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那浩瀚辽阔的星河里，大师名家群星璀璨，风格流派精彩纷呈。而白居易、元稹因其倡导的新乐府运动而大放异彩，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继汉、魏以来又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高潮。
白居易、元稹同为中唐时期诗名盖世的杰出诗人。二人都出身于败落的官宦世家，自幼家境清贫，勤奋好学，都是早年成名。唐贞元年间（公元802年左右）31岁的白居易与小他7岁的元稹，一起应试书判权萃科而及第，一起被授秘书省校书郎。由此相识、相交、相知，开始了他们二人诗歌创作上如切如磋、仕途上相互呼应、情感上如胶似漆的传奇生涯。“诗到元和体变新”。世称“元白”。千百年来，白居易、元稹的诗歌成就，世人有口皆碑；二人结成的旷世情谊，亦成为人们传颂至今的千古美谈。
相近的文学主张，元、白并肩在战斗
唐王朝实行科举招贤、诗赋取仕的用人制度。宪宗元和元年初，为应试求官，白居易、元稹参照朝廷颁布的“科策”（即当今的考试大纲）自试自砺，其成果载入《策林》75篇中，涵盖为君、化民、选能、吏治及礼乐文教等八个方面。涉及文学、诗歌创作方面，亦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主要是主张诗歌创作必须与社会现实和时政民生相联系，重写实，重讽喻，重视发挥其惩劝教育的社会功能。这，应该是他们新乐府诗歌的理论雏形吧。
是年4月，白居易、元稹应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同试及第者18人，元稹居榜首，授左拾遗，白居易则同授周至县尉。以前他们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社会褒贬世情，现在要逐步深入社会直面人生了。元和4年，白居易升迁左拾遗，元稹则调任监察御使，二人更直接置身于社会现实和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此后多年耳闻目睹朝廷昏暗，贪腐遍地，加之自身作为谏官、巡按，屡受诽谤陷害、排挤谪贬的感同身受，不断触发了他们作为诗人的道德良知，唤起了一代歌者以诗歌为武器的使命感。元稹过去一直推崇杜甫，主张学杜而变杜，提倡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清新诗风。这几年又极为赞赏刘猛、李余等人直面社会矛盾的乐府诗作，一面酬唱作和，一面思考并写出《乐府古题序》。同时元稹又以《叙诗寄乐天》同白居易进行深入的探讨交流。提出“寓意古题，全创新词”、“重在新题、词实乐流”等主张，对乐府诗进行实质性改造。白居易则一拍即合，连写《新乐府序》及《与元九书》，明确阐述了作诗的标准、目的、准则，在此基础上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论断，树起了密切联系现实，直面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旗帜。这就从根本上冲破了以前诗坛题材狭窄、格调低下的浮糜之气和“宫律高、文字奇、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之风，使诗歌创作完全建立在新乐府这套成熟、系统的理论基础之上。
由于顺应了中唐时期不满社会现状、要求鼎新革故的社会思潮，白居易、元稹新乐府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会上有识之士和诗人的广泛拥戴，成为很多诗人秉持的创作指南。当时新乐府诗派重要成员李绅，有《乐府新题》20首赠元稹，元稹便唱和回赠12首。白居易亦由此发端，一气呵成写出《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10首，这都在诗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新乐府诗作，是匕首是投枪，直刺黑暗社会的阴霾和贪官污吏的肺腑；是血书是檄文，控诉着昏暗的朝政和民生的维艰；是战鼓是号角，激励着人们不畏强暴顽强抗争。
元和六年，身为监察御使的元稹，奉命出使剑南东川。他细查民情，为88家冤民平反昭雪，并劾奏节度使贪赃枉法。此事牵连朝中7名重臣，一霎时风声鹤唳形成对他的围剿。此时白居易振臂疾呼：“元稹为御使，以直立其身，”“其手如屈铁，举必指佞臣……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赠樊著作》）。元稹则回赠：“君为著作词，志激词且温。璨然光扬者，皆以义烈闻”（《和乐天赠樊著作》）。作为诗人、斗士，二人确实站在一条战壕里。
