来。他最浓墨重彩的写花,是在《药》中,结尾处瑜儿坟头的那圈红白的花儿(也是无名之花)。可见他笔下的花儿,是死之精魂。
鲁迅墓由上好的花岗石对接镶嵌,其形态很像一册灰白的旧书,半是掩埋半是出土的样子。因为是园中独墓,看上去显赫,却也孤独。其实无论是鲁迅的原配夫人、为他寂寞空守了四十年的朱安,还是无比崇敬鲁迅的萧红,都曾在遗言中表达了想葬在鲁迅身旁的想法,可惜都未如愿——怎么可能如愿。鲁迅曾在文章中交待过后事:“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也曾在《病后杂谈》中表达过,他不喜欢被追悼,不喜欢挽联,倘有购买纸墨白布的闲钱,不如选几部明清野史来印印,这些表述绝非是故作超拔,这像他的脾气,这像一个目光如炬的人穿行于无边的黑暗后,留给自己的大解脱——最后的光明。可鲁迅的一生,是雷电的一生,身后必将带来风雨,不会是寂寞。
鲁迅墓前并不安静,左右两侧的石杆花廊下,一侧是两个男人在练习格斗,互为拳脚;另一侧是三位大妈,在热聊什么。我脱帽向着这座冷清的墓,深深三鞠躬,静默良久,之后转身,眺望鲁迅长眠之所面对的风景,有树,有花,有草,有路,也算旖旎,也算开阔,只是那尊端坐于藤椅上的雕像,阻碍着视线。也就是说,不管鲁迅是否愿意,他每天要面对自己高高在上的背影。
墓前甬道尽头相连的路,人流不息,向右望去,可见虹口足球场的一角穹顶,像一团铅灰的云压在那里。健身和娱乐的各路音乐,此起彼落,让我有置身农贸市场的感觉。我想鲁迅被葬在这闹市的园子中,纵有绿树青草点缀,春花秋月相映,风雨雷电做永恒的日历,但终归少了一个人去后,最该拥有的宁静清寂,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安息了。
当我怅然离开墓地的时候,忽然间狂风大作,搅起地面的落叶和尘土,在半空飞舞。公园所有的树,这时都成了鼓手,和着风声,发出海潮般的轰鸣。我回身一望,我献给鲁迅先生的那片玉兰叶,已不见踪影,我似乎听到了他略含嘲讽的笑声:敬仰和怀念,不过是一场风,让它去吧!
离开鲁迅墓地,迎着风中被撕扯下来的艳丽的槭树叶,我去参观鲁迅纪念馆。馆藏丰富,我留意的是那些曾与鲁迅相依相伴的实物,他戴过的硬硬的礼帽,这礼帽是再也不能为他挡风了;他穿过的棉袍以及蓝紫色的带花纹的毛背心,这样的衣物也再也不能为他避寒了;他用过的白瓷茶碗依然好看,但它再也不能为他送去茶香了;他用过的吸痰器,不能再为他排解胸中郁积之物了(真正的郁积,靠它也是排解不了的吧),而那一支支笔,也再也不能随他在纸上叱咤风云了。展厅里还陈列着鲁迅逝世后,送殡者登记册,我俯身辨识那上面的名字时,有面对星空的感觉,因为那里登记着的,都是些灼灼闪光的名字。
离开纪念馆,风小了一些,我出了公园,一路打听,步行去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最后寓所——山阴路132弄9号。
大陆新村是一带红砖的三层小楼,木格高窗,旧时住的多是日本侨民,鲁迅故居在9号最深处。一走进去,先看见一家紧闭的店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写“老板出去流浪了,月末回来”,而有烟火气的地方,窗前和檐下多摆着盆栽的花草。我走进鲁迅故居售票处时,已是正午,只有一个保安坐在里面,他告诉我参观要等到五十分钟后,因为故居开放是分时段的。见我沮丧,他说你不也得吃午饭吗,出去吃点东西,回来后时间就到了。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走出9号院,去了对面的万寿斋。这家小吃店是上海的老字号吧,店面不大,食客甚众,无一闲位。我排队买了一屉蟹粉小笼,打包出来,又回到鲁迅故居售票处,问保安可否容我坐下,边吃边等开馆时间?保安同意了。一屉汁水浓厚的蟹粉小笼包落肚,卖票的回来了,她身后跟着四位要参观的游客,一对母女,还有两个中年男人。我们买了票,由保安带领,出了售票处。
一壁之隔的鲁迅故居门前,已有一个纤细的女孩迎候在那里,她是鲁迅故居的志愿者讲解员。保安像个大管家,掏出钥匙,打开黑漆的铸铁门,将我们带进去。由于屋内没有开灯,加之房间格局紧促,虽是坐北向南的房子,一进去还是给人阴冷的感觉。讲解员介绍着一楼会客室的陈设,餐台餐椅,墙上的画等等,而我的目光聚焦在了瞿秋白寄存此处的那张著名的书桌上了。只三两分钟吧,就被保安吆喝着去二楼。二楼是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不很宽敞,南窗和西墙摆放着书桌、藤椅、镜台、茶几、台灯等旧物。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近门处东墙边的那张黑色铁床,上面还摆放着棉被和枕头,鲁迅先生就是在这张床上,吐出最后一口气的。而那最后一口气是真的散了,还是附着在了室内的台灯上,做夜的眼?或是附着在了南窗的窗棂上,做曙光的播撒器?
