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争吵是命定的事。妥协、相安和扶生，也都是命定的事。哈金的名作《等待》的开篇是：
『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他们一起跑了好多趟吴家镇的法院，但是当法官问淑玉是否愿意离婚时，她总是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年复一年，他们到吴家镇去离婚，每次都拿着同一张结婚证回来。那是二十年前县结婚登记处发给他们的结婚证。』
这开篇的一段，让几乎所有的美国读者，都感到愕然与惊颤，其不可思议的境况，如同和睦家庭的堂屋里，会定时刮起田野的龙卷风。读者几乎人人以为，这是天下小说最好的开头，犹若他们在烦闷的夏天准备远行时，一出门就遇上了神秘凉爽的客车。而在中国的一边，人们对到这样一个段落，并不会有美国人的意外和愕然。因为，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是我们说的，命定的事。
哈金的了得，正是他深深地谙明着作家该怎样向生活与人的命运最深沉地鞠躬。而于我言，在十几年前读到这个开篇的段落时，独自在屋里没有骇人的颤感，也没有不以为然的凡庸，只是不知为何会放下书来，独自在屋里久久地沉默和呆怔。独自望着窗外的大千世界，仿佛被哈金的灸针，缓缓捻捻地刺中了某个被人忽略的命穴。有一种为《等待》中的孔林和淑玉夫妻盈泪的慢痛，在心里潺潺地浸流，不止不息，纠纠绕绕，并对那忽然到来的沉默，甘愿沉溺其中，又想要浮游上来，正如一个人钻进水里憋气时，那永恒一瞬的犹豫和坚持。
我和妻子在上世纪的1984年结婚。结婚时26岁。因为从小渴望对土地的逃离，乃至于想要在城里成家立业，会成为一代、几代人的梦想，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的渴望和奋斗。对于“吃商品粮”和“市民户口”的理解，是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样。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是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乃至自己发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之后，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两年里，被五六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后断然拒绝，甚至连“婉拒”那样的安慰都没有得到。于是，一种自作的绝望，化为于连式沉默的苦痛，日日都在我青春的饭里蒸煮和煎熬。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的仇恨与愤懑，反而更加努力地追求和向往。也就这个时候，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到了我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所有相亲的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娴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的往来和可能。这中间，是犹豫大于默认，还是默认大于犹豫，我一生都没有弄明白。只怕她的一生，也都没有去回忆分辨过往的事情。总之，我们都在犹豫和默认之中。在她，我不知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的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我的岳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他们开封，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洛阳或我山区的老家。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落根的地方，却是十几岁都已赌选的豫西洛阳——那个离我老家六十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的豫东开封。就这么，犹豫着，默认着。默认着，也犹豫着。彼此迟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来向、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也就这个时候，1984年的又一天里，我哥哥突然朝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去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回到他的床前，对哥哥说，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度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
他说，他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哥哥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相距几百公里。说完后彼此在电话中沉默不语。而我，却是能听到哥哥在那头伤悲而无奈的喘息。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里，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营房中沉默的无奈。于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将要炸开的时候，哥哥缓解着说了一句：
“看看吧，去和人家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然后，哥哥放下了电话。
我在这头，河南商丘的33636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哥哥放扣电话的声音，像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耕用一天的锄头，顿放在了收工回家的田野。看着我握在手里耳机音口上挂着的我的哈气的汗粒，看着夏天窗外营院的落叶，当我放下电话从那间机关办公房里走出来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安排的力量，正朝我围将过来，觉得自己不迎将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那时，军营里有了下班的号声，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音，正连续地吹响在我的头顶。
而我，没有去集合吃饭。
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和准备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红砖围墙堵着的豫东平原，取出口袋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点数了里边的钱数，就转身朝营房外面去了。
朝火车站的方向去了。
我要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和他人一样的一对夫妻，如果你不应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时，我没有想到啥儿自私，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有一种威胁，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决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着。从军营里出来，也就赶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下来，也就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
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行驶时间，是将近四个小时。火车自然是现在极其少见的绿皮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个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旷野沙地时我想了什么，也记不得经过因为有着焦裕禄在那儿的出现而著名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地带时，对饥饿、贫穷和逃离与奋斗的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许多的名著，对《红与黑》中于连印象的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身心上的疤痕。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运，远远地好于自己。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因为，那个遥不可及的巴黎，简直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圣地；那里的繁华与贵族人的生活，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和触摸的高高挂在天空中的金丝绒的窗帘。而我，和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们，只是想要逃离土地，想要自己有个城市的户口，和一间城里的房屋。而在内心的深处，并不去渴望那种巴黎式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来是有着于连的脉动，有着于连对人生与命运的谙解。也就那么到了开封。到了在落日中安静在熙攘间的被《水浒传》描写过的宋都大相国寺边的胡同口，依时依点的，等着对象的下班，等着她骑车回来时我的摊牌和请求。
那条胡同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如同我命运中总在跳动的一根神经，狭窄，曲长，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铺就碎裂的砖地。胡同两侧老平房的院墙屋壁，全都砖粉泥落，涂着的白灰，显出岁月的灰黑。斜立在墙边的几根水泥电线杆上，东来西去的电线，把胡同的上空，切割为一块一块的蓝色，很像春天飘浮在头顶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儿等她。也就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车水马龙的鼓楼大街，拐进了这条宁静沉闷的胡同。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
刹车。下来。说了两句很平常的问话：
“你又出差？”
“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我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口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开封的电瓶车厂上班，是那厂里的车工。身上制服式样的工装，那种灰蓝的颜色，是可以和黄昏、蓝天融在一起、混为一谈而不分彼此的大同。就那么站了一会。就那么闷着想了一会，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
“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也就走了。
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很慢，一直那么推着，再也没有骑上。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后影，待她走出十几步时，又追着大声唤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唤叫，是不是一种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传递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听到了我的唤话，扭头看了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啥，就又那么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钢丝的绳上，一样缓慢，一样谨小，一样地在平衡思量着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在那叫吹鼓台街的胡同口吃的。是一碗我爱吃的烩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烩面坐在路边的窗口，大约用了三十分钟。而就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一块来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并不等我说句啥儿，她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转身走了。好像我在这胡同口“逼婚”的等待，会惹出什么事端一样。再或，是她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是偷着出来为了安慰我说的假话一样。总之，在那小馆的路边，她慢慢地说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后，我再次望着那条胡同，再次望着她的后影时，对她和我人生的感激，忽然觉得如不像《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跪在广场（城市）的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去吻那肮脏（城市）的土地”，我将无法说明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感谢。
她走后，我的泪水莹莹哗哗地流了下来。
就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
就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在我们结婚后不久，到底如他预感的一样，苦痛地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