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这是独属路遥的语言，这是《平凡的世界》的开头。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里，人们宁愿足不出户，但在半山腰县立高中的大院坝里，此刻却自有一番热闹景象——
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涌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与此同时，那些家在本城的走读生们，也正三三两两涌出东面学校的大门。他们撑着雨伞，一路说说笑笑，通过一段早年间用横石片插起的长长的下坡路，不多时便纷纷消失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
（点击图片听央广播音员李野默讲述当年播出《平凡的世界》的故事……）
1988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黄土高原的故事与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联系。据统计，收听过央广《平凡的世界》广播剧的听众超过三亿人，当时的年轻小伙子施战军就是这三亿人中的一员。现任 《人民文学》主编的施战军在1988年还是一个文学青年，“在大学毕业前后，那段人生中最迷茫的时间里，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演播的《平凡的世界》，这给我以巨大的力量”。时至今日，施战军依然对这部杰作称赞不已，“在开头那天地死寂的泥泞氛围中，人的生机突然出现，路遥虚构但不虚设、慈悲但不伤悲，对自然生命和历史运行充满敬意”。施战军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有魔力的作品，它和它的作者路遥一直活在读者的心中。
路遥在1991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会上向评委致谢
《平凡的世界》播出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并于1991年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获奖的答谢词中，路遥说道：“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路遥逝世后，《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书不断再版常销，各大学图书馆借阅记录中《平凡的世界》始终名列榜单。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9月，路遥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在被一代又一代读者用“历史眼光审视”并不断认可的同时，路遥的文学价值也逐渐被学界接受，路遥研究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10月22日，在路遥诞辰70年即将到来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路遥生前好友、路遥研究学者以及路遥著作出版方一道缅怀路遥的为人为文，回顾他的创作点滴，并探讨路遥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
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
“看一个作家不在于看他写什么，而是要看他能留下的作品是什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跃进认为，路遥的作品中既充满了现实观照，又饱含着人民情怀。这种现实主义与人民情怀的融合让路遥的作品充满了光明的色彩，尽管写的是苦难、奋斗，但永远给人的是希望，是崇高和温暖。“一个作品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能读，留下印象，就是永恒的。”
路遥故居
“路遥的作品朴素而深沉、庄严又热情，表现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文学所党委书记张伯江高度赞许路遥“充满诗意的崇高基调”，在他看来，这种崇高的基调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紧密相关，路遥在八十年代放弃了对创作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追求，恪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继承并开拓了博大宏伟的文学视野。
张伯江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充满诗意，无独有偶，评论家白描也认为路遥的现实主义书写最大的特征就是温暖与爱心。“路遥作品不以冷峻无情的现实批判见长，诗意是他赋予传统现实主义的新特征。”白描认为，进入新时期后，有的作家仍然将书写重点放在文学对于政策和历史的简单评价，但此时路遥已经把创作的注意力转移到关心人的价值与尊严上，“他最关注的是人在一个时代里面，在生活里面，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关注路遥的现实主义背后的东西，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共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追新求异，新的技法与经验涌入中国文学场域，但“路遥的不改变背后，其实有着他的丰富性”。评论家白烨谈到，相较于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是更适合中国读者口味的，同时也是最适合他本人。“但在这个让他成功的‘法宝’背后，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路遥深切的人民情怀，《平凡的世界》中表达的是人与人共有的情感，充满了对不同阶层人的精神上的理解、激励、滋养、启迪，这种现实主义和人民情怀构成了路遥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白烨说。
路遥二十岁照
施战军认为，路遥的小说是忧郁气质中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混响，有着苦难诗学中抗争意志与包容的统一、创作理想中天下百姓情怀与自我建功祈望的融合。“路遥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苦难的诗学，他的小说有一种向前、向远奋斗的精神，在关于新人建构的理想主义中展现出一种忧郁的性格，路遥一方面心怀着最质朴的老百姓，一方面创造着不甘心的、有尊严的、敢闯的平民英雄，这些精神特质不仅属于改革开放年代，也同样适用于新时代。”