保安又催促着上三楼了,海婴的住屋,以及客房都在此。看着小小的客房,想着瞿秋白曾在此避难,也曾在此奋笔疾书,无比伤怀。这时参观者中最年轻的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发现了问题,她问讲解员,二楼有鲁迅的床,三楼有海婴的,许广平睡在哪里呀?讲解员一时被问住了,女孩的母亲赶紧说,许广平要么和鲁迅睡一张床,要么就是海婴。我加了一句,海婴有保姆的。女孩依然很不满地嘟囔道:许广平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床啊!
保安已下到一楼,他在下面大声呼唤讲解员,让她赶快带游人出来,说是时间到了,其实我们进来不过一刻钟。下楼时我走到最后,又在二楼鲁迅卧室门前驻足片刻。等我下去,保安在训斥讲解员,说她不该把游人留在最后,说这是重点文物保护区,好像我走在最后,似有不轨意图。
我郁郁出了鲁迅故居。其实我很想看看灶房的陈设,萧红不是在这儿为鲁迅烙过东北特色的韭菜盒和油饼吗?
我回到山阴路上,风又起来了,这条路成了风匣,回荡着风声。我去寻访不远处的瞿秋白故居。走到近前,见黑漆大门紧闭,按了门铃,无人应答。铁门中央留有的菱形贴纸印痕,分明昭示着“福”字曾居其上,想来这里还住着人家吧。而这扇门,却也是瞿秋白生命中难得的一扇福门,因为在此期间他与鲁迅交往频繁,纵有时时被捕的危险,但有倾心长谈的挚友,仍是人生的黄金时光吧。
鲁迅先生与很多青年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萧军萧红,台静农,瞿秋白等等。读鲁迅书信时,发现他最喜欢与两个人谈病情(当然他们也深切关心着他的身体),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小他二十几岁的台静农。谈病如同谈隐私,多半是对亲人才讲的话题。而同样比鲁迅年轻许多的瞿秋白,更是深得他欣赏,有鲁迅赠与瞿秋白的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为证。瞿秋白就义后,鲁迅抱病为他编校《海上述林》。我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感觉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流露的还是对做一个文人的万般不舍。
在瞿秋白故居吃了闭门羹,我赶紧折回,因为午后《收获》杂志有作品朗诵会,我怕迟到,所以赶紧打车,想回到酒店稍事休整。可是往来的出租车,基本都载客,显示空载的车辆,停下的一瞬,总问我是约车的人吗?我这才明白,因为我不用手机上网,不能随时网上预订出租车,空驶的出租车与我这个不与时俱进的人来说,多半无关了。也就是说,我在漂泊的河流上,看见灯塔闪亮,那也不是引我上岸的。
这倒让我淡定起来,轻松起来,想着万一迟到,那是为着鲁迅先生而迟到,不无美好。我迎着风,在山阴路上徘徊。
相比鲁迅的杂文,我更偏爱他的小说,尤其喜欢《故事新编》,尽管他在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中,说这本用神话和传说做材料的书,并不是好作品(我以为那是自谦的说法)。其中的《铸剑》,惊心动魄,我是把这个短篇当史书来看的。鲁迅是个高超的人物雕塑家,他小说的人物,像是青铜锻造的,叩击时会有深沉的回声。而且这些人物身上洋溢着一股动人的光芒——悲凉的诗意之光,像《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风波》《药》《伤逝》《在酒楼上》《明天》等堪称经典的篇章,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是一个人以笔蘸着自己的生命之血,化解心中块垒时,播撒于春日晚雾中的纯美幽灵。因为他们充满了有筋骨的象征性和寓言性,成了精了,因而太阳出来也不会被照散。我想鲁迅公园中世界文豪广场的雕塑,如果换成阿Q,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子,九斤老太,闰土,眉间尺,吕纬甫,也是极相宜的——这些人哪个不是负重的高手呢。
