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种的家风
文 / 刘兆林
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却种出唯有读书高的家风来，这似乎不合情理。
我爷爷，生于生有孔圣人的山东；我父亲，生于我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的路上；我生于新中国诞生那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了脚就没挪窝的黑土小镇。爷爷逃荒东北20多年后，仍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四个儿子，都从小读书，且一个比一个读得多。排行最小的父亲，读完本镇的新学堂，又到县城读“国高”，再到外省省城读军校。新中国成立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助理，父亲则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职业教师。到了我们一大帮孙子辈，不管男女，起码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家我大姐，考到省城读大专，毕业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堂哥工作没出本县，后来成了县长，这在当时一个区区小镇，可算大事了。而姥姥家大我四五岁的老姨，小学竟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女孩没有一个读书的，男孩也没一个读到高中的。
同是不识一字的农民，因何种出两种家风？从孔圣人老家逃荒到关外的爷爷，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影响，加上漫漫逃荒路途中的见识，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定有不同。但毕竟爷爷也是农民，他想的唯有读书高，不会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读书能出息人、过好日子。看见正帮父亲挖菜园累出一头汗的我，爷爷说，这孩子真懒，写作业去！在他眼里，学生不刻苦读书就是懒。见开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许多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当教师的我父亲，一放暑假他便会问，柴火够烧了吗？父亲就得带上母亲，让屋后堆起够烧一年的柴山。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偶尔会问，夜校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念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这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比如，年年被推举为给社里看瓜果的“老瓜头”，他对我能用所学知识帮他修理手电筒、收音机、理发推子这“三大件”看园武器，分外高兴。爷爷有句话我至今印象很深：“社里东西，不能往家拿！”这是我到瓜果园帮他修理“三大件”时听到的。为防自己寂寞，也为防别人偷瓜果，爷爷总好背着收音机，拎了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和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喊我到瓜果园去理、去修。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也会说，让你吃点，是你修手电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有时也见爷爷往家带过瓜果，那是每个社员都有份的。我也碰巧见过队领导叫人捎条子，让爷爷给县上来的人摘些瓜果送去，这时爷爷绝不求我念那条子，而说他一个大字不识，谁的字条都不认得。记得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觉，偷果不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致跑到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财物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律条，当然这律条也死贴在父亲的心上了。
我独生儿子报考大学时，我已当上有文凭的军旅作家了。我心知肚明，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写书比读书更高。关于选哪个专业让儿子去读，我和妻子一致同意，读军校文科。我知道爷爷曾同意父亲读军校，但没读完学校黄了，父亲才回家乡当教师的。妻子是中学教师，我是武人堆里的文人，力所能及的只是把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正式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文人。儿子如了我的愿，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又获人大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大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武人堆里能写书的文人。这既随了祖父种植的家风，也合乎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每念及此就仿佛看到，故去多年的爷爷坐在老家旧屋前，背靠早早备下的红漆棺材看着我，暖暖日光下的闪闪白发与喜洋洋的棺材，辉映给老人家一脸金红的安详。