随着仕途的变迁，无论在朝为官还是谪贬外地，白居易、元稹二人斗志不移，锐气不减，所触所感无不在其新乐府诗篇及以新乐府诗风一以贯之的诗歌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试看白居易《轻肥》，写尽内臣、大夫、将军赴会的气慨及酒食的丰盛，末尾笔锋一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投枪直刺当局统治者的咽喉。《新丰折臂翁》中老翁为避兵役“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臂”。抓兵时“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则是对战争、祸乱的谴责和控诉。元稹自不甘落后，《田家词》中写尽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重负，“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妇女小孩日夜捣米送粮交税赋，过不了关回家只有卖屋抵偿。《织妇词》中“东家白头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织妇劳作白头已老，为给贡品刺绣牵累得两个女儿不得出嫁遗误终生。都揭示出社会底层人民的苦苦挣扎和血泪控诉。
无庸讳言，相近的文学主张，经典的乐府诗作，成就了白居易、元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其诗歌作品倍受世人赞赏，传诵至今。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坦言：“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晚唐黄滔在《答陈磻隐论诗书》中更是赞美有加：“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
相似的仕途生涯，坎坷前行中成莫逆之交
主张惩恶劝善，将诗歌作为针砭时弊的利器，对于诗人兼官员于一身的白居易、元稹来说，无异于头顶自悬双刃剑。尽管白居易一再强调，“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但他哪里想到，天子、君主、朝政乃是百病之根，万痛之源，他们的歌诗，可能一时博得欢爱，但终究会自吞苦果。事实表明，他们的诗直抒胸臆，补阙时政，并将其作为政治理想、志向追求而付诸践行，无不处处受阻，举步维艰。元稹任左拾遗伊始，便接连上疏献表，“妄议”朝政；连续赴外巡按，查处当地贪官大僚，引起轰动。尤其在查处河南尹贪赃枉法时，却反被问责罚俸，遭受宦官辱骂毒打，最后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踏上了先后4次长达数十年的谪贬生涯。白居易同样被视为“异类”，处于官场的非议、诽谤乃至群殿之中。元和十年，他上疏请求追查刺杀宰相的凶犯，反被诬为越职言事，又以不孝、有失风雅等莫须有罪名，被贬为江州司马。此后虽有升迁，但他自持清白，不甘同流合污，一直在杭州、苏州、洛阳等地惨淡经营，苦渡余生。
相同的政见和主张，使元、白二人早年相识，相见恨晚，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情谊。在他们聚少离多的仕途生涯里，二人以诗传情，倾吐心声，鼓励慰藉，共渡时艰。在谪贬通州期间，元稹完成了长篇诗作《连昌宫词》及与白居易等人酬唱和作，达180余首。后来白居易被贬江州，二人亦常有诗作唱和，有自三十韵、五十韵乃至百韵。这些诗作饱含深情，文字秀美，格调清新，在江南世间、驿站沿途广为流传，造成了市面纸贵的现象。
最令人销魂难忘的，是白居易、元稹谪贬外地，二人的相思之情及诗书抒怀。元和十年8月，继元稹3月被贬通州（今四川达州）司马之后，白居易亦被贬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为惦念追思，白居易赴任时一路注意寻找元稹的墨迹。一日路经蓝桥驿，他“循墙绕柱觅君诗”，终于看到元稹外贬江陵五年后回京途中留下的《西归》诗句，见诗如面，百感交集。想到元稹1月喜冲冲奉召回京，却于3月又谪贬通州，联想自己同遭厄运，不禁悲从中来，他愤然提笔疾书《蓝桥驿见元九书》：“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西风我去时。”赴江州途中，往事历历在目，浮想联翩。在船上，他反复吟咏元稹的诗作，彻夜难眠，不禁写下《舟中读元九诗》：“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此情此景，该是多么的揪心之痛啊。元稹得知白居易被贬时，身患疟疾，神志昏迷，“垂死病中惊坐起”，疾笔书就《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白居易得诗后，给元稹寄去薄衣、凉席。回信感叹“垂死病中”见真情啊！不相干的人看了都不忍再看，何况是我！每每看它，心里总是凄恻难忍。元稹收到此信后遂有《得乐天书》：“远信入门皆有泪，妻惊女哭问如何？”看到远方来信未曾拆看便心知肚明禁不住号啕大哭，吓得妻子女儿莫名惊诧哭成一团。此情此景，又折射的是何等的肺腑情谊！
白居易、元稹不仅极为珍重友谊，还不忘相互鼓励慰藉。在后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元稹任浙东观察使期间，二人过从甚密。诗赋茗酒，国难民生，二人话锋所及无不是情之所系和志向追求。白居易在杭州期间，力主疏浚六井，缓解了百姓的饮水难题；修筑西湖堤坝，蓄水灌溉连续多年缓解了千顷农田的旱情。在苏州刺史任内，又组织开凿一条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长达七里的山塘河，为百姓出行提供了舟楫之便，带来了沿岸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元稹同样在任内，为所辖七州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政绩颇丰。可见白居易、元稹二人，不仅重情相思苦，还廉政勤为民啊！