我还喜欢鲁迅与许广平在厦门广州间的一封通信,鲁迅说那里的点心很好,但不敢多买,因为有小而红的蚂蚁,无处不在,啃噬点心,害得他常把附着蚂蚁的点心丢掉;许广平给他回复,让他在点心周围,用石灰粉画一个圈,就可以防蚁,他的点心就不会被蚂蚁糟蹋了。记得当时我读这段时,会心一笑,因为我想起了幼时,祖父怕小孩子去偷他菜园的瓜果,常给熟了的瓜果拦腰拴上线绳做记号。我去偷摘他的柿子吃时,得先把那“护身符”小心解下。对待如我这般偷吃的孩子和蚂蚁来说,许先生所言的石灰粉,祖父的那圈“绳索”,多半是不顶用的,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感情的美好。
走在山阴路上,我浮想联翩,鲁迅在厦门所钟爱的点心,还在年复一年的出炉吧?那样的红蚂蚁也还在妖娆地匍匐吧?可当年为蚂蚁所烦恼的人,是另一个世界的星辰了,教他趋避蚂蚁之法的“小鬼”(许广平与鲁迅通信时常用的自称)也与高天为伍了。在鲁迅的各种纪念日上,有多少人是真心地怀念,视他为奇迹和爝火?
从鲁迅谢世之所到他长眠之地,并不遥远。但这条路在我眼里却很长很长,它仿佛记录着一个人半个多世纪的跋涉。走在异乡的街头,只觉得这里的冬天与我故乡相比,更像春天,因为闪烁的花朵,像黑夜的笑声,从苍绿中挣扎而出。这样的花朵也就格外明亮和湿润,就像感动的泪。我想起了看过的一个报道,对东方音乐很感兴趣的俄裔音乐家齐尔品,曾托贺绿汀带信给鲁迅,想请他写歌剧《红楼梦》的剧本,而鲁迅也答应了,可他不久就告别了世界。
鲁迅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红楼梦》,他对最终“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和尚”的宝玉,有个评价,说是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他在《言论自由的界限》中,说贾府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而仗着酒醉骂主子的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我想鲁迅若写歌剧的《红楼梦》,最华彩的乐章,会出现在焦大、刘姥姥这类人物身上吧?因为那是鲁迅熟谙的人物,也是照映繁华终归是虚妄一梦的最透彻的镜子。
神化鲁迅,将他符号化;矮化鲁迅,将他妖魔化;强化鲁迅作品无人能及的思想性,视他作品的艺术创造性而不见,都不是客观评价。作为一个读者和文学后来人,我更认同一个文学上的鲁迅,一个也彷徨也呐喊的鲁迅,一个也会面对人生很多无言以对时刻的鲁迅,一个在《社戏》和《故事新编》等篇章中,洋溢着动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的鲁迅。
快走出山阴路时,我终于打到一辆车。这辆车虽然破旧,但司机健谈而随和。我一上去,他就说听你口音,是东北人吧?我说是。他又问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叫李健吗?我说知道。司机说你听过他的《贝加尔湖畔》吗?我说当然,非常好听。这时我才反应过来,他是因为一首歌的地名,才对来自东北的我格外热情——觉得贝加尔湖离东北比较近吧。司机放慢车速,放出《贝加尔湖畔》。那舒缓忧伤的旋律,让我在异乡有了特别的感动。我惆怅地对司机说,我去过贝加尔湖,爱极了它,要是它还在我们手里就好了。司机惊讶地说:它什么时候是我们的,不可能吧?我不知该怎样对他讲贝加尔湖的前世今生,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清楚的。
司机见我无语,又放了一遍歌曲。我将目光放在窗外,往来的车辆都急匆匆的,车辆侧面,是缩着脖子仄身而行的人,是摇晃着的树和招幌,一种呜呜的声音,让《贝加尔湖畔》的独唱变成了合唱。
风很大——很大很大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