脚踏实地又魂动九天
“1992年的冬天，路遥，仿佛远古神话中逐日的英雄夸父一般，这位扎根泥土与大地的陕西作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倒在了他追逐文学理想的半途中，结束了他‘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一生。”谈起路遥的创作精神，评论家、编辑周明总是充满深情。
的确，路遥的创作是脚踏实地的，和他一样，路遥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获得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人生》，讲述了农村青年高加林在高中毕业后的出路问题。高加林融入不进城市又不甘心回村务农，一个脚踏实地的好后生坚强、有韧性、充满活力，在奔向远大前程的路上，即使被狠狠绊倒也能迅速爬起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鲁太光认为，《人生》把那个年代有理想的农村青年写活了，路遥面向庞大的现实经验寻找文学资源，克服困难取得了不小的文学成绩，与当时寻求历史文学路径的其他陕西作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鲁太光认为，“路遥对中国当代文学也是异质性的存在，他以坚持自己的写作理念抵抗先锋技法的侵袭，保持了精神产品的公共性。”
路遥在延安大学的毕业照
脚踏实地的创作精神背后，是路遥矢志不渝的读者意识。评论家段建军说，在八十年代，深刻感受和理解世界，是广大读者更关心的人生问题，追新逐奇的艺术表现不能满足更广大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这一点上看，路遥比那个时代所谓的先锋派作家要高明，要清醒。”段建军谈到，路遥的每一部作品，都源自自己的生活感受，充满了个体的生存危机和底层的认同危机，通过个体书写时代阵痛，表现为底层为理想奋斗，却在现实面前却遭遇重重阻挠、坎坷和不平的真实境况。“在这种生存危机中，他去探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追寻社会以及人的认可，他把握住了不甘于默默无闻的人生的感觉，这种跨时代的同理心和共振感一直从那个时代延续到今天。”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钱远刚谈到，路遥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仍然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在他看来，路遥的创作精神是陕西作家创作精神的典范，就是用生命写作的精神，路遥启示当下作家要以传世之心对待创作，克服浮躁，精益求精搞创作。“在《人生》获得巨大成功后，路遥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把文学看作神圣的事业，执着写一部‘真正的大书’，主动‘归零’，沉下身心，寻求符合中国人审美理想的表达方式，坚持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宗教般的虔诚、初恋般的热情’，‘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创作定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益求精，经历3年准备和6年创作，用心血和汗水凝结成就了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手稿
宗教般的虔诚和初恋般的热情让一个写作者的文字不能不带有高于生活的诗性光辉，西安音乐学院教授仵埂认为脚踏实地是陕西作家写作的重要特色，但“魂动九天”的创作精神更值得后来人重视与学习，“路遥善于给人物形象赋予诗意和理想性的光辉，他笔下的主人公们在脚踏实地与魂动九天的两极之中，构成着对我们人生的某种参照。”
学界风向正在改变
与读者的持续关注不同，学界对于路遥的态度有些不温不火，专业研究领域的“路遥冷”现象普遍存在。但近年来，有论者指出，用文学评论准确反映文学创作，需要关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作品，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路遥的文学创作状况及其创作在社会学层面的意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学术刊物《文学评论》为例，据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12年，在《文学评论》上，以路遥为关键词的学术文章只有三篇，而近几年里，《文学评论》发表的路遥研究论文已有六篇，关注度明显提高。
路遥与陕西省青年作家在一起（后排左一为路遥，左三为陈忠实，前排右一为贾平凹）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学者王兆胜认为，路遥在学界长期受到冷落，其文学地位没有被凸显，和研究者的错位不无关系。“路遥是一个大巧若拙的作家，注重修炼文学的‘内功’，学界在研究路遥时，应注重解读路遥内心的世界和文学结构的密码。路遥的作品除了励志，更重要的是令人心跳的、颤动的、‘点到穴位’的描写。”
王兆胜谈到，文学研究中存在一种误区，有些学人认为离开理论和概念没法说话，不管某种理论是否适合解释某个作家的作品，而路遥就是没有时髦理论能够解释的，只能用现实主义进行评价。“但在某个时期现实主义又被先锋派看不起，于是路遥的现实主义被大家低估了。” 王兆胜呼吁，在路遥七十年诞辰之际，应该开启路遥研究的新航向，摆脱概念和理论的束缚，从作品开始，用显微镜看出它的独特的魅力，突破以往研究的限制。
兰州交通大学教授张哲在校内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曾被某理工科学生告知，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平凡的世界》，已经读了七遍，书中的人物形象深深感染着他。张哲听后很受感触。在不断地调查中，张哲发现，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当代小说作品，正是路遥的这部长篇小说。在张哲看来，路遥的写作的确具有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一九八五年，贾平凹、路遥、京夫、陈忠实等人于榆林红碱淖留影