出于对二人情谊交往的珍重，在白居易离任杭州时，元稹索要他平生全部的诗作文稿，自己不辞辛苦，精心编就《白氏长庆集》达50卷并亲自做序。后来白居易不顾身衰患病，又将二人所有的酬唱和作近千首，精心编就《因继集》17卷。二位诗坛齐名的顶级大师，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记述着他们胜似胞波的情谊和口碑盖世的才华，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稀世瑰宝。
相同的真情倾注，铸就“金石胶漆”
白居易16岁时，便以诗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而名扬天下，也养成了清高倨傲的习性。在如同当今的一次文学沙龙里，因一句“不批评，要诗歌做什么”，他与同样风流倜傥的天才少年元稹相识并秒杀拉近了距离。一起应试同授校书郎后，白居易情不自禁地赋诗赞曰：“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代书诗一百韵寄赠微之》）。由此二人一起当朝加班咬文嚼字，一起散步游玩花前月下，一起饮酒赋诗汪洋恣肆，一起倾吐抱负肝胆相见。四年后为应试求官，二人寓居京郊华阳观，一连数月精心准备闭门不出，有时甚至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就朝政时局、礼仪道德、文学歌诗及志向抱负、人格追求等等互吐心机，不断增进了相互了解。应试及第授官后，白居易百感交集，赋诗《赠元稹》坦言：“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同源同基，为二人的友谊注入了亘久不竭的动力。
事实上，白居易、元稹的情谊，不仅表现为相聚时的开心快乐，更体现在离别时的相思煎熬。在分别授任左拾遗和监察御使后，聚少离多，作别就成了家常便饭。元稹经常要外巡办案，使留守长安的白居易茶饭无味嗟叹不已。在《别元九后咏怀》中他哀叹：“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元和四年，元稹出使剑南东川，至汉中夜宿汉川驿时，梦见白居易与友人同游曲江：“梦君同游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使东川·梁州梦》）。而恰巧当天，白居易与友人李杓直同游曲江、慈恩寺，一时兴起思念起远方的元稹，即席赋诗“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古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简直是天人感应！一个在梁州梦见对方游曲江，一个在曲江游玩时估计对方在梁州。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白居易、元稹不仅私交甚深，家人也过从甚密。元稹丧母、丁忧期间，“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遗悲怀》），生活十分艰辛。白居易知情后十分同情，他同母亲多次前去看望，并慷慨解囊给予资助，又亲自为元母郑氏书写墓志铭。后来白母逝去，元稹径直送来20万钱，让丧母又丧幼女的白居易倍感慰藉。元稹于武昌病逝后，半体麻痹的白居易手拄拐杖，亲迎灵柩，亲致奠文，亲自为元稹书写墓志铭。老友的故去让白居易读书想，喝酒想，做梦想，怅然若失，难以度日。常常自叹“老来多健忘，惟不忘相思”（《偶作寄朗之》）。一日梦见二人相会，惊醒后含泪疾书《梦微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有次无意中听到一位歌女唱起元稹的诗句，在场的白居易不禁悲从中来，热泪难掩：“时向歌中闻一句，未容倾耳已伤心”（《闻歌者唱微之诗》）。十年后，年逾古稀的白居易，在卢姓友人处看到其与元稹的和作，顿时泪流满面，在诗集后留言：“昔闻元九咏君诗，恨与卢君相识迟。今日逢君开旧卷，卷中多道赠微之。”第二天醒来，泪眼依然泪满襟！
对于白居易和元稹的情谊及评判，还是听听白居易的肺腑之言吧。在《代书诗一百韵赠微之》中，他将二人关系定格为“方定金兰契，言通药石规。”二人的交往“然自古今来，几人号胶漆”（《和寄乐天》）。而在悼词《祭微之文》中，白居易更是言之凿凿：“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金石胶漆，未足为喻”。二人的情谊坚若金石，情同胶漆。真乃字字千钧，掷地铿锵！
如此“文友诗敌”，如此旷世情谊！试问诸君，世间还有乎？
作者简介：韩惠民，陕西西安人，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毕业，曾在海軍后勤部及秦皇島、西安部队服役计26年，后转业陕西金融系统工作。现己退休。喜爱文学，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人民海軍》、《北京青年》及《陕西日报》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