在当下，由于阅读、消费和话语主体集中于城市，文学的风尚偏向城市题材，而当代文学的乡土写作总体缺乏明确的清晰的系统，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农耕文明的观照。许多以乡土之名进行的写作，实际上未能深入到农业和传统的内核，张哲认为在此意义上，路遥具有系统化的价值和书写能力，对当代文学的写作生态具有建构意义。同时，路遥的写作超越了文学本身，还具备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 ，“他的写作提供了显微镜一般的准确观察力”。此外，张哲谈到，先锋与现实的区别与其说是机理，不如说是趣味、潮流和特定时刻的艺术诉求。“我们可以从艺术历史的变迁得到这样的印证。但无论先锋还是现实，有一点是相同的：文学（艺术）都关涉自我的镜像。几乎所有的写作（艺术创造）过程都是自我与现实的折射。写作主体与日常和时代建立了某种对应，镜像成为另一种确切清晰的现实。”张哲说，伟大的作家作品往往具有复合式的艺术风格，比如马尔克斯，既是魔幻的（现代的），也是现实的。路遥的创作带有挽歌式的悲怆和诗意的情怀，在乡村景观逐渐式微的当下，尤其具有记录与再现的文本价值，对于大量涌现强调技术、符号甚至标签的现代性写作，也有良好的启示作用。“路遥夸父逐日一样的文学姿态，也带有极其丰富的书写精神隐喻。路遥的创作是以肉身的毁灭作为代价的，但就文学精神论，其书写恰好印证了文学的庄严肃穆，神圣高蹈。”
路遥研究仅是刚刚开始
摆脱固有的陈旧印象，需要新的材料来说话。学者程光炜近期在发掘、分析路遥文学史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有《文学年谱框架中的<路遥创作年表>》《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路遥和林虹关系的一则新材料》等文章面世。然而在程光炜看来，尽管路遥研究中已经有厚夫《路遥传》、航宇《路遥的时间》等史料详实的作品，但在路遥为什么要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在陈家山煤矿深入生活的事迹、第一部小说完成后隐瞒病情的经过、创作《平凡的世界》前后路遥与林达感情问题等几个重要方面，均缺乏可信的材料，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没有这些周边，《平凡的世界》的研究，将会变得非常孤立，处在被历史悬空的状态。”
路遥参与创办的《山花》
新材料固然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新视角往往更会让人耳目一新。陕西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评论家郉小利认为，路遥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六个字：走出去、在路上。一个人某种心理定势，往往源于童年或少年的某个体验特别深刻的经历，对于路遥来说，九岁那年从榆林清涧走到延安延川，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节点。“九岁，对生命已经有了真切的感受，也有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已经永远地积淀为路遥的一个心理定势，那就是，尽管他无限依恋，但他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贫苦不堪却又是温馨的清涧老家，衣衫褴褛，徒步走向一个未知的却可能活口的远方。”在九岁的这次行走之前，还没有路遥其人，后来叫路遥的人这时叫王卫国。“为什么后来会叫路遥？路漫漫其遥远兮的感受，就是他从这一次走出清涧中萌生的。最后，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从王卫国改成了路遥。”在郉小利看来，作为作家的路遥早在九岁那一年的出走和远行时便已经诞生，“从清涧老家到延川新家，路遥走了两天，但他当时的心理体验时间应该就是一辈子。路遥后来的生命历程，不过就是无数次地重复九岁这一次的生活体验和记忆。他后来所写的作品，《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代表作，也就是对他这一次生命体验的回忆和以复调的形式进行的改写。《人生》把路遥一生要表达的都表达了，它是路遥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世界的全部体验和思考的浓缩，《平凡的世界》不过是展开罢了。”
《路遥的时间》，航宇著（左）；《路遥传》，厚夫著（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路遥的创作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他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也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和书写者，他敏锐地抓住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社会转折的关键节点，对1975-1985年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分析和记录，为读者留下了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把自己短暂的一生熔铸在国家命运及时代大潮之中。这种殉道式的写作与忘我的创作精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陕西作家的精神风貌与责任担当。但也正如许多评论家有所“共识”的那样：“路遥的进步和超前在于一定的个人和自由意识，然而历史地看，他在思想的深层，还是缺乏更深层的个人和自由的意识，而受制于某种‘规范’的意志。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仍然是一个渴望现代但仍然处在前现代的人。这是路遥的局限，也是他的思想的悲剧。他勇敢地挑战着他那个时代，但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时代。”纵使再伟大的文学巨匠，也一定同时存在着光辉耀人的精彩和引以为憾的不足。进一步准确地分析路遥的文学成就与路遥所引发的文学现象，进一步厘清文学意义上的路遥与社会学意义上的路遥之间幽微深邃区隔，都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意义重大。如此，我们或许应该欣慰又诚恳地自认：路遥研究仅是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